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才莲，兴国县人。出身贫苦，19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秋调中共赣南行委做青年工作，先后任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记和少共广昌中心县委书记。

李才莲(1913-1935)，又名李香华，江西省兴国县人。毕业于豪溪青年学校。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8月入赣南红军学校学习，结业后到兴国文治区工作。1930年秋调到信丰赣南行委办事处做青年工作。1931年5月担任共青团(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夏担任共青团广昌中心县委书记，被选为共青团江西省委委员。1933年初担任共青团江西省委儿童局书记，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局委员，曾担任过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积极发动组织根据地青年群众参加红军、支援前线。1934年初被调到瑞金共青团中央局工作。7月担任全国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参与领导发动各地少先队员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围剿”作战。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担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少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留在江西参与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下旬，奉命率红七团转去闽赣边指导当地斗争。他带部队从瑞金铜钵山区突围，经过九堡转闽赣边。途中因情况有变返回瑞金，在铜钵山区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同年5月部队陷入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在战斗中不幸被叛徒杀害，时年22岁。

寻找李才莲

其实，对李才莲的寻找早已着手。一方面是由中共中央组织有关方面人员进行；另一方面则是由李才莲的妻子池煜华进行了近70年的寻找。

被历史上称为“三大艰苦卓绝斗争”之一的赣南游击战争结束后，1937年，项英到延安向中央汇报赣粤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时，就谈到李才莲，并要求中央查找这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主要军事负责人。

解放后，寻找李才莲的工作仍在不懈地进行。

受中共中央指派，中共中央党史办具体负责了该项工作。时任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办主任的冯彬曾多次亲赴江西，反复调查并询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李才莲的情况。江西省委也曾派员专程到兴国县调查李才莲的下落。中共赣州地委(现赣州市委)成立了“李才莲课题组”，专门负责寻找和整理有关李才莲的资料。兴国县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专门排查、梳理。大家还同时把寻找希望寄托在曾经在中央苏区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将军、老领导、老红军、老战士身上，并且分别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发出过信函、进行调查了解等，出于战友之间、领导之间那份难于割舍的情结，老同志们纷纷回复、建言献策、提供线索。如胡耀邦、张爱萍回信说明了他们与李才莲的交往经过及李才莲在苏区时期的任职情况；陈丕显则反映李才莲可能被其警卫员叛变杀害等。甚至许多人还将目光投向参加过当时“围剿”红军的原国民党将领、士兵。

终于，中共赣州地委从保存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重要材料，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曾任(长)汀瑞(金)特委书记和汀瑞游击队政委兼支队长的钟民，于延安整风期间，专门撰文回忆的关于中央红军在江西于都分九路突围的详情。其中较详细地说明了李才莲在突围后前往闽赣途中，队伍被敌军打散，李才莲率余部返回瑞金与钟民所在的部队汇合，并在该县九堡乡铜钵山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后来在一次突围中，李才莲被自己的警卫员叛变杀害，不幸壮烈牺牲。结合其他来自各方面的证明和史料，这一结果最终得到了证实。

在李才莲牺牲67年后，中央军委、中央电视台、一些专家学者在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时，又传出了一个爆炸性新闻，那就是李才莲的妻子池煜华仍然健在，且一直在默默地寻找、等待着丈夫李才莲。

池煜华寻找丈夫李才莲，则是一个充满悲壮的爱情故事传奇。

1920年，9岁的池煜华嫁给6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1929年春节前夕，年仅15岁但已是少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李才莲在祖母操持下，与池煜华圆房了。第三天即大年初二早上，李才莲便告别了蜜月中的妻子，随红军转战千里。

三年后，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池煜华终于打听到了李才莲的消息，遂步行百余里，来到宁都县看望李才莲，并先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为使李才莲夫妻团聚，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决定调已经在地方参加对敌斗争的池煜华，到苏区政府土地部工作，并由蔡畅亲书调令：“中共兴国县委：经研究决定，调你县池煜华同志到中共江西省委土地部工作。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　蔡畅　1933.7.19。”也许是有预感，待池煜华动身前往兴国办理调动手续时，李才莲对池煜华说：“战争时期，消息不很确定，如果有人说我死了，千万不要相信，记住，等着我!”

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

由于当时兴国县境内流行瘟疫，且缺医少药，回家办理调动手续的池煜华不幸染病。待其病愈，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红军长征前夕，李才莲因布置撤退回到兴国县城时，曾匆匆捎信池煜华前去会面，并明确告诫：“估计一周后白军将占领兴国县城，那时你就不要来了。”只可惜该信几经周转，到池煜华手中时早已过了一周。

敌人占领兴国县城后，池煜华虽不敢去，但四处打听着李才莲的下落。有人说李才莲随红军走了，也有人说李才莲已战死在瑞金铜钵山。“活着，我要见人；死了，我要见尸”。池煜华想起丈夫不要轻信流言的告诫，决定自己去寻找丈夫。她一路乞讨，前后历时一年，行程万里，几乎寻遍了整个赣南山区。许多好心的失散红军、游击队员，见池煜华如此执着，如此痴情，只好骗她：“李书记从铜钵山突围出来，追红军主力去了。”池煜华遂回到家中，在废墟上盖起一间土坯房，开始了漫长的守候。

1949年8月，四野18军解放兴国。池煜华闻讯连夜跑到县城寻找李才莲，虽然结果令她失望，但她仍然坚信：“胜利了，才莲该回来了，他一定不会抛下我的!”

1950年春，池煜华被作为解放后苏区第一批妇女干部派往南昌“八一革大”学习。见她四处打听李才莲的下落，有人给她出了个主意：毛委员现在已经当主席了，你丈夫是个大官，你在中央苏区时就和毛主席熟悉，何不写信问问毛主席呢?池煜华于是真的请人代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信后，不仅给池煜华回了信，还立即批转给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当时卧病在床的蔡畅非常重视，马上要求全国妇联服务部立即协助寻找李才莲。1952年5月5日，全国妇联服务部给池煜华回函：“池煜华同志：你给毛主席的信已经转给我们办理。关于你寻找爱人李才莲的问题，我们已将你所写的简史，转给军政委员会总政治部，请他们设法查询。不过你与李才莲同志隔离这么久，你所知道的又只是他18年前的职务，所以调查一定需要较长时间，希望你要耐心等待，安心工作。如果乡干部对你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去和书记、区妇联或县妇联会商量，由妇联会帮助你解决困难。但你自己不要苦恼，努力把乡妇女主任的工作做好，等我们得到了军政委员会总政治部查询结果的回信会寄给你的。至于蔡大姐的照片，过去在新中国妇女杂志上登载了，兹特寄份给你，请查收。此致敬礼!全国妇联服务部(公章)1952年5月5日。”

对来自共和国高层的答复，在池煜华看来，“耐心等待，安心工作”、“不要苦恼”，就是说明李才莲迟早是会回来的，只不过现在他正从事一项伟大而又秘密的特殊工作。因而池煜华心里充满着希望。

此后她常跑到村口等待或倚门而望，以至于高高的门槛成了“V”字形，村口的石头留下了浅浅的脚印……

后来，池煜华坚定信念、痴情守望的感人事迹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江西日报》、江西电视台、《赣南日报》等媒体均作过专题报道。以她的故事为题材的纪录片《老镜子》，还一举获得了第2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只可惜，从李才莲与池煜华分手，到池煜华得知并确认李才莲牺牲，前后竟经历了67年。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大转移”命令：“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伍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时行动。”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下午5时，“红星纵队”第一、第四梯队率先由梅坑、九堡等地向于都进发。前所未有的长征开始了!

根据决定，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七、十一团；江西军区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六团；闽西军区三个团；杨赣军分区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一万六千余人。中央苏区以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组成的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分局，项英任分局书记，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李才莲任少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

蒋介石除派薛岳、周浑元十万大军结合其他部队“追剿”主力红军，其他各纵队二十万人依然留在中央苏区，由陈诚指挥组成“清剿”军。

敌人的战略企图是从北、东、南三方面向内收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办法，将苏区分割成若干小块，把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方后，再“清剿”并彻底消灭。

由于项英从一开始就推行着一条与敌人正面硬抗的错误战略路线，留守红军损失惨重。1934年10月26日至11月23日，陈诚的部队便相继占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等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县城。1935年元月，红军已被折腾得只剩下数千人，而且分为大小不一的几十支队伍，分布在狭小的山区里。敌人的目标正一步一步地按计划实现着。

面对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项英仍拘泥于中央的指示，企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正规战，以重大胜利迎接主力红军返回中央苏区。虽陈毅、李才莲极力反对，一再提出应把部队分散打游击，但被项英拒绝，并决定集中红二十四师与独立第三、第十一团，在牛岭与颇能打仗的陈济棠的粤军打一次硬仗。

然而，牛岭一战，竞成为主力红军转移后最大的一次惨败。

项英对此也后悔不已。他在1937年给中央政治局的汇报中，曾写道：牛岭战斗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后来被敌各个击破……敌人跟踪追击，一直冲到指挥阵地。周建屏带花，幸杨英率领直属队顽强抵抗，才把敌人打退，收容溃兵，直到两天之后才将全部队集合起来，可是已受了大的损失，以五个团兵力被一团上下之敌而各个击破。这次打败，是我们红军空前未有的败仗，而且绝对不应该打的败仗，简直是把打仗当儿戏的必然结果。这一败仗可以说动摇部队作战的信心，增强对广东军阀的害怕心理，同时也成为我们结束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

牛岭一战的惨败，终于使项英清醒了，认识到陈毅、李才莲提出的转变斗争方式，分散全面转入游击战争建议的正确性。

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发来了电报指示：“(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根据电报指示，中央分局当即在于都禾丰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分九路，陆续出发，分散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突围。其中：以独立第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插封锁线至汀瑞线边转至闽赣军区，进行游击战，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领导和恢复该地一带的游击战。九路突围，最后只有三路成功，其他六路遭受堵击，损失惨重。项英、陈毅、陈丕显等约300人只好转战到赣南油山一带，开始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陈毅曾回忆说：“我们的突围是很不顺利的。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牺牲了，一个不足数的营也被打散了，最后只剩我和项英同志等几个人，几经辗转，化装到了粤赣边境的油山。”“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梁柏台、毛泽覃、李才莲、李天柱等很多党的优秀干部，在这大变动中牺牲了，上万人的部队垮台了，整个中央苏区连最后一个村庄也落入敌手。”

突围只能是九死一生。

1935年3月11日一大早，项英、陈毅等主要领导便一起送别李才莲。

突围部队一出动，即遭到敌人的疯狂堵截。北部陈诚的十万大军由北而南拼命挤压了过来，南部陈济棠的六万部队也由南而北严加追堵、拦截。

李才莲率领独立第七团离开上堡后，一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大小经过10余次战斗，经过八天的日夜兼程、翻山越岭，终于经会昌，到达了汀瑞边的白竹寨，可通过侦察发现，该处已被闽赣边敌军重兵把守，严密封锁，根本无法通过，也无法和闽赣省军区取得联系。为避免后面追兵与前面敌军的两面夹击，李才莲审时度势，只好带领队伍，几经周折，于1935年4月折回到瑞金铜钵山区。

铜钵山，位于江西瑞金市城西25公里，坐落于九堡连塘与岗面、于都之间。相传因僧建寺庵时，掘地得一铜钵而得名。其山峰巍峨幽邃，雄峙岩远，甲于诸山，号称绵江第一峰。

实际上，在此前的3月中旬，国民党就已经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围攻瑞西特委所在地的铜钵山区。当瑞西特委和直属队发现敌军逼近铜钵山下的岗西、沙心、万田等地时，已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鉴于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又不了解敌人的整体部署，为保存有生力量，瑞西特委决定组织突围，将集中在铜钵山的瑞金独立营和政治保卫队、侦察连等直属部队与机关干部共约1000余人，混编成3个大队，分3路突围。并约定突围后，赶到安治前集中，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第二大队随特委书记赖昌柞、少共特委书记钟德胜(后改名钟民)从铜钵山突围出来后，途经九堡时，再次遭到敌军堵截，最后仅存四五十人。

赖昌柞、钟德胜等到达安治前时，恰遇李才莲率独立第七团一部抵达，李才莲遂决定与瑞西特委一起活动。随后瑞西、西江两县领导人也各自带领本县独立营突破敌军包围，相继到达安治前会合。几支部队合在一起共200余人。经过几天整顿后，李才莲、赖昌柞、钟德胜等决定部队以铜钵山区为依托，在瑞金西部、于都南部展开游击斗争。

敌人在围攻铜钵山后，很快得知游击队与部分红军汇集于安治前，便立即以两个师的兵力，加上瑞金全县的地主武装，围攻安治前地区。李才莲、赖昌祚、钟德胜经过简短、紧急协商，决定部队马上作第二次大转移，以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具体安排是：瑞西、西江两县独立营返回本县，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将铜钵山和雩南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两个大队。第1大队由李才莲、赖昌祚率领，第2大队由钟天禧、钟德胜率领，分途向瑞金东部的观音转移。

1935年5月的一天，因敌粤军第一军两个团的突然“清剿”，李才莲一面当即率小部分红军战士吸引、钳制进攻之敌，以掩护战友突围，一面命令大部立即转移。当敌人快爬上山头时，李才莲手挥驳壳枪大喊：“同志们，打啊!”战士们一跃而起，喊叫着冲向敌人。在与敌军争夺主阵地的“拉锯战”中，红军、游击队的子弹越打越少，伤亡越来越大，最后弹尽粮绝。李才莲一面鼓励大家“血战到底，决不投降”，一面指挥战士们用石头砸，与冲上前的敌军作殊死肉搏。就在这时，李才莲的警卫班副班长露出了贪生怕死的叛徒嘴脸，从身后瞄准李才莲开枪，并企图抢去由李才莲保管但并不多的革命经费逃跑，李才莲中弹后咬紧牙关，用最后气力将叛徒击毙并壮烈牺牲，将鲜血全部洒在了铜钵山区。剩下掩护突围的战士，在李才莲牺牲后，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直至全部战死。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战死人员中有一位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由于李才莲的衣着等，与红军一般干部、战士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从当时的情况上看，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赫赫有名的李才莲也在其中。所以，事后只作了一般的战况上报。要不，怎么不会好好地邀功请赏?”多年后，一名参加过该次战斗的敌军如是说，“如果不是你们(访问者)反映他的体貌特征，结合我们这些参战人员的回忆，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也难于想象，更不会知道他就是李才莲。”

也许，这正是当时敌人未作任何报道或回应的根本原因。由此加上全部参战红军战士的殉国，也就使得李才莲的牺牲，长期处在“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