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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

马文瑞个人资料:马文瑞(1912年11月4日——2004年1月3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今子洲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文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杰出的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
资料更新时间:2020-05-18 01:56:11

一、个人简介

马文瑞(1912年11月4日——2004年1月3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今子洲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文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杰出的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04年1月3日6时06分,马文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马文瑞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陕西省子洲县

出生日期:1912年11月4日

逝世日期:2004年1月3日

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

毕业院校: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信仰:马列、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三、生平经历

马文瑞同志,1912年11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今子洲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米脂县三民二中上学期间,因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被迫离校,从此全身心投入秘密革命工作。先后任共青团绥德西区区委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在白色恐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坚持对敌斗争。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1929年,他参与领导了绥德饥民斗争,在陕北产生重大政治影响。1930年8月起,先后任中共安定县(今子长县)北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他自觉抵制“立三路线”的严重干扰,在陕北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形势下,保存了安定县的革命力量。1931年9月,吴岱峰、阎红彦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马文瑞和陕北人民倾其所有大力支持自己的子弟兵,使游击队得到极大的发展壮大,由100人不到迅速扩大到500余人。1932年2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负责恢复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县党的组织。他不畏艰险,坚持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为当地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其间还到横山、榆林等白色恐怖更为严重的地区开展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团特委书记,参与领导筹备召开陕北革命史上重要的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会后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他毫不畏惧,坚持斗争,组建神府等十多支游击队,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1934年,为了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马文瑞同志奉命只身赴“三边”地区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经过半年艰苦努力,成功地将敌骑兵一个排的人枪带入南梁根据地。1935年3月,他受中共陕甘边特委派遣,率领武装工作队进入延安南泥湾、临镇一带开辟陕甘边根据地东地区,建立了赤川、红泉两县政权,先后任党代表、苏维埃主席。马文瑞同志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吴岱峰等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同志一道,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为北红军完成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把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久陕北错误肃反开始,他同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关押,直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征到达陕北后才获释。1936年,他任中共陕北省委秘书长兼白军工作部部长、安塞县东北军中共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下,开展对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争取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1937年春,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四大队九支队党支部书记。同年6月,任中共陕北西地区党委书记。

1938年3月起,马文瑞同志先后任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驻守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他坚决抵制王明错误路线的干扰,带领陇东军民开展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他率先在陇东地区各级政府中实行“三三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题写“密切联系群众”的奖状予以嘉奖。1942年10月,他在延安参加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就西北的历史问题作长篇发言,得到中央肯定和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1944年9月起,马文瑞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西北局党校校长。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大胆纠正边区审干反奸中“左”的错误,先后给一大批蒙冤的同志平反。他作为中共“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协助彭真同志参加了大会筹备工作。1945年4月至6月,以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七大”。这一时期,他领导西北局组织部,为东北、山东等新区抽调培训了大批领导干部,同时致力于加强边区干部队伍建设,在思想理论教育和组织机构完善及干部作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马文瑞同志随军转战陕北,负责支前战勤,为西北野战军的胜利歼敌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冬季,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到“三边”、陇东等地检查指导土改工作,纠正了一些地方出现的极左倾向,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顺利开展。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后,西北大部分地区陆续解放,新区需要大批工作干部,他领导西北局组织部和西北局党校夜以继日加紧工作,在短短数月之内,分期分批抽调培训两万多名干部,派往新区。

1949年5月,马文瑞同志随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进驻西安,投入了接管城市的工作。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针对基层普遍存在“组织多、官员多、会议多、文件多和报表多”之弊,撰写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并很快批转各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对“五多”活动,使进城不久刚刚露头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风气得以遏制,也为我党夺取政权以后进一步加强党的各级组织思想作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维护民族团结,注重培养使用民族干部,积极推荐一批民族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1949年底后,他任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为西北地区的党风、干部作风建设和“三反”、“五反”运动的健康开展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0年1月至6月,他参加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访问,回国后提出不少改进组织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重视。

1952年冬,马文瑞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兼管西北局宣传部、农村工作部、统战部及工青妇工作,为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人民安康,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他列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随后又参加了高岗问题座谈会。他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同年9月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为新中国劳动用工和调配制度、工资福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及劳动科学研究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历史贡献。他针对“大跃进”给劳动用工和劳动保护工作造成的灾难,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坚决执行中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国家渡过难关、实现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马文瑞同志受到严重冲击。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日子里,他抱病坚持读书思考,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

1977年6月,马文瑞同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同年1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恢复党校办学宗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中高级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党校工作及其所开课程实行全面调整。他奋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积极主动地做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老同志集中到党校的短期培训,有力地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大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他在主持党校工作期间,中央党校校刊《理论动态》率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坚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12月马文瑞同志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深入实际,团结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陕西百废俱兴,政通人和,经济得到很大发展。1984年5月,马文瑞同志被补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当选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共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协助邓颖超、李先念同志主持常委会工作,坚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先后就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及祖国统一、国有资产保护等重大课题,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署名文章,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有关方面的肯定和重视。

1993年3月,马文瑞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仍一直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四、社会职位

马文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五、人物评价

马文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杰出的领导人。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鞠躬尽瘁,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1912年11月4日,马文瑞同志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今子洲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危难深重和急剧变革的时期。他很早就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后参与领导了绥德饥民斗争,反对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在陕北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1930年8月起,他先后任中共安定县(今子长县)北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等职,在陕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坚持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1932年7月,他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团特委书记,参与领导筹备召开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提出发动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重要方针。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他毫不畏惧,组建十多支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3月,他受中共陕甘边特委派遣,率领武装工作队开辟陕甘边根据地东地区,为西北红军顺利完成反“围剿”斗争、建立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前夕,马文瑞同志担任中共陕北省委秘书长兼白军工作部部长、安塞县东北军中共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领导下,他积极开展争取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1937年春,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奉命率部驻守陕甘宁边区“西南大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决抵制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带领陇东军民开展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他率先在陇东地区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多级民主政权,为抗敌斗争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9月起,他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西北局党校校长,给一大批在边区审干反奸中蒙冤的同志平反,在边区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党的七大筹备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马文瑞同志随军转战陕北,负责支前战勤,为西北野战军胜利歼敌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北大部分地区陆续解放后,他领导西北局组织部和党校夜以继日加紧工作,在数月之内分期分批培训两万多名干部派往新区,保证了新区工作的顺利开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文瑞同志先后任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等职务,他积极参与领导了西北地区的党风建设和“三反”、“五反”运动,为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人民生活改善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9月至1966年秋,他担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为新中国劳动用工和调配等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历史贡献。在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马文瑞同志受到严重冲击,仍抱病坚持读书学习,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

1977年6月起,马文瑞同志先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党的十一大和十二大上,他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期间,他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恢复党校办学宗旨,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同时奋力拨乱反正,积极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在主持陕西省工作期间,他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狠抓经济建设、社会治安整治等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84年5月,马文瑞同志被补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当选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协助邓颖超、李先念同志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团结带领广大政协委员认真履行政协职能,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就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课题建言献策,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重视。

马文瑞同志1993年3月退出领导岗位后,仍然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他长期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为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文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是激励我们开拓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纪念马文瑞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立场。马文瑞同志一生历经革命道路的艰难险阻和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但他始终坚持追求真理,对共产主义信念无比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文化大革命”中他虽身处逆境,却始终毫不动摇,坚持真理。改革开放以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愧为我们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纪念马文瑞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奋发有为,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马文瑞同志一生担任过多个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职务,无论是战争年代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武装斗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进行土地革命,还是和平时期致力于经济建设、推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等,他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积极的进取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他在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中创造的一系列符合乡村选民特点、方便群众参与的民主形式,为组建和巩固、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在领导陇东土改试点工作中形成的“具有创造性的成功经验”,受到党中央充分肯定并作为典型推广。在担任劳动部部长期间,他提出和推行坚持按劳分配改革工资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在我国劳动事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纪念马文瑞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好学深思,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马文瑞同志一生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他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几十年如一日地博览群书、追求新知。他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每个党员和干部都要牢固地掌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坚决支持在中央党校刊物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化。他还十分重视总结经验和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以指导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我们纪念马文瑞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马文瑞同志一生坚持原则、淡泊名利,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革命战争年代,他带领陇东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有效改善了群众生活,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题写“密切联系群众”的奖状。他对延安等广大老区人民怀有无限深情,关心支持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他坚持亲自处理群众来信,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他长期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纪检工作,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他生活简朴、廉洁自律,时时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六、个人简历

马文瑞,汉族,1912年11月生,陕西子洲人。曾用名马发海。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早年在陕西省米脂县三民二中求学。

1928年起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西省绥德西区区委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中共绥德县委常委。1930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安定县委宣传部部长、安定县委书记。

1932年起任中共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陕北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

1935年起任陕甘边根据地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省委秘书长兼省委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春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四大队九支队党支部书记。同年6月起任陕北西地区党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

1938年起任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兼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时任司令员吴岱峰),中共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书记兼陇东军分区政治委员,八路军三八五旅政治委员。

1944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西北局常委、副书记,兼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3年1月任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其间:兼任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4月起)、西北局党校校长(1950年9月起)、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0年4月起)。

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局副书记兼西北局组织部部长、西北局纪委书记、西北局党校校长、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1955年1月起)。

1966年冬至1973年夏“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监护”审查。

1977年6月至1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1977年12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1978年12月至1984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9年3月起),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4年5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月起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同年6月起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七、与陕西省

1978年12月,马文瑞同志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深入实际,团结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实行农村改革、狠抓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整治及中心城市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陕西百废俱兴,政通人和,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他对陕甘宁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非常关心,多次回到老区考察,先后就西部地区资源、税制调整、环境保护和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教育发展,以及渭河流域抗洪救灾等问题,向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提出建议。他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不忘党和国家大事。

八、人物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杰出的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马文瑞同志的遗体2004年1月1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马文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1月3日6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在“沉痛悼念马文瑞同志”的黑底白字的横幅下,悬挂着马文瑞同志的遗像。马文瑞同志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1月10日上午9时,贾庆林、曾庆红、王兆国、贺国强、郭伯雄、王刚、宋平、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华建敏、王忠禹、张思卿、白立忱和李德生、廖汉生、谷牧、杨成武、刘复之、杨白冰、田纪云、迟浩田、王汉斌、张震、陈慕华、王光英、布赫、彭佩云、宋健、钱正英、朱光亚、邓力群等同志缓步来到马文瑞同志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其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别,并与其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马文瑞同志的生前友好及家乡的代表也前往送别。

马文瑞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对其亲属表示慰问的还有: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王乐泉、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吴仪、张立昌、张德江、陈良宇、周永康、俞正声、曹刚川、曾培炎、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荣毅仁、薄一波、宋任穷、徐才厚、何勇、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热地、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傅铁山、唐家璇、陈至立、肖扬、贾春旺、廖晖、刘延东、阿沛·阿旺晋美、巴金、帕巴拉·格列朗杰、李贵鲜、丁光训、霍英东、马万祺、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郝建秀、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徐匡迪、李兆焯、黄孟复、王选、张怀西、李蒙以及肖克、张劲夫、段君毅、黄华、彭冲、王芳、吕正操、郑天翔、丁关根、张万年、姜春云、钱其琛、倪志福、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李锡铭、王丙乾、邹家华、程思远、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周光召、曹志、韩杼滨、吴学谦、洪学智、钱学森、董寅初、叶选平、杨汝岱、钱伟长、任建新、孙孚凌、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经叔平、王文元、张廷发、韩光,中央军委委员梁光烈、廖锡龙、李继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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