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军，1970年生，最具经验和实力的非虚构作家，知名记者，专栏作家。曾任《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南都周刊》、《体育画报》、《中国新闻周刊》主笔。2008年采访一百余人，完成纪实作品《大脚印儿》。

关军，1970年生，最具经验和实力的非虚构作家，知名记者，专栏作家。曾任《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南都周刊》、《体育画报》、《中国新闻周刊》主笔。2008年采访一百余人，完成纪实作品《大脚印儿》。

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当初的激情早已褪去，奥运也渐渐成为了记忆。但是整个2008年对于中国人而言却依然刻骨铭心。这些事件未必都与奥运有直接关联，但却都是2008奥运年的组成部分。一位名叫关军的中国记者，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采访，写出了一本社会全景式的著作，名为《大脚印儿》。

《大脚印儿》这本书首先以12个月的时序介绍了每个月的重大事件，其中大量描写都是 "现场实景"，而在第二部分则是七个"列传"。作者为之作传的人物除了刘翔、火炬手金晶等知名人物外，还包括奥运民工、拆迁居民、奥运口号投稿者等普通人物。这样一部著作，也许会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和兴趣。但是在联系了20多家多家国内出版社，却没有人愿意出版之后，关军决定将作品通过网络传播，网络版本的封面上有这么一行字"2008年，假如你曾参与抗议家乐福，参与抗议CNN，曾认为受到西方的迫害，那么，建议你不要阅读此书，以免引起不适"。

以下是采访内容：

记者：关军先生，您的最新作品是《大脚印儿：见证奥运阴影下的2008》，为什么您会想到要写这本书？

关军：第一，我的记者生涯比较复杂，既做过体育方面的，在《体育画报》中文版，也做过社会方面的，比如在《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所以我很愿意通过体育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而奥运会我觉得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中国办奥运本身远远超过了体育的范畴，所以我觉得可以通过北京奥运会，包括整个 2008年，对中国的现状做一个观察。

记者：这本书为什么会取名"大脚印儿"？

关军：实际灵感是来自于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有29个焰火燃放，那个表演的名字叫"大脚印儿"。我觉得2008年对于中国历史来说留下了太多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大脚印儿"这么一个创意。

记者：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您说自己想写的是一本关于2008年的中国的全景式社会实录。我们看到这本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按照时间顺序，从一月份写到十二月份，第二部分是七个"列传"，讲述了七个身份不同的人物。这样类似"史书 "的写法是事先就有所计划，还是顺其自然的形成的呢？

关军：全景实录是最初就想好的，但是按照每个月份来写是后来才想到的。因为当初也没想到2008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很重大的事情发生。我也不是很牵强的按照每个月来排列，只是确实这一年非常饱满，很多很多的事情贯穿了全年。

记者：您书中提到的主要事件包括南方雪灾、陈冠希"艳照门"、西藏事件、火炬接力、汶川地震、奥运主题、毒奶粉事件、经济危机，包括最后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些事件中，有很多非常细致入微的描写，比如雪灾时期的广州火车站、"鸟巢"建设工地，包括刘翔的少年时代成长经历，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这些信息是如何搜集的？

关军：多数都不是搜集的，而是直接采访的。当然不包括刘翔那个，因为刘翔的特殊身份，采访不到。所以采访了他的少年时代的教练和队员等。应该说书里绝大部分东西都是我第一手的东西，只有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参考了其他媒体的一些报道。

记者：这本书从准备，到实际采访，再到最后完成，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关军：应该是一年半。从最早决定写这本书大概是2007年的10月份左右，写完是今年的四月份。

记者：您说这本书里的内容大部分是亲自采访的结果，您也到了很多事件现场，比如奥运火炬在美国洛杉矶的传递，以及国内东北的本溪，一个为火炬接力做出大量准备，却最终与火炬无缘的城市。出现在事件现场是因为记者的本能敏感，还是纯属运气？

关军：应该说还是凑巧了。我老家是本溪人，我觉得到那边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我本来想观察的是，一个并不是很大的城市如何为了奥运会倾尽全力去准备，包括民众要付出什么，但我万万没想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果（记者注：为了保障奥运火炬在鞍山安全传递，组织者临时取消了本溪的传递行程。）前面的（准备工作）我也看到了，但没有想到最后是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果。

记者：您这本书里贯穿一年的时间跨度，当然也对官方和民间都有各种角度的描写，个人感觉是书中对官方和民间都是褒贬兼有，但是似乎对民间更为偏爱，比如在书里的7个"列传"人物中，普通人就有三个，包括奥运民工、奥运拆迁户等等。是不是您认为民间在奥运会里扮演的角色更值得关注？

关军：谈不上偏爱。我觉得恰恰因为这些人是官方媒体正规渠道比较容易忽视的。所以我希望奥运会大家看到的不是光环下的人，而是普通人做出的牺牲。

记者：您想关注哪些官方主流渠道没有关注到的人群和事件，看看普通的中国人为奥运会作出了哪些牺牲、让步和妥协。那么在写这本书之前，您有没有想到会被禁呢？这本书最终还是无法进入主流的媒体空间。因为毕竟这本书的书名里有"奥运阴影"这样的字眼，而了解中国出版制度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样的书名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

关军：其实，"阴影"这样的字眼是我在书出版不了之后的一种情绪宣泄。实际上，最初送给出版社的时候书名里没有"阴影"这样的称谓的。我现在其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我为了能在国内出版，书里有很多实际上是很委婉的描述，包括一些批评也是比较温和的，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不来。所以我设想一下，如果我这个写法拿到海外出版的话，其实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很多东西说的不是很直接。

记者：那么说，写之前您确实没想到这本书会被禁？

关军：我想到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吧。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来规避这种风险，就是说在不违背我个人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但是没想到还是这个结果。

记者：您应该联系过相关的出版社，那么他们不同意出版的理由是什么呢？

关军：比较复杂。说实话，也有一些是以市场原因来拒绝的，说时过境迁了，奥运会已经没有人关心了，这可能也是一部分的事实吧。更多的理由还是说今年是六十年（国庆）大庆，可能整个政治气候的敏感程度不比去年要差，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记者：现在您选择在网络上传播这本书，效果怎么样？对于一名写作者而言，网络是不是提供了另一个表达空间，这个空间是否能够抗衡，或者至少是补充传统媒体空间的能力呢？

关军：我觉得传统媒体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依然有诱惑力，因为写作者对于纸质出版物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里面。还有从传播效果来说，因为它不是出版物，所以也没有办法在所有媒体做一个真正的介绍，所以传播的效果非常有限。

记者：2008年，中国有奥运，又经过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刚才您也提到，有出版社以"现在人们不关心奥运"为理由拒绝出书。如此轰轰烈烈的奥运会乃至2008年究竟给中国人留下了什么呢？

关军：我个人觉得，可能大家事先，在奥运会以前都过分高估了奥运会的作用。包括有些民主人士认为（奥运会）会改变中国的民主生态，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民主气息。包括官方认为通过举办奥运会可以改善中国在西方的形象。这些都是过于乐观了。因为中国的情况确实是比当初东亚的韩国、日本要复杂的多，所以真正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必然的过程。因为中国要最终走向开放的话，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些机会。

记者：您的本书前言的最后引用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话"中国使一切变得模糊不清，但依然有光明可寻，去寻找吧。"经过奥运这一年，包括您写书的一年半时间，也包括书写成后无法出版的经历，对您个人有怎样的改变？依然是"模糊不清"，依然要寻找光明？

关军：对。包括我个人来说，这本书对我并不是一个打击，而是一个激励。我可能将来的方向也会做一些个人的历史记录，包括做某个人物或事件，未必这么宏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哪怕将来这些书都出不来。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会出来。

表面上，我40岁的改变与“李宁”20岁的改变不是一回事，我想寻找更好的人生，企业想的是更广阔的前景，但改变总有共通之处——如何对过去和未来做出判断，更重要的是，你能否鼓足重新出发的勇气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关军

世界杯期间，恰好是自己40岁的生日。来不及琢磨什么，就在南非的一家连锁餐厅里把生日过了。所谓来不及，一层意思是说岁月如白驹过隙，甚至不给你恍惚的时间；另一方面，也确实没把进入不惑之年太当回事。没有了弱冠前夕的雄心万丈，亦没有而立将至时的如临大敌。

我本凡俗，年岁翻到第四章，要说完全没在意，那就显得不诚实了。我是提前给自己送过一份恢弘礼物的，只不过别人看不到它那空空如也的珍贵——从今年年初开始，我辞去工作，也谢绝了几乎全部的稿约，留下大把大把的时间用于发呆。发动机还在空转，轮子们都消停下来。

其实不是为了休息，而是想让终日奔波的自己弄清楚，自己既往的人生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不值得追逐的。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我觉得自己想明白了，如果“不惑”之说并非妄言，我是不是该庆幸自己在上课铃响的一瞬间跑进了新课堂？

38岁那一年，我完成了一部无法出版却赢得足够尊重的非虚构作品，登上职业生涯的一个高点。但是一年之后，我静止下来，看到的是十几年新闻经历中虚妄的东西。此前的人生，内核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很多时候，运行轨迹都偏离了内核。现在，我要把那些虚妄的东西咔嚓掉。

也许夏虫停止鸣叫的那一刻，我将开始写一本跟既往路数迥然不同的作品，这种不同不仅是内容上的，也是品格上的，我想追求的是文字的单纯、坦诚和宁静。写文章，“我手写我心”本是最基本的道义，我却不认为自己以往做到了这一点。

长久静思之后，我非但没觉得自己变得暮气沉沉，反而听到了生命重新萌动、拔节生长的清脆之声。

在那些比现在更老的岁月里，回想自我赠送的生日大礼，希望我会感到欣慰和温暖。

恰好是在40岁生日的那个时段，一则消息给了我小小的触动——李宁品牌更换了LOGO和口号，经典的“L”标识进化成了“人”型，“Anything isPossible”换成了“Make The Change”，同时还推出了当季广告主题“90后李宁”。

在我眼里，这么大的动作很像是一个豪迈的生日行动。很早之前，我就知道李宁品牌将在2010年迎来自己的20岁生日，还曾好奇地胡乱猜想：这家公司将以什么方式纪念这个重要时刻？董事局主席李宁先生会不会像2008年那样，再搞一次高空长途飞行？

答案以一种出人意表的方式揭晓，而且在我看来，实在是比吊着wire踩“太空步”要惊险多了。

2009年，李宁品牌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占有率超过阿迪达斯，紧追耐克；而就在李宁宣布品牌重塑之后没几天，福布斯联合Interbrand发布了2010年中国品牌价值榜单，“李宁”被估价57.7亿元人民币，其品牌价值比2007年翻了两番，那时Interbrand给出的估价是14亿。无疑，李宁过去几年的品牌战略是得到市场认可的。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Make The Change(有人把它译为让改变发生)，像是在叛逆自己，简直有点不可理喻。不过，听李宁公司内部的人说，改变的念头早在2007年就萌生了，不是某个决策人拍了脑袋，这是对未来充分预判下做出的决定。

李宁品牌的故事也让我想到了盛大网络。他们凭借网络游戏起家，却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惜血本地挥师进军文化产业。人们喜欢把网络游戏比喻为现金奶牛，而陈天桥拥有的不是某一头奶牛，而是堪比一个集团军的庞大牛群啊。现在，陈天桥把巨量财富投向了文化产业，气吞山河的架势。我不喜欢把它比喻成豪赌，因为赌徒也未必有这样的勇气。

李宁与盛大的勇气与改变将带来什么，我们无法判断。不妨想一想另一些知名企业，他们身处比夕阳下沉还快的产业(比如胶卷)，其转身与再生却像是在回放慢镜头，曾经辉煌的名字正被疾速改变的时代淡忘。

我想，即使今日的抉择被证明并不明智，决策者也足可欣慰——此种失败的苦涩，总不会像那种慢慢被抛弃、被淘汰的滋味一样难以下咽。

表面上，我40岁的改变与“李宁”20岁的改变不是一回事，我想寻找更好的人生，企业想的是寻求更广阔的前景，但改变总是有共通之处——如何对过去和未来做出判断，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你能否鼓足重新出发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