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诗东（1938年5月—1996年6月20日），物理学家，福建东山人。1960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物理系，196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等离子体物理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讲师、助理物理学家和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73年蔡世东先生学成回国，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诗东在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研究的若干重要前沿领域作出了多方面、系统性、创造性的贡献，被国际同行学者认为是世界上这一领域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1996年6月20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而与世长逝，享年58岁。

中文名：蔡诗东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福建东山岛

出生日期：1938年5月1日(农历)

逝世日期：1996年6月20日

职业：物理学家

毕业院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主要成就：等离子体基础理论方面的重要研究 热核聚变等离子体方面的理论研究

享年：58岁

病逝原因：肝癌

蔡诗东1938年5月出生于福建东山岛。其时，正值抗日战争。父亲蔡学正先生于当地担任公职，清廉本份。数月后，举家移居上海，全家靠父亲经营小杂粮店为生。一家六口同居一室，生活清苦，但父母仍让蔡诗东上学读书。他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随家迁居台湾，就读于安庆国民小学。

1950年他以首名成绩毕业，考入台湾名校台南第一中学。他读书认真聪明，心思细密，理想执著。热爱数理科目，一心钻研，不以学好学校课本为满足，常在课余自修大学教程。蔡诗东在小学中学读书期间就刻苦好学、勤奋上进，这与他父母从小给他的身教和言教有关。他父亲恬静好读，涉猎中外书籍；母亲则常以自己成长的经验启发孩子，督促子女。

1956年蔡诗东高中毕业，适逢杨振宁和李政道因推翻宇称守恒定律而获得诺贝尔奖，这对他影响很大，他以杨李两位教授作榜样，立志要对科学做出贡献，在事业上要有成就。他便选定研究物理学作为终身奋斗目标，考入东海大学物理系。他是东海大学物理系第二届毕业生。在大学期间，他剃着光头，穿着朴素，不多言语，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文雅风趣，爱打桥牌，喜看武侠小说。在读书方面，他特别重视逻辑思考和从原点出发的创新。他喜欢推演高等数学和物理学原理，而且常常耐心演练。这种磨练为日后理论物理的研究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根基。他求知欲很强，不满足课堂所学，他不断研读海外研究所的资料，丰富自己的科学知识，东海大学的外籍教授对他十分赏识，主动给予帮助。

1960年，蔡诗东从东海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便作为预备军官服役一年（1960-1961），此后便一直在东海大学物理系任助教。

1963年，他获得全额奖学金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大学（Dartmouthcollege）攻读超流物理硕士学位。196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奖学金，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的天体物理科学系（DepartmentofAstrophysicalSciences）攻读等离子体物理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的等离子体物理学家T.Stix教授。蔡诗东的博士论文课题是关于漂移波方面的研究。他的这篇博士论文很有创造性，成了研究漂移波的重要文献之一。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Stix教授对他的学生们所交的作业中，总是先要批阅蔡诗东的作业，他欣赏蔡诗东的答案不仅正确，而且解法巧妙。在与蔡诗东的合作研究中，他认为蔡诗东的数学演算能力和物理学的创造性非常突出，能很快拿出新招解决难题，而且精力充沛。

1969年蔡诗东获得了等离子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在1969年至1973年期间，他先在美国加州大学任助理研究物理学家(AssistantResearchPhysicist),后又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任研究员（ResearchFellow）。

1971年，美国政府公然把早先侵占的位于中国东海的钓鱼岛和琉球群岛交给日本，从而激怒了全球的华人。在美国的华人学生和学者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保钓运动，蔡诗东和他的夫人曹俊喜都积极地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这一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不同背景的华人学生和学者对祖国的认同感。在这期间，他所敬仰的杨政宁、任之恭等教授回国观光，返美后给华人留美学生讲述了令他们激动的见闻，从此他深知祖国在建设，祖国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蔡诗东热爱祖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所有这些都促使他向往祖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973年，马里兰大学物理科学研究所正在为他办理助理教授的任命手续时（在此之前，他是博士后研究员），他放弃了这个工作机会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他和他的夫人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国后，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等离子体理论研究工作。他先后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及担任等离子体理论研究组组长、等离子体学术小组组长、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85年起，一直担任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的主席。1985年后，他先后被聘为复旦大学、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校的兼职教授。1986年起，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科技组）委员。1987年至1988年任中国高等科技中心（世界实验室）特别成员。1988年起连任亚非等离子体培训协会副主席。1991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他高级会员（APSFellow）称号。1992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5年5月，被选为亚非等离子体培训协会研究和培训中心主任。1995年11月，蔡诗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然而，成功的喜悦终究掩盖不住蔡诗东健康的迅速恶化。1996年5月，蔡诗东于接待应邀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专家时，身体即已支撑不住，疲倦，头晕，尤其爬楼梯时，已力不从心。

拖到5月29日，夫人曹俊喜强迫他去检查，始发现蔡诗东已罹患末期肝癌，已无法手术治疗。曹俊喜，这位蔡诗东的东海大学学妹，顿觉晴天霹雳，隐忍巨大伤痛，与女儿蔡传菁日夜亲侍汤药，无奈回天乏术，终于在同年6月20日，走完了坎坷又充实的一生，得年仅58岁。

蔡诗东虽然荣任院士，但住院医疗时并未获得特别照顾。他去世后约半年，夫人曹后喜在中科院物理所出版的纪念集《怀念蔡诗东》一书中，写了一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倾诉其悲痛、无奈与哀怨。

蔡诗东五月二十九日检查出癌症，费了九牛六虎之力才住进卫生部所属的中国肿瘤医院一般病房，无卫生设备及陪床，也没有电话。这时蔡诗东的病已无法外科治疗，只能用生物治疗延长生命。

夫人写道：“他们（院方）承认生物治疗需要安静的环境和单间，希望我们自己尽快想办法。主治医师向所领导单位说你病已属死缓”。寻找单间病房的任务又落在我们的肩上。你虽为全国政协委员和科学院院士，但没有官职又非大款，单凭这两个头衔起不了作用。后来多亏有关领导想方设法，拖到6月17日才住进北京肿瘤医院的特级病房，但仅仅三天后就去世了！

对于父亲的早逝，女儿蔡传菁在纪念集中写道：“现实中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命运总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们从来不为自己的生活考虑，一心想让国家的科技水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这里我呼吁国家应给予他们更大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那些坚持一心一意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们，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他们是中国科学界的脊梁，是财富。另外我并不欣赏那些抱病工作的人，他们值得敬佩，但不值得称赞。应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延长工作的寿命”。

蔡诗东妻子与女儿的文章，感动了中南海，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今后院士之保健体检及治疗享受副部长级待遇。1998年6月5日，更下达红头文件，让年满八十岁的院士享受更特殊的待遇。其时中国科学院共有145位资深院士，转眼之间，已有郑作新、王淦昌、汪德昭、武衡等院士作古，因此，资深院士现仅存141位。这些推动中国科技由剥而复的第一、二代科学家，在中国科学发展史的地位不可磨灭。1996年6月20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而与世长逝，享年58岁。

蔡诗东学问渊博，基础雄厚，知识面广，在等离子体理论的许多方面都有创新和贡献，为后来学者开辟了研究方向和道路。这些成就与他个人的理想和品德以及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1.“以求报答人类于万一”

蔡诗东高中毕业时，受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影响，立下了要像他们一样，对科学要有所建树，对人类要有所贡献的志向。他在大学读书时，不多言语，勤勤恳恳，抓紧时间，认真读书，不以学好课堂知识为满足，还要研读海外研究资料。他在大学时的摘抄本的前页上写道：“尽我一己区区之能力，在我渺小短促之生命中多看点书以求报答人类于万一”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在以后前进的道路上，纵然有这样或那样的艰难和险阻，他总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奋勇直前，他为实现自己的志向努力奋斗了一生。

2.“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1973年的夏天，好几百个中国留美青年学者出于爱国的动机与热忱向国内提出希望回国工作的申请和愿望，当时国务院经过慎重考虑了国内的实际情况与需要以后，并且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批，核准了其中的八名，蔡诗东就是其中之一。这显然是一种难得的荣誉。当时马里兰大学物理科学研究所正在为蔡诗东办理助理教授的任命手续，他当即要求停止办理此任命而决定回国。因为他深感祖国的建设需要他，他说：“当我看到中国需要发展等离子体物理学时，我决心回到祖国，因为我的根在中国”。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他不顾亲友和朋友们的好心劝阻，秘密地去加拿大办理了回国手续，处理了家中一切物品。终于在1973年11月携夫人经过香港回到了祖国。那时中国的“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对从国外归国的学者和专家有种种偏见。中国的科学研究处于万马皆瘖的岁月，蔡诗东的为国出力，为发展等离子体研究事业的满腔热情和抱负无法施展，而且生活条件艰苦。在此期间，有一些归国的学者因适应不了当时的环境而离开了祖国。蔡诗东对于这一切困难却有着惊人的适应和忍受能力。他总乐呵呵地对夫人说，这是暂时的困难，过渡时期，不能泄气。蔡诗东在80年代初重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母校时，他的博士导师对他说：“你在中国那么苦，不如留在美国一起干。”，但蔡诗东回答道：“我是中国人，我认为我还能对中国的等离子体物理做出一些贡献。”他的哥哥也多次劝他到美国去，但他要留在祖国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十分欣赏他刚回来时物理所领导对他讲的一句话：“现在你们回到家了，这个家虽然很穷，可这是自己的家。”蔡诗东在这个家里，安贫乐道，义无反顾。他要在“自己的家”里施展才华，要为建设好“自己的家”贡献力量。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文革”的结束，蔡诗东和别的科学工作者一样欢呼科学的春天的到来。蔡诗东对研究工作埋头苦干，常常一早上班，下班后吃完晚饭就到办公室来继续工作，一直到深夜才回家，几乎是天天如此，一心扑在工作上，他不顾身体，近乎在拼着命工作。长年累月的拼命工作，又舍不得腾出时间去看病，终于在1996年查出肝癌晚期，才58岁就英年早逝。他为等离子体研究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3.“必须提高大家的学术水平，共同努力才行！”

蔡诗东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在等离子体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完全可以埋头于自己的科研工作，他个人的成就和名誉毫无疑问将更加辉煌，但蔡诗东认为“回国后如果只管自己做研究写文章，这样对自己固然有好处，但这无异于在国外做研究，回国不回国对我国来说都是一样的，对国家并无多大贡献。”他又认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要想提高我国的等离子体研究水平，使之在国际上能有一席之地，必须提高大家的学术水平，共同努力才行！”蔡诗东所领导的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研究组的成员，都不是学等离子体物理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要想从整体上来提高全组的研究水平，可想而知这是一件难事。蔡诗东顶着困难，想方设法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提高全组的学术研究水平。

他先在组内定期组织学术讨论会，要求大家轮流作学术报告，边学习边工作，他带头在组内讲授。在学术活动中，他鼓励大家多多提问，他自己也耐心听讲，提出问题，启发报告人深入思考，弄清物理图像。经过一年的实践，大家的视野开阔了，学术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为了便于国际交流，他组织大家在组内用英语作报告。他还利用在国外学术界有很多朋友的有利条件，请他们到国内来讲学和合作研究，并送人去国外或亲自带领组内人员去国外进行学术访问研究。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全组人员的共同努力，蔡诗东所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研究组终于成为国内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并活跃在国际等离子体物理的一些前沿领域。蔡诗东为了提高全组的研究水平花去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的一位马里兰大学的朋友对此感叹地说：“只有蔡诗东愿意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做出这么多的牺牲！”

4.“要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

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文革”造成的史无前例的人才断层现象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来，加之当时年轻人出国热的不断升级，蔡诗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国培养年轻等离子体物理研究人才的迫切性，他提出了：“要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的想法。1985年他主动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和福州大学联系，倡导并创立了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这个民间组织，他自己被推选为研究会主席。（王淦昌院士历任该会指导委员会名誉主席，由国内外的著名等离子体专家任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等离子体研究会以培养中国年轻等离子体物理研究人才为主要宗旨，把蔡诗东的目标——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明确地写入了等离子体研究会的章程。等离子体研究会创立之后开展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例如，成员单位之间的研究合作、举办专题报告会、讲习班、国际性的学术报告会。每次报告会后总要安排一次年轻人的学术讨论会，蔡诗东总是亲自参加，给予指导，加以鼓励，解答问题。在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成立的那年暑期，蔡诗东邀请了一些著名的美国等离子体物理学家来讲习班讲课（他们中有的是自费来华的），到会者均感到受益匪浅，收获很大。由于他的有力领导，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成员之间的科研合作不断加强，成员单位数目发展到了二十多个，包括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核工业部的一些研究所以及一些高等院校。为了推动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的全面发展，蔡诗东多方呼吁把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直属于中国物理学会，以便统一组织国内的学术活动。2001年，他的遗愿终于实现了，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加入中国物理学学会，成为中国物理学学会下属的等离子体物理学二级分会。

5.勤奋好学，点滴积累

蔡诗东学识渊博，基本功扎实，知识面很广，对等离子体物理理论有巨大贡献，这是与他平时的勤奋好学，点滴积累分不开的。蔡诗东在大学期间是有名的用功学生，除了学好课堂知识外，他在课余时间研读了海外研究所的资料。蔡诗东总是认真地阅读别人的文章，以便了解和掌握国外科研动态，对文章的内容有自己的分析有自己的见解。蔡诗东成名之后，他的好学精神始终坚持着。他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他从不因为顾及面子而不懂装懂，或摆出权威的架子吓人。在学术问题上他没有半点浮华虚张，从国外请来的身有专长的专家，只要有比自己先进的地方，不管辈分如何，他都是虚心学习。对自己不了解的实验中的问题，也总是请教研究室的同事。对自己的学生，在学术讨论中也是平等对待，以科学为准。他还有作笔记写心得的习惯。在大学读书时，他有个摘抄本，记下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他把平时的阅读体会和脑子中对科学问题的思考，和那种一闪念的灵感都记录下来，留待以后慢慢思考。他对知识真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点点滴滴地累积起来的。他记下的思考和问题，成了他的研究课题。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还有一些尚未解决。中国的大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名言：“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正是蔡诗东在科学研究道路上成长的写照。

6.“发表了的东西，白纸黑字是无法改变的，要是写错了，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蔡诗东的严谨治学真是做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他的研究论文写得总是有根有据，内容实事求是，经得起反复推敲。他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他对学生要送交发表的论文，他总是要反复阅读，仔细核对，做到内容准确、表述清楚。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工作做错了，可以重新做，但发表了的东西，白纸黑字是无法改变的，要是写错了，一辈子都会后悔的。”在他的教育下，他的学生投送文章前总是要仔细了再仔细地核对内容，反复又反复地修改词句，力争达到导师的内容准确、表述清楚的要求。

7.“如果没有兴趣，就不要勉强自己。”

依蔡诗东的学术造诣声望和学生们对他的尊敬，他可以给自己的研究生简单地指定一个明确的研究课题，学生们也会接受他的这种安排。但蔡诗东认为培养研究生不仅仅是跟着导师做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要尊重他们的兴趣，要让学生有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学术空间，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因此他让学生自己去选题，最后和学生一起确定研究课题。而且还常常问学生：“你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吗？如果没有兴趣，就不要勉强自己。”他安排组内同事的研究课题时，也常常照顾到对方对课题的兴趣程度。他的这种尊重对方个人兴趣的做法，常常使人感到和他在一起合作，心情非常愉快，气氛很是融洽。

8.“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蔡诗东衣着朴素，生活节俭，但为资助湘西地区的4名贫困学生却慷慨解囊；淡泊名利，有了成绩不张扬，不请奖，所内有关部门几次动员他去申请自然科学奖，但他认为奖励应由同行根据工作成就推荐，不应由自己申请，因此一直未去申请任何奖项。有很多次，报纸和电台的记者要对他采访报道，他都婉言谢绝。他认为，自己回国工作是期望能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发展国家的科学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不愿以此炫耀自己；他尊重别人劳动，不居功；埋头工作，默默奉献。那末，他的人生快乐在哪里，安慰又在何方？他说：“我所从事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只要看到自己的结果能被实验证实，并被同行引用和推广，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这正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的高尚情操.

蔡诗东院士是一个杰出的等离子体物理学家，为推动和发展中国的等离子体事业竭尽了毕生精力,正如他的墓碑上刻着的那样:“毕生致力于中国等离子体物理事业”,蔡诗东又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执著地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

此外，蔡诗东很关心推动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离子体研究事业，在他连任的亚非等离子体培训协会副主席的数年中，为发展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离子体事业，培养研究人才花费了他许多的精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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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诗东、夏蒙棼、李银安、周汝玲、姚国昌、周美和编著.1985.物理学词典—等离子体物理学分册.科学出版社

主要参考文献

《怀念蔡诗东》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亚非等离子体培训协会、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编纂.1997.

《蔡诗东纪念文集》王淦昌题

杨晓升.1998.科学巨星蔡诗东命陨1996.

《中华儿女》1998年第6期

《新华文摘》人物与回忆1988.8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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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者

李银安（1937~），江苏省江阴市人。退休前，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工作，研究员。

陈雁萍（1938~），上海人。退休前，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研究员。

蔡诗东30多年来一直从事等离子体理论研究工作。他的研究面很广，发表了150余篇论文，他的研究工作，被同行们广泛引用。在一些重要的前沿领域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贡献。

1.推导出了热流非对角元与逆磁对流项相消的恒等式，后被普林斯顿实验室同行称为“蔡氏等式”，从此，等离子体宏观方程应力与热流的表达式被固定了下来；1960年代，人们对静态等离子体（Q-machineplasma）中的碰撞漂移波不稳定性在实验上和理论上做了广泛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虽然可以定性地解释部分实验结果，但仍然存在着不少不能解释的现象。蔡诗东在分析了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考虑到了热涨落和边界条件，以及碰撞粘滞性和热输运的联合作用以后，所得到的计算结果极大地改进了与实验结果符合的程度，同时预言了熵模不稳定性的存在,这个预言后被实验证实.

蔡诗东对漂移波及其不稳定性研究的论文，是漂移波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

2．建立了求解各向异性电磁振荡非线性饱和极限的热力学方法。蔡诗东把原有的各向同性静电法推广到了各向异性电磁振荡非线性饱和极限的情形，从而建立了求解各向异性电磁振荡非线性饱和极限的热力学方法。

3.对大幅度朗缪尔（Langmuir）波的研究，建立了混合计算方法在对无碰撞等离子体中有限幅度等离子体波的空间演变的研究中，建立了利用边界条件匹配的解析与模拟混合算法。这个算法，对大幅度渐近或对小幅度的扰动都可适用，还大大地减少了计算量。这在当时计算机容量与速度还不很大的条件下，其优越性尤显突出。

4.推导出了弱相对论普遍色散关系，并建立了漂移等离子体色散函数的解析计算方法在均匀和非均匀WKB近似下，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吴京生教授等合作推导出了弱相对论性等离子体的普遍色散关系，并将L-函数推广到复平面，建立了漂移等离子体色散函数的解析计算方法，从而使多年来只能用模型或数值计算的由非均匀性和相对论效应驱动的微观不稳定性问题可以进行严格的解析处理，为天体，空间和实验室等离子体的许多问题提供了计算方法。这一方法被广泛引用。

5.解释了离子温度梯度不稳定性与等离子体约束的定性关系。根据普林斯顿托卡马克装置PLT的实验结果，首先导出了离子温度梯度在托卡马克等离子体中所导致的不稳定性模式结构，并从此推导出反常输运的定标率，首先定性地说明了约束时间与电流的关系。

1.建立了适用于相对论、任意频率、任意磁场位形的等离子体的回旋动力论方程。

等离子体在聚变装置中能否约束足够长的时间是热核聚变作为能源实现正能量输出的重要条件之一。回旋动力论方程是研究等离子体，特别是高温等离子体稳定和约束的重要的基本工具。

蔡诗东与美国加州大学陈骝教授合作将原来只能处理低频的回旋动力论方程，推广到了能适用于相对论、任意频率、任意磁场位形的等离子体，为高能等离子体微观理论得到一组计算简便的方程。这一工作和高能粒子分量的计算概念与方法已被广为引用并已列入研究生教材。蔡诗东与他的合作者又用它来计算各种不稳定性，并推广到计算非局域加热和输运。他曾多次被邀作这方面的特邀报告和评论报告。他还与他的学生将此概念开拓到多年来大家认为无法适用的反场和中性片位形等离子体，预计，这一工作会推动地磁尾中性片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

2.提出了高能粒子稳定等离子体磁流体模的新概念

1983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M.N.Rosenbluth教授邀请他从事合作研究。他们与VanDam教授等合作提出了托卡马克等离子体中加入高能粒子后可抑制气球模不稳定性，使等离子体直接进入高比压（高比压指的是产生的聚变能量和输入的总能量之比值）第二稳定区的新思想。该工作具体证明了具有适当分布的高能粒子分量在托卡马克等准稳态装置中可以抑制起很大破坏作用的气球模不稳定性，增强等离子体稳定性。其后，蔡诗东和他的研究小组又把这种致稳作用推广到托卡马克等离子体的内扭曲模不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对锯齿不稳定性与内破裂模不稳定性起到重要的抑制作用。此外，他们还考虑了理想磁流体模被抑制后电阻性不稳定性增长的可能性，并进一步从加热和输运的角度来讨论实现高能粒子稳定作用的可能性。

托卡马克虽然是磁约束途径中最有希望实现受控热核反应的装置，但蔡诗东看到了仿星器对核聚变能最后具有实用意义的重要性，他带领研究生首先证明了高能分量粒子对仿星器与偶极场中的气球模与交换模不稳定性也可能起到抑制作用。

3.预言了聚变产物（高能α粒子）会激发一些新的不稳定性，并提出了聚变堆设计中将会遇到的新问题。

蔡诗东与陈骝在1993年所预言的高能离子和高能α粒子激发的动力束气球模不稳定性近年来已普遍地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该类高能粒子不稳定性可能定性地影响国际聚变反应实验装置ITER的聚变成效。

普遍认为，托卡马克装置是磁约束途径中最有可能实现受控热核反应的装置，但托卡马克等离子体中的气球模、内扭曲模、内破裂模等不稳定性和锯齿不稳定性使等离子体不能稳定存在，因而，高能分量粒子对托卡马克等离子体的稳定作用这一新思想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国际上许多科学家的反响,随着实验的进展，高能粒子分量等离子体已发展成为一个热门领域。

国际上对蔡诗东在高能粒子分量等离子体理论上的贡献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蔡诗东是这个领域的世界领先的专家之一”。美国能源部官员，聚变理论主任邀请蔡诗东赴美并建议从事ITER(国际聚变实验堆)中聚变产物（α粒子）问题的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物理科学主编邀蔡诗东撰写这方面的专著。

蔡诗东的研究面很广，涉及到等离子体很多重要方面，除了以上所列以外，他与同事们合作还做出了不少有份量的工作，例如，发现了等离子体鞘对漂移模的影响，后被实验证实;研究了电阻问题与电阻型模的线性与非线性行为；非线性参量激发；提出了电磁结合的聚变研究装置新概念；横越磁场不稳定性及无碰撞激波；随机过程与加热；空间离子环问题；托卡马克等离子体增强辐射及极区千米辐射；磁尾中性片及反场问题；弱湍流理论，强湍流与超腔子塌缩模拟；强耦合等离子体。他培养出了他所在组的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研究人才。他还帮助复旦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开展等离子体研究，并对亚非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等离子体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38年农历5月1日生于福建省东山岛，后随家人迁往上海，在上海读小学

1946年随父母来到台湾，就读于云林县虎尾安庆小学

1950-1953年年就读于云林县虎尾中学

1953-1956年就读于台南一中。

1956-1960年就读于台中东海大学。毕业后服役备军官役一年。1961-1963年担任台弯东海大学物理系助教。

1963-1965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大学获超流物理硕士。

1965-l96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以后异成绩获等离子体物理博士学位，指导教授为国际等离子体物理理论权威T.

1969-197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马里兰大学研究。

1973年11月偕夫人曹俊喜女士回中国大陆定居，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等离子体理论研究。曾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及等离子体理论研究组组长、等离子体学术小组组长、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5年创立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一宜担任该会主席。

1986年自本年起被连续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科技组委员。

1988年自本年起担任亚洲、非洲等离子体培训协会副主席。

1991年被评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

1995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6年6月20日因肝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