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是古巴族人的简称，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古代巴人不但作战勇猛顽强，以致被称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极其乐观。他们曾在商、周、楚、秦等强大部族的包围中经过不断征战，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自强不息，世代繁衍。传说周朝以前居住在今甘肃南部，后迁到武落钟离山，以廪君为首领，本有巴、樊、瞫、相、郑五姓。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支迁至今鄂东，东汉时称江夏蛮，西晋、南北朝时称五水蛮；另一支迁至今湘西，构成武陵蛮的一部分。留在四川境内的，部分叫板楯蛮，南北朝时因大量迁移，大都先后与汉族同化。

古巴族人的简称，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传说周朝以前居住在今甘肃南部，后迁到武落钟离山（今湖北

长阳西北），以廪（音ｌǐｎ)君为首领，本有巴、樊、瞫（音ｓｈěｎ）、相、郑五姓。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支迁至今鄂东，东汉时称江夏蛮，西晋、南北朝时称五水蛮；另一支迁至今湘西，构成武陵蛮的一部分。留在四川境内的，部分叫板楯（音ｓｈǔｎ）蛮，南北朝时因大量迁移，大都先后与汉族同化。賨（音ｃóｎɡ）人，板楯蛮的别称，是川东土著民族之一，其中心在今四川渠县一带，系古代巴人的一支。板楯蛮这个名称，来源于賨人善用一种本质楯为武器，賨的名称则由于板楯蛮“岁出賨钱”的缘故。板楯蛮有七姓，以卢(或作罗）、朴（或作胡）、沓（音ｄá。或作昝）、鄂、度（或作杜）、夕、龚等七个姓氏组成的酋帮，叫賨国。板楯蛮古时居住在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北及汉中东部，东及长江三峡，遍及整个川东地区，是川东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

巴人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同样十分复杂的概念。关于巴人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相当的争论。徐中舒先生指出，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史籍所载巴为廪君后代，兴起于巫诞之说，并不正确。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间，战国时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汉时期沿江向西发展蒙文通先生认为，巴国不止一个，秦灭的巴是姬姓之巴，楚灭的巴是五溪蛮，为盘瓠后代，即是枳 巴。缪钺先生提出，廪君之巴与板楯蛮不同族，廪君祖先化为白虎，板楯蛮则以射白虎为事，两族非一。邓少琴、童恩正等先生坚持巴人出自廪君的看法。邓少琴提出，古代数巴并存，有清江廪君白虎之巴，而巴诞是廪君族系并兼有獽人的名称。所谓太皞之巴，应源出氐羌。董其祥先生《巴史新考》支持这一看法，并认为賨、诞、僚、獽等族，曾与巴共处于江汉平原或川东，有些就是巴族的组成部分。蒙默先生认为，古代没有一个单独的巴族，先秦至少有四个巴国，廪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賨国和枳巴，分别活动在夷水、汉水、渝水及涪陵水会，分属蜒族、华夏族、賨族和獽蜒族。李绍明先生则提出了广义的巴人和狭义的巴人这个概念，认为广义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诞之蛮”，其族属未必一致。狭义的巴人则指巴国王室，即“廪君种”，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就与昨天那些母体民族告别了。

古代巴人不但作战勇猛顽强，以致被称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极其乐观。他们曾在商、周、楚、秦等强大部族的包围中经过不断征战，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自强不息，世代繁衍。他们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这对川东地区，特别是大巴山一带（包括宣汉）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至清朝，川东地区历史上曾有五次移民迁入。由于战争、瘟疫和天灾等原因，川东地区历史上曾出现过饥荒无人、尸横遍野、群虎白日出游、賨人几乎灭绝的惨景。为填补战争死亡、瘟疫死亡、天灾死亡形成的空缺，秦朝、西晋、北宋、元末明初、清朝曾五次移民入川。这五次移民迁入，既促进了川东地区土著居民与汉民族的同化，同时又加快了川东地区的开发步伐。

巴义诸说之辨证为了说明巴人的来源，必须首先廓清巴的含义，才能进一步对巴人、巴国等问题进行富于成效的分析。有关巴的含义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解说，众说纷纭，莫能相一，至今而然。缕析起来看，古今对于巴的解释，主要有蛇称、草名、因水为名、坝称、鱼称以及其他一些不同看法。

巴为蛇称说

巴为蛇称说，是有关巴**释的诸种说法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来源于《山海经·海内南经》和 《楚辞·天问》 的有关记载。

《山海经·海内南经》 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对于食象蛇的记载，又见于先秦文献《楚辞》。《楚辞·天问》记载：一蛇吞象，厥大何如？虽然，屈原《楚辞·天问》讲述的是与《山海经·海内南经》相同的故事，可是他并没有说食象的蛇是“巴蛇”，而是说“一蛇”，其义相当于“有蛇”。而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南经》引《楚辞·天问》此句恰好作“有蛇吞象，厥大何如？”王逸注《楚辞·天问》则又引作“灵蛇吞象”，也不称“巴蛇”，均与今本异对于“巴蛇食象”的解释，《说文·巴部》解说道：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象形。

后人争议

后来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采用的是今本的记载，所以后来的学者对于巴义的解释，不少人认为巴的本义就是指蛇。清人郭秋涛《王会篇笺释》说：“按《说文》巴象蛇形，巴蜀之巴得名，盖其地所有之物为名，如朐忍县多朐忍虫，即以为名，正是其例。”章太炎也肯定这种看法，他在所著《文始》中说：“巴盖即莽，古音莽 如佬，借为巴也。”对此，今天的学者亦颇以为然①。

据《淮南子·本经篇》：“羿断修蛇于洞庭”，《路史·后纪十》以“修蛇”作“长蛇”，罗苹注说：“修蛇即所谓巴蛇”。六朝宋人庾仲雍《江记》（又称《江源记》，或称《寻江记》）说：“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①由此可见，西汉《淮南子·本经篇》所记载的“修蛇”，同于西晋郭璞所说“长千寻”的长蛇，二者又均合于战国《楚辞·天问》的记载；而“巴蛇”之说则是六朝时期及以后出现的说法，所以与战国、汉、晋的记载明显不同。这表明，“巴蛇”之说其实是后起晚出即今本的说法，而不是古本的说法。

将《楚辞·天问》、古本《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淮南子·本经篇》，同《江记》、《路史·后纪十》以及罗苹注等文献相互对照来看，所谓巴蛇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在洞庭湖东岳州地区流传开来的。据《水经·江水注》：“湘水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载：“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说：“今巴蛇冢在州院厅侧，巍然而高，草木丛翳。兼有巴蛇庙，在岳阳门内。”又说：“象骨山。《山海经》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谓之象骨港。”袁珂先生认为，这些均是从《山海经·海内南经》及《淮南子》附会而生出之神话，“然而既有冢有庙，有山有港，言之确凿，则知传播于民间已久矣”②。从《华阳国志》关于巴人分布的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来看，两晋之际及以前巴人除其主体在今川东鄂西外，还大量分布在川西、陕南、鄂东以及湘西等地，在此期间巴人并没有移徙到湘东北洞庭湖以东地区。结合其他有关资料看，巴人流布到洞庭湖以东地带的时代应为南北朝时期，这恰与巴蛇传说在洞庭湖东岳阳一带的流传时间相吻合。可见，巴蛇传说确为后起晚出之说。

虽然如此，对于巴蛇的传说也并不能轻易否定，释巴为蛇还是有所根据的，因为它是古代巴人若干支系中移徙到洞庭湖一带的支系对于其来源的传说。我们知道，古代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构成的来源多元化的亚民族集团，其中的每一支系都是这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支系的来源不同，所以各个支系关于其自身来源的传说自然也就不同。类似情况常见于古代民族，当是不足为异的。

此外，潘光旦先生认为，根据《山海经·海内南经》和《说文》，“巴蛇”的“巴”就是“巴人”，他说：“大概巴人所在之地以前出过一种大头的蛇，巴人与这种蛇既出同一地方，传说就把巴人比作蛇了”，并认为这是影射着一种不同族类的人，而决不是真的蛇③。另有学者认为，所谓巴蛇，是指巴地之蛇，并不是指人或族群。这几种看法自然也可自备一说。

由上可见，释巴为蛇，其实仅仅是有关巴的含义的若干种解释之一，而且是后起晚出之说，既不能以此作为对于巴义的惟一解释，更不能以此作为对于巴**释的全面定论。

巴为草名说

三国蜀汉谯周认为，巴的含义是指一种草，即是所谓苴。《史记·张仪列传》记载：“苴、蜀相攻击”，《集解》引徐广曰：“谯周曰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索隐》曰：“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论巴，遂误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注‘益州天苴读为芭黎’，天苴即巴苴也。谯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读为‘芭黎’之‘芭’。按：芭黎即织木葺为苇篱也，今江南亦谓苇篱曰芭篱也。”苴应是荆棘楚木一类植物，大概在古代巴地普遍生长着苴这种植物，所以把这个地区称之为苴，也就是所谓巴。

因水为名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巴的得名来源于河流走向，谯周、李吉甫等持此看法。谯周在所著《三巴记》中说：

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①

文中所说汉中，为今汉中地区；所说始宁城，据《隋书·地理志上》“清化郡”：“始宁，梁置，并置遂宁郡。开皇初郡废。有始宁山。”据《旧唐书·地理志二》“山南道”：“诺水，后汉宣汉县，梁分宣汉置始宁县，元魏分始宁置诺水县。”清末民国之间四川井研人龚煦春所著《四川郡县志》卷三《梁代疆域沿革考三》云：“始宁，郡治。治今巴中县东南一百里。”《三巴记》所说武陵，为黔中地区，大江在涪陵接纳从黔中而来的乌江，即“庾仲雍所谓有别江出武陵者也”②。据此，谯周所说巴的得名，应当来源于嘉陵江、渠江及其支流，因从汉中到涪陵，江水蜿蜒曲折，其形状有如巴字，所以称这个地区为巴。

唐李吉甫基本上沿用谯周的看法，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渝州”条下说：《禹贡》梁州之域，古之巴国也。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然则巴国因水为名。但是，李吉甫在文中并没有说到阆、白二水自汉中流至始宁城下入武陵，这又与谯周之说相异。彭邦炯先生认为：“《太平御览》引《三巴记》所说的阆、白二水，实际上则是今日渠江上游的支流南江（又称宕渠江或巴水）和它的分支，而不是嘉陵江的上游。”③可是，我们知道，南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称为阆水或白水。所谓阆水，是指嘉陵江的上游流经阆中之处；所谓白水，是指白龙江，在今四川省广元市老昭化汇入嘉陵江。李吉甫所说“阆、白二水东南流”，应如谯周所说的“阆、白二水合流”及以后的流向，即嘉陵江的流向，而不是指在嘉陵江以东的南江。谯周所说阆、白二水合流后，从汉中流至始宁城下而后入于武陵，他所说的汉中应是所谓巴汉之地，汉中东部先秦时期恰为巴地④；而始宁城所在的流域为南江、巴河，向南汇入渠江。渠江古称宕渠，即渝水，在今重庆合川市汇入嘉陵江，而后南流入于长江，又东流，在今重庆涪陵区接纳发源于武陵地区的乌江。从阆、白二水曲折南流而后东流这种流向来看，恰好是谯周和李吉甫所说的曲折三曲有如巴字。由此看来，所谓巴义“因水为名”之说，应是有所根据的。谯周，蜀人，他的说法应是取之于在巴蜀地区流传较为广泛的一种旧说，不会是向壁虚构之言。

基本含义

不论把巴解释为蛇、草还是解释为水流之形，都是有所根据而持之有故的，既不宜厚此薄彼，也不宜非此即彼，各执一端，而将其他诸种解说通通斥之为譌。巴其实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的概念，而它内涵的广泛性来源于居于巴地的不同族群对于巴义的不同传说和解说。我们知道，在古代被称为巴的一大片地域内，即北达陕南，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西部地区，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在内的一大片连续性地域之内，分布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③，以及廪君蛮④。它们当中，既有属于濮越系的族群，又有属于氐羌系的族群，还有属于华夏后裔的族群（详后）。由于它们的所属族别有异，来源地域有别，不但本源文化有所差异，而且始居于巴地的年代也各不相同。所以，它们各自对于巴的含义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传说，这是并不奇怪的。从上述有关巴义的各种解说分析其各自来源，不难知道：“巴为蛇称说”来源于六朝时期居于洞庭湖东岳阳一带的巴人；“巴为草名说”来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居于今四川广元市以西、剑门关之北，嘉陵江西岸老昭化的苴人，为巴人的一支，《华阳国志·汉中志》载：“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晋寿。水通于巴，又入汉川”，《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封其弟为苴侯，驻葭萌，即指此巴苴之地；“因水为名”说则来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居于从陕南到黔中几乎整个巴地的巴人。可见，由于巴人的各个组成部分来源不同，所以各个巴人的族群对于巴义的解说也就不尽相同。而古代文献对于巴**说的不同记载，也是由于取材的地域、年代有所差异而造成的，以致歧义纷繁，难以缕析。

巴的多重含义

以上说明，巴的含义是多重的、复合的，我们对此不宜作出惟一的、形而上的、一成不变的理解。这里的关键在于，所谓巴人，其实是由多支不同族属、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来源的族群所组成的亚民族集团，而它们在巴地往来迁徙的年代也并不一致，因此会产生形成属于自身族群关于巴义的解说，这是丝毫也不足为怪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是一个地域名称。从考古学上看，板楯蛮先民的分布地域与廪君蛮先民的分布地域十分接近，前者分布在川东北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北至汉中，后者发源于鄂西北竹山，它们都居住在称为巴的界域内，所以它们都是巴人，尽管其族群有别，来源不同。罗泌《路史·后纪一》说巴国是“降处于巴”，就是说到了巴地建立国家，故曰巴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宗姬于巴”①，也就是把宗姬分封到称为巴的界域中，所以称为巴国。这种情况，正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相似。《左传》隐公八年记载众仲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预注曰：“建德者，建立有德之人而以为诸侯也”，封建诸侯而胙土命氏，就是分封诸侯于某地，诸侯以其地名作为氏号，此即先秦所谓“诸侯以国为氏”②。巴人的情况正是与此相同。由此可见，巴最初是地域名称而不是族称。尽管巴地各族对巴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说和传说，但巴作为一个地区名称却是众所公认的，是分歧中的一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会固定地以某一或某些族群同巴人相联系，认为只有这一或这些族群是巴人，而把巴地其他族群排斥在巴人以外。

正如对巴义的解说一样，古文献对于巴人先世来源的记载，也是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说来，无论学术界认为巴国源于黄帝、太皞，还是认为源于丹山之巴、廪君之巴，或源于周之宗姬，事实上都是针对巴国统治者的先世而言的，即指巴国王室的来源及地域所在，而不是指巴国民众即被统治者族群先世的来源和地域。只有基于这一公认的原则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某种共识。

《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巴]属也。

孟涂，或作作血涂、孟徐、孟余，均形近而譌。郝懿行笺疏云：“《水经注·江水》引此经作血涂，《太平御览》六百三十九卷作孟余或孟徐。”不知孰是。此段引文的最后十一字，据郝懿行笺疏云：“《水经注》引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是此经十一字乃郭注之文，郦氏节引之，写书者误作经文耳。居属又巴属字之譌。”可知乃后人将郭注羼入。依此，郭注原当作“丹阳，巴属也”，居、巴形近而譌。丹阳，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郝懿行笺疏云：“《晋书·地理志》建平郡有秭归，无丹阳，其丹阳属丹阳郡也。”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在西陵峡上游。《路史·后纪十三》罗苹注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据此，丹山当在西陵峡与巫峡之间，即今渝、鄂交界的三峡峡区。夏后启，夏代开国君主。据史籍和夏文化考古，夏的地域范围在晋南豫北，长江三峡地区不曾成为夏之统治地域，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启之臣。依引文意，巴为地名，孟涂为神名，“听其狱讼，为之神主”②。据此，孟涂当是长江三峡丹阳一带土著部落所信奉的专司诉讼之神。可见，这个巴与巴国王族的起源谈不上有丝毫联系。

巴王族源出廪君，此说影响较大。廪君史迹最早见于《世本》，此书早已亡佚，刘宋范晔《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引有一段文字，李贤注谓“并见《世本》”，知为原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亦载其事，实际上也是本于《世本》之说。《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夷水，今清江，古又称盐水。武落钟离山，《水经·夷水注》谓即佷山，在今湖北长阳境。

廪君的族属，《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汉以后屡见于史册，常与獽、夷、賨、蛮等族杂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长”①，属于濮越民族系统。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认为，廪君出自巫蜒，这是关于濮族的传说②。廪君实出濮系（详后），这一看法可谓信而有征。

根据《世本》的记载，廪君有“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并在那里与被称为“盐水神女”的土著居民争长的传说。按盐阳即盐水之阳，盐水为今清江。《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李贤注曰：“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都亭山。”盐水源于今湖北省西南的利川县，中经恩施、长阳，在宜都入江。其水名盐水，是因为沿岸产盐的缘故，盐水就应当是清江最早的称谓，故居于其旁的土著母系氏族部落才有“盐水神女”之称。其水又称夷水，那是因为“廪君浮夷”③入主其地的缘故，显为晚出之说。而其水称作清江，则是蜀王开明氏东征时所命名，时代更要晚一些。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夷水本在汉水中游之西，为汉水支流，即今蛮河。据《水经·沔水注》等书的记述，蛮河在东晋以前均称夷水，因桓温父亲名彝（夷），曾官宜城太守，故桓温执政时为避父讳改称夷水为蛮水，取蛮、夷义近之意。1975年在宜城县南楚皇城内出土一方汉印，文曰“汉夷邑君”④，确切证实当地至汉代仍称为夷，乃自先秦而然。宜城西山直到北魏时仍然称为“夷溪"⑤，更是明证。而在此古夷水北面，先秦史籍中均记有一条水道名为丹水，即今丹、淅之会的丹江。这一带在商周时代本为濮人群落的分布之地。《左传》昭公九年所记载的周初南土四国巴、濮、楚、邓中的濮，正是在这里活动生息⑥。

廪君先世本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区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动。清江本称盐水，由于廪君先世从夷水迁徙至此，将夷水之名带至，故始称其为夷水。原来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廪君先世迁于清江后，亦将丹水名称带来，故清江北面也出现了丹水之名。这种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托的现象决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随人迁徙之习的。这种情况，在《左传》中称为“名从主人”。《世本》说廪君“乘土船从夷水下至盐阳”，可以说恰好是正确地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至于盐水的情况。

至于《水经·夷水注》所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其实也是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向南迁徙的情形。过去人们一提捍关就以为是一专指名称，或谓在今四川奉节，或谓在今湖北长阳，二说争执不休。其实捍关本非专指名称，捍为捍卫、防卫之意，不仅奉节、长阳有之，而且其它地方也有之。《盐铁论·险固》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扞与捍,音同义通，可见楚在其西部边疆也是遍设扞关以为捍卫的。我们在排除捍关专指的成见以后再来看“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廪君先世从夷水南下节节设关之事了，这也就是《水经·江水注》中“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一语所从来。

既然廪君先世是从古夷水南下至盐水，那末又如何解释《世本》所记的“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呢?这需要抛开巫仅仅是指长江北岸的巫山这一成见才能给以合理的解释。

巫诞所在，历代史籍记载未详，学者多有争议。今按巫诞当即《史记·楚世家》所记载的楚熊渠封其长子康的封地“句亶”。按，句亶之亶，《世本》原作袒①，亶、袒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纽，声、韵全同，故得相通。亶、袒与诞(诞亦元部定母字)，双声叠韵，以声类求之，诞即亶、袒。句、巫二字，句为侯部见母，巫为鱼部明母，上古音韵侯、鱼二部恒通，顾炎武即将此两韵归于同一部(顾氏第三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吴即作攻吴。攻为见母，可知句亦可读见母。可见，句、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巫诞实即句亶，其地在巫山山脉的北端。《盐铁论·险固》：“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捍关以拒秦。”方城即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南，可知竹山古亦称巫。《水经·江水注》载：“捍关……弱关……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可知捍关、弱关所在之地均称巫上。《晋书·地理志》“上庸郡”属县有“北巫”，为今竹山县。由此可证，自竹山以南至今巫山县，古代皆属巫地。竹山南称巫，《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中叶楚熊渠伐庸，封其长子康为句亶王，正在其地②。长子康，《世本》原作“庸”，二字形近而譌，康原当作庸，此可谓铁证。句亶在竹山以南，其东南即是蛮河，即古夷水③，正是廪君先世巫诞的所在。廪君所浮夷水，原名盐水，由于廪君从古夷水南下而将夷水之名带至，故改称夷水。而古夷水(今蛮河)北至襄阳一带，正是殷周至春秋时代百濮的活动区域。由此可见，廪君之先，实为由汉至江之濮④。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既称廪君先世源于巫诞，又称廪君为“巴氏子”，这显然意味着廪君的先世称为巴氏。而廪君先世所在的句亶（巫诞），位于汉中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的鄂西北巴地，那里正是先秦姬姓巴国之所在。这种情况，表明廪君一系的巴人来源于鄂西北巴地。

廪君的年代，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八引《世本》云：“廪君种不知何代。”可见由于廪君史迹的渺茫难征，其年代在战国秦汉间已经失考了。但从上文所论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的情况，以及廪君一系的史迹等情况来看，其年代是十分古远的，应在青铜时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之末。这表明，廪君早在史前时期已南迁清江流域，我们不能将其同周初分封在汉水上游与大巴山之间而为《左传》所载的姬姓巴国混为一谈。何况，在《华阳国志·巴志》这篇专名记载巴国及其史事的历史文献中，对于廪君却只字未提，这就充分说明了廪君并非巴国王族这一史实。

有的学者认为先秦有若干个巴国并存，其实巴国只有一个，即姬姓巴国。除姬姓巴国外，其余所谓的巴国，都是居息在巴地上称为巴的族群。《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显然这八个族群是巴国境内的属民，而不是与巴国并驾齐驱的另外八个巴国。以下对巴地八族略作分析，以明其来源。

《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巴国之属的八种族类中的“濮”，与川东其他百濮系统相对举，说明此“濮”是专称，而不是泛指的濮。

巴国王族，即学术界所盛称的宗姬之巴，即是《左传》、《史记》以及《华阳国志·巴志》等史籍所叙录的巴国④。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这里，两度指明巴国为姬姓。

巴为姬姓，这在先秦史籍中可得而征引。《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初，(楚)共王无冢嫡，有宠子五人，无嫡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使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巴姬埋璧之事亦见于 《史记·楚世家》 。

《左传》所记“巴姬”，根据《周礼》所载“妇人称国及姓”之制①，巴为国名，姬为国姓，巴姬即是姬姓巴国嫁于楚的宗室女。 《华阳国志·巴志》 记载直到战国年间，巴、楚的通婚关系尚存，足证巴为姬姓之说不误。巴子称为宗姬，宗姬之姬为姓，宗则是同宗之意，表示与周人为同宗之后。姓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说文·女部》曰：“姓，人所生也”，其字从女从生，表明姓所标志的是出生的血缘关系。《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叔孙豹与其过去“所宿庚宗之妇人”对话，叔孙豹“问其姓”，妇人答曰：“余子长矣。”杜预注云：“问有子否?问其姓(生产)，女生(女子生产)曰姓，姓谓子也。”可见，问其姓就是问她所生的孩子，姓也就是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出生的血缘关系最初以母系计算，故曰“女生为姓”。后来发展到以男系计算血缘关系时，就出现了宗。《说文·宀部》曰：“宗，尊，祖庙也。”宗即是祭祀祖先的庙主，所表示的完全是父系的血缘关系②。因此，由姓到宗的发展是同社会由母系转入父系相适应的。显然，巴有宗姬之称，说明巴人的父系先祖与周人的父系先祖源出一脉，有相同的出生血缘关系，故为同宗之后。

对于宗姬的解释，有的学者从周之宗室子弟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宗姬应是周王室的直系后代。此说尚可商榷。如上文所论，宗为同宗之意，代表的是父系血缘上的同源关系，并非指宗室而言。从史实来看，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宗姬的分封是在周武王克殷之后。《左传》昭公九年也说是“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则此宗姬必与武王同时。假如宗姬果然是武王的宗室子弟，那末在有关文王、武王或成王进行分封的备物典册中就应该有史可考，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史记·周本纪》关于王室世系的记载可见，周武王有子十人，长曰管叔鲜，最少曰冉季聃，十人及其后代中没有一个同宗姬巴国有关。对于文、武、周公的后代即宗室子弟在西周初年分封为诸侯的情况，《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记载颇为详细，其文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些诸侯国均为西周宗室子弟所建，其源流大多在史籍或金文资料中可以考见，其中同样没有一个与武王分封的宗姬巴国有关。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对“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后的分封之数有一说明，文曰：“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这里所说的兄弟之国，其实就是指宗室子弟所建之国；而所说姬姓之国，在此与兄弟之国对举，显然就不是指王之宗室子弟，而是指与周同源的其他姬姓所建之国，二者间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至于《荀子·儒效篇》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所说“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与上引《左传》所记兄弟之国和姬姓之国的总数五十五人基本一致。两相对照，可知这是举全部姬姓诸侯之数合而言之，未作王室子弟和其他姬姓间的区分。既然史籍已明确指出姬姓诸侯中存在王室子弟和同宗后代的区别，而王之宗室子弟所建诸侯国中又无一称巴，与宗姬巴国全然无关，那末，认为宗姬是周王室子弟的说法无疑就是一种误解了。

宗姬与周同宗，在班辈上低于武王，在同宗关系的庞大血缘纽带中居于子辈，由于早已别为氏族，故对武王来说，属于子族之列，因其分封于巴，故称巴子。巴谓国名，子谓子族，此即宗姬称为巴子的由来①。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殷周之际的宗姬之巴，由于迫使殷人前徒倒戈而“著乎《尚书》”，名传千古。这里所说著乎 《尚书》 ，古今学者均一致认为是指《尚书·周书》中的《牧誓》。《牧誓》是武王伐纣大战之前在商郊牧野所作的誓师词，篇首记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史记·周本纪》 所引与此略同)同参预伐纣之师的各族武装共同宣誓。可是在所有军队中，丝毫也未提到巴师，在整个誓词中也没有片言只语提到巴人，这同常璩之言显然矛盾。为了证实 《华阳国志·巴志》 关于巴师著乎 《尚书》 这一记述的可靠性，学者们已经作了许多阐释，或说彭即巴，或说髳即巴，或说濮即巴，或说举濮而包巴，总之都在篇中具体提到的八国中去加以论说。然而均无确据，难成所论。有学者从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认为今陕西宝鸡附近的弓鱼国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与四川彭县竹瓦街所出颇为相似，当为巴人的弓鱼氏所遗，并认为弓鱼氏即是参预武王伐纣的巴师，应属《牧誓》篇首所称的“友邦冢君”之列，与西土八国不存在什么关系②。此说颇有新意，不过把弓鱼氏器物看作巴人所遗，从而把二者等同起来，这一说法似可进一步研究。从弓鱼伯、弓鱼季所作之器特别是青铜兵器来看，其形制与早期蜀文化颇为近似，并且彭县竹瓦街无论就地域上说还是就已发现的器物来说，均无不与蜀有关，而同殷周之际的巴人谈不上直接的联系。

巴师伐纣确为史实，但既不应在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去强取其证，也不必在《牧誓》中去详加稽考，以求从中析出一支巴人。上文说过，巴与周为同宗之后，关系甚密，居地相邻，在殷末参预以周为首的反殷集团，成为“殷之叛国”③，并协同武王伐纣，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所以周初也才能够被武王举亲而封于巴。如象宗姬一类非周王宗室子弟的其他姬姓之国也是如此，均由于相随伐纣而受王室分封，故其名称也未见诸《牧誓》，更未流传下来。而 《牧誓》 所举西土八国则与此不同，这八国中没有一个是周之同姓，它们与周的关系并不象周之同姓那样紧密，参预伐纣也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故武王在誓师词中要把它们特别举出，一方面可略示其间的区别，另方面则可收儆戒训令之效。属于姬姓集团的各个宗支，则由于有血缘纽带的牢固维系，并且在军事上易于连成一体，服从统一的号令指挥，因而用不着把各支的名称一一列出。事实上，《牧誓》对姬姓集团中的任何一支都是没有直接列举的，只是在篇首总挈各部时举出了各自所任军职，即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之类，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宗姬的军事称谓。因此在这篇誓词中找不到宗姬之名是极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①。

巴国虽为姬姓，与周同源，但诸姬集团早在殷代或在此以前即已别为氏族，依照上古姓氏有别，“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的通例，其方国名称均不与姓发生联系，而以职司名、居邑名等作为国名，并以此作为氏号，此即古人所谓“诸侯以国为氏”，因此同一族属的不同宗支在别为氏族后即有不同的名称。仅以姬姓而论，《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吕相绝秦之辞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这里的白狄，即指 《左传》 中所记的晋献公夫人大戎子狐姬和骊姬的族落，与晋同姓相婚，显为姬姓，此外鲜虞也是姬姓②，均为与周同姓而别为氏族后另立名号者，均为显著例证。

巴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作为地域名称，巴的内涵相当丰富，包容面相当广阔。由于古代以川东、鄂西为中心，北达陕南，南及黔中和湘西地区的一大片连续性地域通称为巴，所以古代居息繁衍在这个地域内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有地、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由于巴的内涵的复杂性，导致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往往各执一端，发生很大分歧，至今在若干基本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巴人，是泛指生长在巴国和巴地范围内的所有人，以及从巴迁徙至其他地方的人，而可以不论其本来族别如何。

巴人，曾主编《新奉化》 、 《译报大家谈》 ，曾任 《四明日报》 编辑，著有小说《疲惫者》 ，短篇小说集《监狱》 ，翻译 《苏俄女教师日记》 、日本长篇小说 《铁》 等。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并于1926-1935年间三次被捕，1937年重新入党并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员。与许广平、郑振铎、胡愈之等共同编辑 《鲁迅全集》 。1941年先后云往香港、新加坡任星（新加坡）华战时宣传部长。巴人还是我国首位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0年），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1960年反右倾，被撤销一切职务。1966年完成 《印度尼西亚历史》 初稿。文革期间遭批斗，1972年病逝，1979年6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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