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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立奎

余立奎个人资料:余立奎(1889—1967),1889年出生于安徽肥东,1910年毕业于安徽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
资料更新时间:2020-01-06 09:57:52

一、个人简介

余立奎(1889—1967),1889年出生于安徽肥东,1910年毕业于安徽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余立奎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安徽肥东

出生日期:1889年

逝世日期:1967年

职业:军人

毕业院校:安徽陆军讲武堂

主要成就:组织“安徽劳工敢死队”

三、人物生平

1921年,爱国义士王亚樵组织“安徽劳工敢死队”,又称“斧头党”、“斧头帮”,1929年王亚樵在上海开展反霸除奸活动,组织“安徽籍劳工总会”,后改组为“铁血锄奸团”,余立奎为“斧头帮”及后来的“铁血锄奸团”骨干成员,并参与了该爱国组织策划的“刺杀宋子文案”、“刺杀汪精卫案”、“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被炸案”、炸死炸伤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等多名日本高级侵华军政要人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等多次行动。

1924年,任建国湘军独立旅旅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北伐战争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48军第1师师长。

1929年,余立奎赴常州率旧部第四独立旅旅彭建国部参与由王亚樵、王乐平组织的“民国18年三路军讨蒋”行动,沿京沪线直捣南京。后由于叛徒留日归国学生赵铁桥叛变告密致行动失败,余立奎战败被俘与三路军中的首将方振武同关押于陆军监狱。1931年出狱后,参加广州独立,进行反蒋活动,任17军军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部众分头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时值蒋介石筹划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悉王亚樵任义勇军司令极为震怒,令蔡廷锴、蒋光鼐撤除王亚樵义勇军司令,解散义勇军。蔡、蒋两军长与亚樵面商,将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负责前方指挥,王亚樵退居幕后主持后方。“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决死军改为19路军补充团,余立奎任团长。

1933年冬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活动,任副官长。1935年由于参加行刺汪精卫的案件在香港被捕,1936年被引渡至南京后,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死刑,遭到长期监禁至1948年释放。

1950年任南京救济分会监委会副主任,并由李济深先生介绍任民革南京分部常务委员。1951年余立奎先生回安徽后,历任皖北行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第一、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

1967年逝世,享年78岁。

余立奎先生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毕生倾心于爱国活动。

四、主要事迹

1931年,在蒋介石,宋子文的排挤下,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下台。孙科异常气愤,遂派其亲信马超俊面晤王亚樵,请刺宋子文以泄愤,并允给巨资以作各种布置费用。王即在京沪两处各设一个刺宋小组:派南京者为华克之、张玉华、成城、张慧中等,均住仙鹤街我的家中。他们不断与财政部的某职员联系,侦察宋子文的行踪,但无法下手。派在上海的是刘刚、李恺、谢文达、孙凤鸣、肖佩伟等八人。除各发手枪一支和子弹外,我又由虹口日本浪人手里买来破坏力很大的炸*弹一枚,发给他们,以便拒捕之用。后来,他们认为炸弹较少,又买了用洋铁桶筒装药,威力很小的炸弹两颗备用。1931年7月23日下午,华克之、成城等侦悉宋子文当晚赴沪与财团商洽借款事宜。王亚樵急嘱刘刚等八人立即出动到北火车站等候下手,又派十余人把守站外各处,作接应和拒捕之用。24日上午8时许,宋乖专列到站,由随员卫士等簇拥下车。宋的机要秘书唐腴庐走在前边,因身材与宋相似,成城、刘刚、李恺、孙凤鸣等便一拥而上,集中对唐射击,唐中弹多发,当即倒地,做了宋子文的替死鬼。这时刘刚等认为目的已达到,掷下两颗劣制炸弹,一时黄烟笼罩,刺宋八人混在乱窜的乖客中逃走了。

刺宋案发生后,各地风声很紧。王亚樵避居广东友人翁旭初家中的三楼上,闭门不出,下手刺宋者亦各自暂避。刺宋虽没成,但孙科仍赠王亚樵一笔巨款,确数不祥,只知王亚樵事后发给参加者每人一千元。

蒋介石在南京得悉宋在上海遇刺未中后,大为震怒,急令戴笠侦破。因此,王亚樵、华克之、孙凤鸣、张玉华、刘刚、李恺及所有参加刺宋案的人先后化装改名,设法离沪避往香港作寓公,我亦改名李自安,化装到福州,在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处暂避。不久,蒋介石来电,请蒋光鼐交我归案,我又转往香港。

1932年我与王亚樵及全体避难香港旧友先后返回上海。但因蒋对王亚樵一党、及“学生”侦缉毫不松懈,必欲捕而杀之,不久王亚樵和其左右重要人物又一次避居香港。1935年春,华克之,孙凤鸣两人亦来港。大家会面后,即开始计议今后如何继续行动。王亚樵提出,今后必须继续暗杀蒋贼,请大家共同讨论一个如何接近蒋,以便有机会下手的办法。当时华克之建议说,最好设法在南京设一个通讯社,取得记者的身份,就能接近蒋的身边,有下手的机会。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当即决定设立晨光通讯社,公推华克之为社长,张四明、贺坡光、孙鸣凤等三人为记者,其它人员由华负责慎重考察录用。不久,华、张、贺、孙四人就离港前往南京,托友人在城南大夫第租一所房屋为社祉。经申请行政院,南京市政府批准,通讯社于5月间成立,开始发稿。

该通讯社的经费,经我前往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面晤肖佛成、黄季陆、邹鲁等,又征得胡汉民的同意,得到每月毫洋三千的补助。这项补助只领了九个月,以后停发。

晨光通讯社发稿后,孙凤鸣、张四明、贺坡光等均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央各院、部会内采访新闻。不久,获悉国民党中央党部11月1日召开六中全会,他们就秘密议决:在参加开幕大会时下手,以蒋介石为第一目标,汪精卫为第二目标,由枪法最好的孙凤鸣下手。孙在香港时即对王亚樵说,数年来反蒋活动都失败,深感惭愧,此次前往南京,抱必死之心完成任务。因此在秘密会议上,他就自告奋勇,由他一人在参加大会时下手。同时,孙将爱人崔玉瑶和儿子先送香港,交王亚樵照顾。孙在信中说:这次闯入中央党部,不论结果如何,绝无生还之望,已预作准备,以免个人受非刑拷打,亦免大家受牵连。

孙凤鸣10月28日就向行政院登记领取大会出入证,但直至31日尚没领到。到了11月1日清晨,孙情急万分,再往催领,才由一个秘书发给一张出入证。孙即返社中,取出六轮手枪,装上子弹,又将事先购卖的鸦片大泡子九粒(长寸余,共重约一两)放于口中嚼碎,用开水送入腹中。他对华、贺、张说:我下手照计划以蒋为首,汪为次。如果两贼均不在,则搞一个大骚动,大声宣布蒋汪两人祸国殃民的种种罪状后,开枪自杀。孙走后,社中人员即照事前计划,将所有书信文件全部焚毁,通知家具店,将租来的家具搬回;留下一封信:外写留给来人们,内写“发给出入证的行政院秘书与我们素无关系,请不要冤枉他”。晨8时以后,全社人员从容避走。

孙凤鸣闯进中央党部大门,此时大院中正在布置全体合影座位。不一会,中央军政大员纷纷入场落座,汪精卫端坐前排正中,蒋介石不在座,孙鸣凤就在上前摄影时,抽出手枪对汪射击。第一枪正中头部,汪即倒地,第二枪射中背部,子弹连同背带铜扣,卡在汪的骨中,第三枪射中臂膀。这时张继跑到孙后,双手紧抱孙的腰际,张学良又令卫士向孙开枪,射中腿部,当场将孙拿获。孙凤鸣当晚因鸦片中毒而死,没留下任何口供。

这次谋刺行动,本来是异常严密,不易找出线索的。后来所以竟被发现内幕真相,致使很多人被株连的原因是:在刺汪案的前两个月,有个无锡人,前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成,浙江人项仲霖,都是王亚樵旧友,且与华克之、张四明相识,到了南京,曾投晨光通讯社暂住。李、项不知办社内幕,面询华说:你们办通讯社,行政院是否给津贴?华答:我们不要。李又说:办通讯社没有津贴怎能长期维持呢?行政院我有熟人,我去替你们联系要求一下。华淡淡地说,最好请你们不要去。但李、项为了帮忙,仍去行政院代为要求,未准。因此在无形中露了马脚。在大批特务无法找到线索时,行政院说李、项曾为晨光通讯社代请津贴。特务即将二人逮捕(在刺汪案发生时,华曾通知二人立即离开南京,但二人认为自已的确与此案无关,迟迟未行)。李、项在酷刑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全部职工的名单及籍贯。

这时华克之,张四明已避往上海,贺坡光避丹阳家中,特务们首先追至贺家,因贺转往它处而扑空,便将贺的老母逮捕。查悉贺的长兄在镇江开店,特务们又转往镇江逮捕了贺的兄嫂,封闭店铺。贺坡光闻讯,毅然到南京投案。严刑之下,除供出此案为王亚樵主使外,还供出行刺计划原为蒋是第一目标,汪是第二目标的细节。蒋介石勃然大怒,严令戴笠不独对王亚樵和我及在名单者务获严办,即是王亚樵的亲友,学生都要一律逮捕。因此京沪各地特务满天飞,四出疯狂捕人,许多无辜者都被捕,在严刑拷打下,定了莫须有的罪名。

不久,我也在香港被捕。王亚樵从香港逃往梧州,特务们跟踪而至,在那里把他刺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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