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小说家刘鹗在谈及清官现象时，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见《老残游记》)。

刘鹗以上言论，是在见识到以“清官”自诩的毓贤、刚毅所犯暴行后所发的感慨，不失为公允。清官说话办事但凭着一股所谓的“正气”，而绝少去考虑是非曲直、权变通达，由此所造成的恶，有时比一般的贪官污吏还深。这种危害甚深的“清官”在历史上绝不在少数，远自西汉景帝时期的中尉郅都，在近代则有历任山东、山西两省巡抚的毓贤。那么，这个毓贤到底有多恶呢?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毓贤与晚辈的合影

毓贤是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捐监生出身，以捐纳同知府的身份被委派到山东，在苦熬十年后(1889年)，才得到署理曹州知府的职位，此时的他已经47岁，仕途不是一般的蹉跎、坎坷。毓贤居官任事并无他能，唯一值得称许之处便是清廉，在各地任职数十载从不肯贪污一分银钱，而这也成为他借以傲人的资本。

毓贤年近半百才获得署理知府的职位，常常抱有时不我待的心态，很想尽快在政坛上建功立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唯有采取非常手段不可。所以等到毓贤甫一就任，便以“治盗”为名义，大量捕杀有“盗贼”嫌疑之人，试图以此来肃清境内，创造政绩。

毓贤在任四年间，以屠杀、虐待百姓为能事，由此获得“屠伯”的绰号。毓贤为逼迫嫌疑人招供，往往对他们施用酷刑，名目有“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等等，但最令人发指的则是“站木笼”。

“站木笼”又称立枷，是极残忍的刑罚

“站木笼”又称立枷，木笼上端是枷，卡住嫌犯的脖子，使其悬在半空，逼仄的笼中则布满铁钉，然后在犯人脚下垫上几块砖，似踏非踏。嫌犯在笼中少有动弹，便会被铁钉刺的鲜血淋漓，此时又会抽去若干砖块，让犯人活生生地悬在半空，最终在历尽铁钉刺身的苦楚后，被活活吊死。毓贤为惩罚嫌犯，特地在府衙前设置12个大木笼，每天都有人惨死在里面，景象之残忍令人发指。

毓贤在曹州在任期间，曾创下3个月杀掉2000余人的记录，却也获得“善治盗”的名声(“光绪十四年，署曹州，善治盗，不惮斩戮。”见《清史稿•列传第二百二十五》)，得到上司的青睐，其仕途由此也变得日渐顺利。1895年，毓贤升授山东兖沂曹济道，次年又补山东按察使，奉命镇压曹县、单县大刀会起义，同样也是流血满地、枕骸遍野。

毓贤将拳民编组成团，鼓动他们烧教堂、杀洋人

当然毓贤的恶不止于此，他给中国带来最深重的祸患，莫过于在山东巡抚任上招抚拳民，将他们组建成“义和团”，到处烧教堂、杀教士，开“庚子拳乱”的源头。不仅如此，毓贤还鼓动慈禧太后及王公大臣，将“义和团”引入直隶、北京、天津等地，围攻使馆，肆意捕杀洋人及教民，由此导致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发生，危害巨深。

毓贤改任山西巡抚后，依然不改其本性，唆使拳民烧教堂、杀教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毓贤在任数月时间，便在全省杀害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成绩”斐然。甚至毓贤在巡抚衙门前，还曾亲手杀害过若干名传教士及幼童，罪行令人发指。

“庚子拳乱”导致八国联军侵华，让中国受创极深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将毓贤列为排外仇教的“罪首”，要求清廷严惩。1900年9月，毓贤被革职发配新疆，次年2月被清廷下令在兰州处斩，就此结束其祸国殃民一生。毓贤虽死，然其一条贱命怎换的回万千无辜遇害同胞的性命?怎换的回赔偿给列强的四亿五千万两白花花的银两?爱国贼之害国，从来如斯，所以李鸿章在弥留之际痛骂毓贤误国不止，正是因此。

据说毓贤死后，山西百姓因感激于他的清正廉洁，从不贪污一分银钱的“清白史”，竟然还特地为他建立祠堂，时时供奉，毫不怜惜死在这个“屠伯”刀下的万千冤魂。最终还是清政府勒令拆除这些祠堂，断了后世以毓贤为榜样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