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1938-1982），浙江省杭州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1962年，考取著名光学家、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珩的研究生，后一直在该所从事光学传递函数研究工作。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在成都逝世。终年44岁 。他去世后，聂荣臻、方毅、胡乔木等领导同志先后发表文章，呼吁各级部门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生活上切实关心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中文名：蒋筑英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浙江杭州

出生日期：1938年8月1日

逝世日期：1982年6月15日

职业：光学科学家

毕业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主要成就：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 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

1938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旧职员家庭。

解放后，他曾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红旗下幸福地成长。

1954年，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劳改入狱，年仅15岁的他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仍努力学习以报答祖国。

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在北大期间，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由于家庭困难，蒋筑英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大学期间十个寒暑假，他有八个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1962年大学毕业前夕，母亲来信催他回上海或杭州工作。蒋筑英理解母亲的苦衷，却也知道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他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1965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以后又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和镀膜要求，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他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蒋筑英是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

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于成都。死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导师王大珩很快看出，自己这个学生质朴、正直、勤奋，并判定他是块璞玉，经过雕琢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根据导师的指点，蒋筑英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1965年，他年仅26岁，便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令日本学者大为惊奇不已。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70年代，中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二十年里，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副研究员，一直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地工作。他虽无一官半职，却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被称为“不管部长”。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四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他于6月15日下午5时3分去世，终年43岁。

蒋筑英是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经长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骨灰盒安放在革命公墓。

■中国著名光学专家母国光在唁函中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以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

■他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一些领导人呼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蒋筑英是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把科学态度和献身精神融于一身，是精神文明的典范。他虽然生前未被批准入党，家庭也受过错误的冲击，却从新旧中国两重天的巨大变化中，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国家的希望，个人也愿为祖国富强、为科技现代化奋斗不息。作为中国光学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中年科学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当代知识分子的奉献之歌。正如人们在给他的挽联上所写的———“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中国著名光学专家母国光在唁函中也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以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

蒋筑英去世前几年能在科技事业上大展身手，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下得以实现的。他的英年早逝，更引起了社会上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他去世后，聂荣臻、方毅、胡乔木等领导同志先后发表文章，呼吁各级部门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生活上切实关心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急国家之所急

后人讲述《蒋筑英》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这个科研领域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所长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求，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蒋筑英开始在崎岖的小路上奋勇攀登了。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有的伙伴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却步了。蒋筑英说：“科学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四年之后才发现镭。我们还没搞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他们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在1965年设计并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这时不足30岁。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十篇学术论文；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在颜色光学方面，蒋筑英发表了五篇学术论文，其中《显像基色坐标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一文，被列为国内确定荧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蒋筑英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之后，还撰写了《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这一论著，对中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蒋筑英性格直率，不善于说大话。他把对祖国、对党的深深的爱，都融人自己的工作之中。关键时刻，他总是能急国家之所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巨额财富。

社会主义建设的铺路石

蒋筑英心中的大事、小事千万桩，忙完了这桩又忙那桩。所里的老同志说他是“永动机”。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他的门牙脱落了，抽不出时间去镶；身体有病，也不肯抽时间上医院去诊治。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腹痛也越来越厉害。他的爱人多次催促，他老是说：“等明天吧”。三、公而忘私的人

1979年，所里派他去西德进修。在国外学习期间，他省吃俭用，尽可能地节约用钱。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但是，他不能回请人家，因为上饭店太贵，他舍不得。于是，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请客。他做的中国菜，外国朋友吃了都连连称赞“顶好！”半年时间一里，蒋筑英的确省下了不少钱，按说，是应当发点“洋财”了。但是，蒋筑英首先给所领导写信，问所里需要买什么器材？领导回信说，你在国外很辛苦，需要加强营养，不要给所里买什么东西。一位朋友劝他：“你该给家里买台彩电”。蒋筑英回答说：“我也真想买台电视机，不过，买台黑白的也就可以了”。回国的时候，蒋筑英用节省下来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十九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剩下的钱，则全部交给了所里。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所里派他去英国和西德验收进口机器。这次，他同样考虑的是要节约更多的钱，为所里添置器材。他就是这样，时时想着国家、集体，想着自己的科研工作。

蒋筑英公而忘私的一生，实践了他自己的誓言。他像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他像红烛，“蜡炬成灰泪始干”.国之重器，有尔一功！

诗歌赞颂

一首歌颂蒋筑英的诗

你也许会说

你毕生研究光探寻光的秘密

以光照亮共和国绚丽的彩图

你翻译英德法日俄五种文字

却常为科研所的同仁甘尽义务

蒋筑英，你并未离我们远去

你的生命正在祖国事业中延续

如果说你是平凡中的英雄

不如说你是一粒种子落进沃土

我听见风在歌唱云在飞驰

浩浩乎神州一株株挺立的大树

———冰夫

196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蒋筑英远离家乡杭州，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考上了王大珩的第一个研究生。王大珩是中国光学第一人。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长春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光学研究生产基地。师从王大珩先生，是蒋筑英最大的向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研究课题。在王大珩所长的指导下，1965年，蒋筑英带领的4人小组，设计并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建成了国内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那一年，蒋筑英只有27岁。

光机所原第四研究室主任史光辉，回想起第一次见蒋筑英的情景时说：“那是1963年的元旦，室里开晚会，他当时用法文朗诵了一首歌颂居里夫人的诗，而且当时他就说，自己非常佩服居里夫人。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人。”蒋筑英的一生都是在追求着知识与光明。

文革到来后，蒋筑英尽管没有工作可干，但他还经常到实验室，把实验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大多数人放弃知识的时候，他依然每天读书，“几乎是书不离手”，妻子路长琴说，“他和我说，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社会进步还得靠知识，别人不学，我就学。”正是靠着这种韧劲儿，他在科研道路上创造出了许多成绩：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蒋筑英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一次，吉林省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蒋筑英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事们使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其中的镜头进行检查，发现质量不符合标准。他把拍摄下来的照片和材料交给有关部门，主张向外商索赔。外商看了检验报告后，佩服地说：“中国有内行！”不仅使国家免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声誉。国内十几个省和长春市的光学产品生产厂家，都留下了蒋筑英的足迹。长春的几家光学仪器厂，都把他当作参谋和顾问。王大珩说：“他是科学界的雷锋。”

蒋筑英善于攻关。过去，中国彩色电视彩色复原技术还不过关，电视显示出来的颜色很难看。蒋筑英经过艰辛努力，编写出《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一文，提出了解决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终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能够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1982年6月的一天，在成都出差的蒋筑英，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多种疾病，经医院多方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4岁。他被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蒋筑英逝世的近30年里，他的名字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大家淡忘。聂荣臻曾说，蒋筑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蒋筑英不仅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出众的才华，还具有高尚无私的襟怀。翻译外文资料时，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另纸译出，誊写清楚后送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仅四室的同志就收到过他送上门的译文资料九篇。为方便大家查阅资料，他跑到图书馆主动帮助编书目，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了《光学设计与检验》资料索引。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光学资料不好查找，他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对一些宝贵的资料，只要是别人有求于他，他立即慷慨地贡献出来。在生活中，蒋筑英也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妻子曾说他“什么活儿你都揽，谁的事儿你都管，吃饭走路你都嫌浪费时间”，却惟独没有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腹痛难忍时，妻子让他上医院，他也总是一推再推。蒋筑英性格直率，不善于说大话。他把对祖国、对党的爱都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总是急国家之所急，有一次，吉林省一些部门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他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志们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进口镜头仔细进行检查，发现这批锃光瓦亮的洋玩意儿质量上存在严重问题，便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交由有关部门去交涉。国家因此免遭十几万元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蒋筑英所在的研究所筹建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试验室，他提出只进口几部主要的仪器设备，其余由自己制造。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省资金十多万元。

改革开放后，蒋筑英曾两次出国。1979年在德国进修时，他用省吃俭用积攒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二十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自己只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1981年第二次出国时，他自带了一大包四川榨菜，决心从自己口里抠出更多的外汇，给所里增添更多的光学器材。在荣誉和待遇面前，蒋筑英总是一推再推。1979年所里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决定晋升他为副研究员，但他却让给了一些老同志。直到1982年所里又一次推荐他时，他才接受。

以蒋筑英命名的科技馆，日前在他的母校杭州市抚宁巷小学正式开馆。

杭州市所有中小学生都可以到那里免费体验。科技馆在周一到周五全天开放，双休日前往，可提前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