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皮乌斯（З .Н .Гиппиус，1869—1945）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具个性、最富宗教感的女诗人之一，她的创作被誉为“有着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

吉皮乌斯（З .Н .Гиппиус，1869—1945）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具个性、最富宗教感的女诗人之一，她的创作被誉为“有着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

关于这位女诗人，勃柳索夫认为，“吉皮乌斯女士属于我们最杰出的艺术家之列。她的诗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安年斯基则宣称，她的创作“有着我们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两位象征主义诗歌的巨擘对她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她在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诗歌史上那不可忽略的地位。

吉皮乌斯诞生于俄罗斯中部图拉省的别寥瓦城。父亲的远祖是德国移民，本人是律师，母亲是西伯利亚一位县警察局长的女儿。吉皮乌斯的童年和少年在乌克兰的涅仁县度过。为了让女儿能接受正规的教育，父亲曾经尝试把她送到基辅的女子学院学习。可是，由于无法承受亲人离别的悲伤，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在学院的附属医院里度过。面对这种情形，父亲只好让步，把她重新接回家。于是，吉皮乌斯开始以自学的方式来汲取知识与智慧。吉皮乌斯的自学尽管不太系统，但阅读量大得惊人，她几乎读完了俄罗斯文学所有的名著，对果戈理、屠格涅夫了如指掌，尤其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 1889年1月8日，吉皮乌斯嫁给了著名作家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婚礼举行得十分简单、朴素，按照她在回忆录中的记述，“有点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写的吉蒂的婚礼”。婚后不久，他们就来到了彼得堡。在丈夫的引荐下，吉皮乌斯很快进入了彼得堡的文学圈子，她在《北方导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190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889－1903诗集》，这部诗集收入了很多在当时惊世骇俗的作品，如：“我的道路残酷无情，它把我带向死亡。可我爱自己，就像爱上帝，爱情将拯救我的灵魂”、“爱，只有一次，好比只有一次的死”、“我追求我一无所知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呀，这世界上没有”。在主题上，吉皮乌斯的诗歌大体与“老一代”象征主义诗人相同，描述孤独、爱、死、个性，人的无力感，神性和兽性的交织与纠缠，等等。在诗歌语言上，她喜欢运用祈使句，直抒胸臆，却又注意在诗中注入深刻的哲理，关注存在的根本问题，力图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必然性中寻找偶然性，在绝望深处捕捉希望。 1901年，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组织宗教－哲学协会，吉皮乌斯夫妇是它的第一批参加者。至于他们的寓所“莫罗兹之家”，就成了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被看成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一块绿洲。吉皮乌斯根据自己的宗教观，把人类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圣父阶段，也就是“旧约”的时代，那是人类体会上帝的力量和权威，认识世界的真理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圣子耶稣阶段，也就是“新约”的时代，同时也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爱在这一阶段成为真理的象征；第三阶段是圣灵阶段，永恒的女性－圣母阶段，也就是“第三约”的时代，那是人类的未来，自由将成为爱的象征，到那个时代，人类生存中的一切矛盾——性与禁欲、奴役与自由、恨与爱、无神论与宗教，等等，都将得到解决。在整个俄罗斯诗歌史上，吉皮乌斯或许称得上最具宗教感的大诗人之一，她认为，人的本性最自然和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祈祷。在她的心目中，真理或探索真理，要高于人间的幸福，因此，她在诗中宣称：“我并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 由于不满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官僚们的腐败，吉皮乌斯发自内心地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出现变动，渴望出现革命，希冀从革命和变动中创造一个新俄罗斯。为此，她热烈欢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来临。可是，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在日记中写道：“这种沉重地靠压在过去的奴隶身上的‘自由’过于残酷”。她所理解的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属于宗教层次上的革命。但是，现实的粗鄙、暴力和血腥与她的理想差距很远，以致于她根本无法接受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1920年初，吉皮乌斯与丈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偷渡出境。自1921年底开始，便一直侨居于巴黎。他们在巴黎继续宣传“第三约”和“新基督教”的精神，组织宗教－哲学团体“绿灯社”，举办沙龙“文学星期天”，在自己的周围集聚了一大批侨民知识界的精英人物，为侨民文学的第一个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年，她一直坚持着写作，留下了两部出色的回忆录《活生生的面孔》和《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她留下的最后一首诗则是：“最后一棵松树被照亮。／黑色的木墩在下面凸现。／而今，它也即将消失。／临近结束的白昼一去不返。／白昼消失。白昼内部有什么？／我不知道，它像鸟儿一般飞走。／它不过是一个平常的白昼，／可是，毕竟呀，—去不返。”

其诗作在展示人类在生命的两极之间彷徨、犹豫、挣扎的浮悬状态的同时，也体现出这位女诗人对存在所抱有的“诗意的永恒渴望”，以及在苦难中咀嚼生活的甜蜜、在绝望中寻觅希望的高傲。

吉皮乌斯既是个非常纯粹的宗教诗人，又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的传承者之一。她那些热烈地呼唤上帝之爱的诗歌清澈明快，意象舒张，甚少晦涩之处；她给宗教主题配备的意象密集而奔放。诗人时而放声呐喊“上帝，我的上帝，太阳，你在何方？”（《八月》），时而沉醉于“此刻世界上再没有别人/唯有上帝，天空和我”（《瞬间》），时而满怀自负地宣称“我像上帝一样，渴望了解每个人的一切”（《路人》），这种对至高至善的向往甚至覆盖了她浓厚的乡土意识，而后者几乎是俄罗斯文人的共同特征。俄罗斯抒情诗传统自十九世纪以降就在西方精神的两大源头——希腊和希伯莱文化——之间显示着独立寒冬的自傲和犹疑，哲思不足而文情过剩，吉皮乌斯的出现加剧了这一倾向。她念念不忘把自己置于上帝的目光之下，置于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的神学体系之中，这体系标出唯一的一个远端，坚实地将她包裹进去。 强悍的宗教背景孕育了激情澎湃的诗句，也凸现了这位女诗人在本土同胞——“诗坛双璧”阿赫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面前的殊异之处。无论是阿氏的《安魂曲》还是茨氏的《约会》，其悲壮都与婉转的女性色彩水乳交融，但在吉皮乌斯为数众多的以爱情为题的诗篇里，其性别特征始终是暧昧不明的。这些诗歌绝大多数以男人的口吻叙说，爱者与被爱者皆面目朦胧。1903年的《吻》，也许是吉皮乌斯形式上最为纯粹的一首爱情诗歌：“安妮斯，何时能把我的微笑/靠近你迷人的嘴唇？/不要像胆怯的鱼儿被吓跑/未来怎么样——我也不知情。”温柔的嘴唇、按捺不住跳动的心脏、“滑动的吻”，似乎标志出诗人最接近爱情的一刻，然而这爱情却仅止于这种无限靠近——恰如诗人与上帝的关系一般。那个饱含爱的激情的主人公不住地鼓励对方“看着我，别害怕，我的目光多纯洁”，但他自己心里仍然在回味“允诺的那一瞬间多么美丽”。一边是无法抑制的青春冲动，一边是以几乎静止一般的靠近；词句间渗透出的温暖的呼吸，仿佛构成了这漫长的一吻的全部。 诗写到这个地步，难免要遭到事关同性恋的猜疑。一个正常的女人怎么会对“吻”的意象进行这般暧昧的描述呢？吉皮乌斯写了许多表达对女性的爱恋的诗歌，在这些诗歌里，爱情永远只停留在形成阶段，说话人不停地许愿“我将给你带小门的透明屋子/献上一朵鲜艳的百合花”（《致群山中的她》），或迷惑“难道我们之间的一切永远缺乏露水/既没有露水，也没有爱情”（《露水名字》），或追忆“我爱过她，爱得几近疯狂……/在我垂暮之年她是否能明白？”（《她走过去…》），所有这一切，皆宿命般地无从化为确切的感官经验。这是否说明，同性恋如同一种难言之隐，始终在诗人的心灵里作痛？ 吉皮乌斯的秘密在《洞隙》一诗中有所明朗：“在人间我只爱非人间的东西，/我爱她……她和你——是一个环节”。按我的理解，这里的“你”应是指代上帝（在另一首诗《爱情》中，指代上帝的是“他”——“上路吧，痛苦与欢笑的人们，/大家都向他走去”）；“只爱非人间的东西”透露着她不满足于世俗之爱。诗人把自己想象为爱情中人，却有意识地回避着肌肤之亲，萦绕在她脑海里的是爱情的形上象征，是它与宗教追求合而为一，作为上帝赐予人间福祉之明证的幻境。于是，她努力不使自己完全介入爱情叙事之中，而要在情节之外同时保持一个宗教布道者的使命感和落寞状态。在这两种力量的扯动下，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在恋爱中男子的位置，主动地靠近，按捺不住地冲动，但只字不提带有女性色彩的泪水和欢笑——情到浓时的自然结晶。爱人的终极境界是和爱上帝的统一。到了《自由》一诗中，吉皮乌斯这样向人们宣示她与上帝的确切关系：“我只是以儿子的名义/呼唤上帝，生命的创造者。” 吉皮乌斯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不想要鲜明的女性特征，同样也不想要鲜明的男性特征。每时每刻都有人反感我——在女人身边我女性的一面就活跃起来，跟男人在一起则男性的一面活跃！我在我的思想、欲望、精神里更像个男人；但在身体里——我还是个女人。两者纠缠在一起，令我对其一片茫然。 “我的吻与那作为迈向爱的（纯物理的）形式的第一步的‘吻’迥然不同；我的吻迈向真正的爱。” 　至此，吉皮乌斯的“倾向”似乎不言而喻了。但我更关心的还是她所谓的“真正的爱”（real love）——在我看来，这种爱只能作为天路历程的一部分而存在，作为诗人精神世界无限扩容的界碑而存在。当她设定属于上帝的席位的时候，与其说这个上帝是驾驭万物的全知全能者，最终审判的主持者，毋宁说他是光明和善的象征，一个此世者可以无限接近的超验存在，或可被替换为精神世界的最高层次；而同时，“此世”又是人所不可轻易抛弃的、实践责任伦理的舞台。所以，吉皮乌斯能从德国人保罗·蒂利希那里得到支援，后者主张“绝对信仰”、一个“超越上帝的上帝”，主张人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终极的依据——“存在的勇气”。我们看到，吉皮乌斯在自己的诗里执拗地呼唤上帝，在诗的结尾表达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愿望，与蒂利希的诉求遥相呼应。“一切愿望，远的和近的愿望——/被铸成一个伟大的圆环。/我的渴望，恰似着火的风，/恰似飓风一样狂烈而无限。”（《深夜》）——正是“女性”彻底缺席之处，涌动着“存在”本身的豪迈。 古米廖夫说过，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的神学追求，表现在“我们像梦见最高奖赏一样梦见最后一刻的形象，它一刹那也不愿打断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永远不会降临。” 吉皮乌斯的上帝正是这样一种“最高奖赏”，当它降临的时候，处在最后一刻的人将获得永恒的欢悦。为此，她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经营她的虔诚，经营一个融化了爱情魔法的精神世界。那么她得到了什么呢？还是用吉皮乌斯回忆录中的话来作答：“如果说俄罗斯当时的儿女中有很多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青春年华，如果说年老时他们的白发散发着芬芳，这莫不是因为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埋藏着宗教真理的种子？不必自欺欺人：没有坚实的老根，长不出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幼芽。”

倾诉天空沮丧、低垂， 可我知道我心境高尚。 我与你古怪亲近． 我们各自生活孤单。 我的道路线酷无情． 它正把我引向死神。 但我爱自己，如爱上帝 爱情拯救我的灵魂。 我若在途中感到劳累， 开始灰心地牢骚满腹 我若是奋起反抗， 并敢于渴望幸福，—— 切莫一去不返地把我抛弃 在那灰蒙蒙的艰苦时日。 我恳求你安慰、怜惜、 并且拥抱虚弱的兄弟。 我与你是唯一的亲人， 我们两人走向东方。 苍穹低垂．幸灾乐祸， 但我相信我们心境高尚。 歌我的窗口开得真高， 开得其高。 我只见天上晚霞映照，—— 晚霞映照。 天空看来苍白而空寂， 那么苍白，空寂…… 它对我凄苦的心不抱怜意 它不会抱怜意。 唉，哀伤欲狂的我渐渐死去， 我渐渐死去， 我追求的是我所不知的东西， 不知的东西—— 这种愿望何不知来自何方， 来自何方， 我的心哪，一心把奇迹向往 向往！ 但求出现奇迹，这奇迹不曾有过， 从不曾有过，—— 苍白的天空已经向我许诺， 它把奇迹许诺， 但我无泪地哭，哭许诺的虚谬， 这许诺虚谬…… 我所需要的，世界上没有， 世界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