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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

杨沫个人资料:杨沫(1914.09.25~1995.12.11),当代女作家。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原籍湖南湘阴。 生于北京,1995年12月11日逝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其代表作是描写一个知识女性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
资料更新时间:2019-12-30 17:26:49

一、个人简介

杨沫(1914.09.25~1995.12.11),当代女作家。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原籍湖南湘阴。 生于北京,1995年12月11日逝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其代表作是描写一个知识女性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鲜明、生动地刻画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于1958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并被改编为电影。另有演员。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杨沫

别名: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

国籍:中国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日期:1914.09.25

逝世日期:1995.12.11

职业:当代女作家

代表作品:青春之歌

三、人物简介

杨沫(1914.9月25日~1995.12月11日),女,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

原籍湖南湘阴(今湖南省汨罗市古仑乡)。

生于北京,当代著名作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力作《青春之歌》自1958年问世以来,多次再版,畅销不衰,累计发行500万册,已有10多种文字的译本,并被拍摄成同名影片,曾影响几代青年。以后她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由她本人整理出版的近300万字的7卷本《杨沫文集》收录了她大部分作品。

杨沫曾是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从1989年起至逝世前任北京市文联主席。

1995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14年8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多是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

1943年起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四、个人作品

1958年出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小说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曾由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上映。

杨沫的作品还有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短篇小说选《红红的山丹花》,《杨沫散文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以及《杨沫文集》等。

五、成长环境

作家杨沫,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她在青年时代曾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的创作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生活的影子。她的三妹杨成芳,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白杨。她因父母不和,缺少家庭关怀。书香之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寻找欢乐。十四岁时,杨沫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躲避腐朽的家庭,她私自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中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杨沫。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杨沫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杨沫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1931年春,杨沫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至此杨沫母亲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杨沫不甘于琐碎的小家庭生活,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这些人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那几年,杨沫多是住在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此时的杨沫,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为他们做些事情。

杨沫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真挚,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杨沫的创作热情很高。杨沫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杨沫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在北大周围的生活和学习成为杨沫早期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经过杨沫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六、张中行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张中行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张中行妻子是传统的中国女性,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其妻也没一句怨言。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杨沫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杨沫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224页)当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自己的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杨沫去香河教书大概两个月左右,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力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杨沫母亲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杨沫却没觉得难受,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幸福。杨沫很快就怀了孕。当她把消息告诉张中行时,张中行却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张中行极为不满。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她……”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年底,母亲丁凤仪病死,因父亲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死后,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杨沫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225页)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杨沫妹妹白杨来到杨沫和张中行的住处。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升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七、作家母亲

杨沫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杨沫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老鬼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孩子们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杨沫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杨沫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孩子生下后,杨沫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据杨沫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杨沫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杨沫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杨沫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到要生老鬼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老鬼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杨沫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杨沫的日记中能看出来。“1945年11月25日: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杨沫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杨沫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老鬼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老鬼的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老鬼和他的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八、母亲

杨沫曾经表示希望写一部卢梭《忏悔录》式的回忆录,但她本人并没有做到,老鬼的《母亲杨沫》完成了这个心愿。10年了老鬼开始整理母亲留下的相片、文字资料和书信。他把这些都进行了归纳整理。杨沫生前曾经表示,希望把一些评论她的文章结集出版,老鬼觉得这些文章都是老生常谈,全是溢美之词,于是就萌发出把母亲的一生写出来的念头。他把母亲在“文革”中的检查、交代材料翻了出来,全部输入电脑,其中有别人批判她的大字报,还有她批判别人的大字报。一直到2004年初,母亲去世快10周年了,老鬼觉得该对母亲有所表示。他说:“我不好交际,没有单位,闭门隐居,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每天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从早到晚,呆在这个房子里。这是我母亲住过的房子,处处有母亲的遗物。所以好像只有母亲在陪着我。这些年来我想的最多的是母亲,我最怀念的还是母亲。我想10年了,应该为母亲写本书,否则我觉得对不起她。”

为了写《母亲杨沫》,老鬼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很多人。抗战的时候,杨沫在十分区工作。那里位于保定、天津、北京交界处,斗争非常残酷,有很多老乡掩护过她,杨沫自己也写过一些怀念文章。老鬼就去找这些老乡,想请他们讲杨沫在抗战时的一些故事。但是当年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老鬼只找到了他们的后代。

老鬼说,写自己的母亲不可能做到100%的客观,但他尽力做到客观,决不犯“子不言父过”这类带有封建意识的毛病。“我童年的时候,也有母爱,就是比较少。现在我回忆过去的时候,心里感到酸甜苦辣,十分复杂。但她晚年对我很好,她的母性又复苏了,所以我很矛盾,写不写她过去的那些事呢?后来我想,人都是有好几个阶段的,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就不能回避任何一个阶段。这么写,很可能会招来一些批评和议论。但我想,人应当说真话,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母亲,也应该说真话。尤其写传记,更不能胡说八道,只说好不说坏。”

兄弟姐妹不同意老鬼这样写当年,为了撰写《血色黄昏》,老鬼甚至招致父母与之“断绝来往”。母亲杨沫认为他这本书“暴露”了惨烈的阴暗面之外,还指责他在书中写她写得不够正面。而老鬼却觉得“我已经把她美化了”。假若杨沫在世,看到《母亲杨沫》会是什么心情?老鬼说:“如果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她肯定反对我这么写她。但是晚年的她,却可能会同意我写。因为她晚年大彻大悟,非常坦白。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虚伪、自己的怯懦,她都承认,变得像孩子一样纯真。”

《母亲杨沫》出版,杨沫的其他子女并不完全赞同。老鬼把书稿给他们看过,稿子被改得密密麻麻。老鬼没有完全接受兄弟姐妹的意见,只是把某些措辞缓和了一下。老鬼说:“我不在乎挨骂。我觉得我妈妈很复杂,我也搞不明白她反传统的那一面、不太看重血缘关系的那一面从何而来。我姑姑非常疼爱孩子,母亲却说‘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她认为那是动物本能,没有水平,没有觉悟。”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家喻户晓,成就了杨沫现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地位。林道静、卢嘉川这些《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曾经感染和影响了几代人。作家老鬼的新版本《我的母亲杨沫》一书,在修改老版本全部错漏的同时,又新增内容近三分之一。该书以儿子特有的视角,讲述母亲的真实一生。母亲杨沫的真实经历与感情

《青春之歌》写作的背景、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这些小说里看不见、而又让读者牵肠挂肚的情节与故事,在《我的母亲杨沫》中被一一展现。老鬼写道:“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再现作家生活中的真实经历与感情,无疑会加深读者对小说、对作家本人的理解与喜爱。正如老鬼所言:“我的写作原则是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牺牲真实。人物传记尤其不能掺假,不能拔高,不能隐恶扬善。”他认为,“一个,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母亲杨沫非完美的一生

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身在局中的老鬼不夸大母亲光辉的一面,也不回避她的瑕疵,写出了母亲真实而非完美的一生。尤其是“文革”时期,这里有别人对她的批判、揭发,也有她对胞妹、著名演员白杨等人的“揭露”。这是那个混沌不堪的时代闹剧中的寻常一幕。老鬼通过本书勇敢地写出了杨沫的真实一生,不仅凸显杨沫献身抗日救亡、写作共和国经典长篇《青春之歌》的辉煌经历,而且把她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出来,写出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让人看到她的苦恼、隐情和孤独。

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老鬼在书中的真实记载,让看过《我的母亲杨沫》的许多评论家和作家感慨万千。评论家王干说:“《我的母亲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刀切开了中国伦理和传统文化遮蔽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长辈。老鬼写母亲不是以儿子和一般作家的视角,是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用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非常有冲击力。揭开了父辈的伤痕,刺痛了父辈。”评论家白烨说:“《我的母亲杨沫》写出了一个更真实的母亲,把自己也摆进去,没有逃避。冷竣如一。为非虚构性作品树立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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