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梅生（1906～1944），原名赵作霖，又名赵长远，山西省平顺县人，出生于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1984年被中共山西省委追认为烈士，并立碑为志。

中文名：赵梅生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06年

逝世日期：1944年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被中共山西省委追认为烈士

曾用名：赵作霖

赵梅生少年好学，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在经济系读书。

在北大学习期间，赵梅生十分活跃，曾参加过不少团体的活动。1930年北大学生会改选，时为经济系三年级的赵梅生当选，赵梅生还担任了交际股的副主任。

赵梅生进入北大的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返回故乡在小学任教。1929年春他再度回到北大。9月，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因抗议日军出兵东北，与朝鲜学生和日本群众在东京游行示威，遭到军警镇压，有300多名中国留学生被捕。11月，根据中共顺直省委和北平市委的指示，在北大发起组织了“北平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筹备会”（即后来“反帝大同盟”的前身），赵梅生是其负责人之一。1929年12月至1930年4月，他还曾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委员，相继发展了李长路等人入党。

当时北平的团组织也是由他和中法大学的女学生袁行庄等所组成。袁行庄当时“家里很有钱，上学时是车接车送，参加革命活动时才16岁”，后在天津的工厂做女工的工作，并担任过中共天津市委妇女部部长职务。在这过程中，赵梅生和袁行庄相识并相爱。1930年6月至9月，赵梅生又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以及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同年9月，北平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成立，他又担任主席。

那时，赵梅生是北平党团组织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对敌斗争坚决，如一次游行示威，他率领众人砸了汪精卫在海王村的特别党部，并与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搏斗，奋战中他居然把一个军警的手指也掰断了。不久，他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捕，狱中他组织建立党支部，率众与反动当局斗争，直至张学良入关，始被释放。此后，他和战友们努力纠正和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逐渐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团、工会等组织，建立了左联、社联等党的外围组织。

1931年1月，在中共北平市代表会议上，赵梅生再次当选为市委委员。

中共顺直省委问题和所谓“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风波

大革命失败后，北方中共党的组织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党内思想严重混乱的情况下接连受到重大的挫折，与此同时也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党内纠纷，这在后来就成为赵梅生蒙冤的一个导火线。

此前中共在北方的领导机构是中共北方区委，但自李大钊牺牲后，在大革命的低潮时期，北方党的工作非但久久不能打开局面，其内部的派别斗争和意气之争也不断发生且日益严重。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之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北方局，并派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任秘书长赴北方工作。9月14日，王荷波、蔡和森代表中共北方局发出第一号通告《关于“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各决议党内讨论》，通告中指出：要“彻底清查与改正各级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错误”，并规定了改造各级党组织的方法、步骤和要求。此时中共顺直省委业已成立。9月22日，在中共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中共顺直省委的改组会议。

就在顺直省委改组之后，在指导顺直党的工作中出现了彭述之、蔡和森、陈潭秋、刘少奇等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顺直省委书记的彭述之已成为“托派”分子，他还联络在北京的段纯、刘伯钧、熊味根等人反对顺直省委的改组和将要进行的北京市委的改组。此后，顺直省委相继由朱锦堂、王藻文、韩连会等担任书记，但党组织的混乱局面一直没有得以解决，直到1928年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巡视北方，才基本解决了顺直省委的问题。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顺直省委改组的同时，1927年9月下旬，在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市委由王尽臣任书记，委员有李渤海等。会后，段纯等人认为改组是非法的。就在北方局专门为此开会进行解释时，由于叛徒出卖，多数与会人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中共北方局和北京市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30年6月，中共北平市委又重新改组，曹策任市委书记，秘书长则由魏文伯担任，赵作霖等当选为委员。其中市委常委之一的赵作霖负责宣传。之后不久，发生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风波。

1931年1月初，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了中央，随即在党内引发了一场混乱。罗章龙等当时就在大会上要求另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彻底改造中央政治局，形成与王明等的公开破裂。此后，罗章龙等在会后开展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活动，主张由中央紧急会议产生新的中央。在此过程中，还在各地党组织中成立了“第二中央”和“第二省委”等，造成了党内严重的分裂。这时，已经改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曹策和京东特委书记李友才等人也在天津发起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

“筹备处”成立后，曾派人到北平、唐山、直南、陕北、太原等地活动，并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废止六届四中全会的一切决议，重新组织新的中央。“筹备处”的活动使得中共河北省委及其下属各地的党组织处于混乱状态。后来，冀丕扬对此有一段回忆，其中他不仅提到了赵梅生，还提及当时赵的恋人袁行庄。他说：“1930年9月我出狱时，北平党的市委书记是肖明，组织部长是赵作霖。我出狱后找到肖明、赵作霖，他俩和我谈了话。不久，我转为党员，并担任党的东城区委书记。这时期北平党的中心工作是反对立三路线。1931年1月，袁行庄从天津来北平找我和赵作霖谈话，她说：‘省委认为，陈绍禹（即王明）借反立三路线的机会，把持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他比立三路线还左。陈绍禹认为六届三中全会的反立三路线是右了，实际上他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瞿秋白的，所以我们要反对陈绍禹把持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她与我俩谈话后又找肖明谈了，我们都表示同意省委的意见。几天后袁行庄回到天津。到1931年2月，袁行庄与河北省委负责人曹策一同来平，又找我们谈话。谈话内容是我们要从反对立三路线转变为反对王明把持召开的四中全会。曹策与我们谈话后，肖明、赵作霖决定组织一个秘密的刻印机关，人员有我、袁行庄、小夏（陕西人）三人。我与袁行庄组成一个家庭，小夏作为我的表弟，我们掩护小夏刻写印刷。印刷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四中全会的文件及中央有关的重要文件。这期间，中央曾派送张金刃到北平指导工作，并帮助组织紧急会议筹备处。肖明、赵作霖、吴化之等人参加了筹备处会议。”在以上的背景下，1931年1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在清华大学秘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市委书记任国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代表蒋晓海也作了报告。代表们围绕拥护与反对四中全会了激烈讨论。最后，代表大会选出赵作霖、肖明、刘锡五等七人为新市委的委员。

这次大会后，新当选的市委成员进行了分工，赵作霖任书记。岂料，1月25日，刘锡五等人发表意见书，否认并退出了这届市委。他们认为北平党的代表大会“是无条件的反对四中全会”的，“是接受了筹备处以蒙头盖尾的法术化装了立三路线的孟什维克式的筹备处路线”，因此，“要求省委迅速召集平市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坚决反对筹备处路线的倾向”。与此同时，他们又另外成立了以刘锡五为书记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这就有了两个“市委”。

1月28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河北省的领导问题，结合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派出以陈原道为首的代表团到达天津。不久，中央代表团正式决定取消“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停止省委的职权，暂由中央代表团代理省委工作，并组织临时省委，由临时省委在一个月内召开河北省紧急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的省委，同时派遣干部到北平、唐山等地进行反“立三路线”和反“右派筹备处”的斗争。2月中旬，河北临时省委派阮啸仙巡视北平，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与省委的指示，帮助北平临时市委“坚决与右派筹备处及党内右倾危险”“作无情的斗争”。这时，以赵作霖为书记的中共北平市委虽然受到大多数党员的拥护，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他们继续工作下去，势必将形成“第二党”，后果则是分裂党组织，对革命不利。因此他们从大局出发，主动决定解散市委，回到四中全会产生的党中央领导下工作。2月24日，在河北临时省委的领导下，中共北平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选出以刘锡五为书记的中共北平市委。

反对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没有错误，况且在当时党内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许多城市的党组织中，唯有北平是最早自动解散的。至于当时赵梅生等之所以反对王明等，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中央乱搞的那些“飞行集会”等“左”倾活动，作为北方党组织的基层领导，他们深知“左”倾的危害。当然了，反对和纠正党内的错误，要受党内纪律的约束，由于纠纷而形成“第二市委”或“两个市委”的事实，这显然就不被党的组织纪律所容许了。于是，由于党支部的解散，赵梅生等被切断了组织关系。“1931年5月的一天，肖明、赵作霖二人找我说：‘我们俩人被开除党籍了，你也被开除党籍了，理由是说咱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罗章龙派。’”冀丕扬回忆说。曹策后来回忆说：“当时反四中全会的多是国内的老革命同志，赞成的多是在苏联学习的。我既反对罗章龙他们搞分裂，也对王明的那一套教条主义不满，认为他们不懂中国的实际，也不同意他提出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观点。但我赞成他们反立三路线。我当时的思想是要为第三国际负责，要反立三路线，主张改组中央。提出紧急会议筹备处是想把张金刃和韩连会拉过来，结果是我和他们站在一边了。……河北成立紧急会议筹备处，是得到平、津、唐很多同志赞成的，后来很多同志回到了党里。”

当然，也有因为寒了心，没有回到党内的。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赵梅生夫妇

此后，作为“回到了党里”的“紧急会议”派的肖明等，仍在中共北方局特委领导下开展活动，赵梅生则返回北大继续从事党的活动。他一直对开除他党籍的处分并未表现出消极情绪，认为那只是“切断关系”而已，因此他除了在北大开展地下工作外，依然在党外与中共华北特委保持联系，秘密地进行军事情报的工作。此后，他的积极表现也就使得他恢复了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北大也成为北方救亡运动的发难地。11月30日，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议决赴南京请愿。赵梅生则主张不是“请愿”而是“示威”。随即北大实行罢课，并派人员南下示威。赵梅生遂组织领导了“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团”赴南京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在南京，他又一次被捕。在狱中，他发动难友开展绝食斗争，并撰写歌词鼓励大家。其歌词是：“北大！北大！一切不怕。摇旗呐喊，示威南下。现被绳绑，又换枪把。绝食两天，不算什么！作了囚犯，还是不怕。不怕，不怕，北大！北大！”此后由于各地的声援，他与被捕同学才获得释放，随即被国民党军警强行押回北平。

1932年，赵梅生在北大毕业后，由党组织派回家乡，秘密担任中共山西汾阳特委书记。当时下野的冯玉祥在山西汾阳成立了军官学校，实际由中共给予帮助，赵梅生也在这所学校以文书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兵运工作。

1933年，日军侵入关内，华北危急，冯玉祥在察哈尔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当时中共党组织派遣了许多学生党员前去参加。赵梅生也参加了同盟军的活动，当时，他率领中原大战后由冯玉祥残部组成的汾阳军校官兵3000余人组成抗日先遣队，徒步走到张家口，加入了抗日同盟军。赵梅生担任同盟军吉鸿昌部直属教导团的代理团长。7月，教导团与其他部队一起收复了多伦。

赵梅生与柯庆施等都是当时张家口中共前委的领导人。不久，抗日同盟军因日伪的围攻和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以及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而失败。此前，赵梅生已经被排挤出这支部队，夫妇二人遂又返回北平，并在中共北方局特委领导下活动。据说1934年的一天袁静（即袁行庄）上街买早点，结果被叛徒盯上，他们夫妇二人遂遭逮捕，但他们坚不吐实，直至袁静的亲属用重金将他们保释出狱。这是赵梅生参加革命后的第四次被捕了。在狱中，他与地下党员阮慕韩建立了工作关系，于是在出狱后很快和党组织恢复了联系。1935年，他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军事代表（一说担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的军委书记），负责河北的兵运工作。

当时赵梅生的公开身份是在天津法商学院统计系任教，期间他还曾参加了北方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天津和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他因此被学院解聘。此后他返回北平，随即在北方局刘少奇、彭真等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就是在他和许德珩、张申府等发起下成立的。

1936年2月15日，上海《大众生活》杂志在第1卷第14期发表了赵梅生起草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宣言质问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

此后，中共北方特委又安排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到阎锡山参议张慕陶那里执行“反间”任务。

七七事变前夕，赵梅生因肺病正在北平西山袁静父亲的别墅里养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病请求工作，于是他和袁静被派往保定一带开展工作。不久，他们夫妇二人因保定沦陷而失去组织关系。赵梅生和袁静遂一同南下到了武汉，随即在八路军办事处向中共长江局的董必武报到，以后就在董必武、王世英的领导下做统战工作。

不久，他们与袁静的姐夫叶楠（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公子，时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委员）等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赵梅生任组织部长，并起草了宣言、组织简章等。据当时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书记的于光远回忆说：当时叶、袁两个家庭都积极靠拢中共党组织，赵梅生也想尽快解决自己重新入党的问题。1940年，赵梅生夫妇毅然决定前往当时无数爱国青年热盼的抗日圣地延安。

在去延安之前，赵梅生还奉命与袁宝华在河南成立了河南青年救亡协会，并以第一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宣传部指导员的身份从事统战工作。1939年，经山西老乡王世英和薄一波的介绍，赵梅生夫妇在流亡到陕西的阎锡山那里开展统战工作。翌年，赵梅生夫妇到了延安。

“抢救运动”中的悲剧

在延安，赵梅生、袁静都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也都被分配到庆阳陇东中学，赵梅生还担任了副校长一职。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后，由于王实味事件和“小广播”现象的发生，整风进入了锄奸和审干的过程。在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中，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并且曾经有过被捕经历的赵梅生和袁静受到了怀疑。后来袁静创作的秧歌剧《减租》也被康生视为“右倾”，加上袁静的姐夫叶楠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于是两个人的嫌疑更是重大。不久，赵梅生以开会的名义被调到延安接受审查，随即失去自由。再后来，赵梅生与肖明等原来一些“紧急会议派”的成员皆遭到了逮捕。赵梅生蒙冤受屈，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由于赵梅生住的是新打的窑洞，一个窑洞里6个人都被潮湿弄出了病，赵梅生体质差些，肺结核转成了肠结核，这在当时是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也为之束手无策的，于是他于1944年病逝在那口窑洞里。

解放后的1951年，董必武曾指示中组部为赵梅生作出正确结论并立碑纪念，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反复核查，才对赵梅生的冤案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其党籍，后又被中共山西省委追认为烈士，并立碑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