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萝蕤(1912-1998) ，汉族，赵紫宸之女，陈梦家夫人。浙江德清人。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35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46年和1948年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讲师。1949年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长期从事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国文学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译有【美】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叶集》、朗弗罗《哈依瓦撒之歌》、詹姆斯《黛茜·密勒》，与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

中文名：赵萝蕤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德清

出生日期：1912年

逝世日期：1998年

职业：翻译家、文学家

毕业院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

代表作品：《荒原》、《草叶集》、《哈依瓦萨之歌》等

赵萝蕤(1912-1998)，汉族，赵紫宸之女，陈梦家夫人。浙江德清人。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

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

1935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1946年和1948年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讲师。

1949年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国文学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译有【美】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叶集》、朗弗罗《哈依瓦撒之歌》、詹姆斯《黛茜·密勒》，与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

1998年元旦病逝，享年86岁。

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14岁走出古城，开始了她此后70年的学术人生。她的父亲赵紫宸出身贫寒，早年就读东吴大学，是黄摩西的学生，后来又留学美国。到她上学时，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她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3年，7岁进入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同年开始学习英语和钢琴，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赵紫宸是个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极深的学者，他生怕教会学校不注重中文的培养，就亲自在家里为女儿教授《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赵萝蕤一直觉得那种对古诗文的吟诵就像唱歌。由于家庭教育的合理，她的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久就从二年级直升四年级。六年级时，她的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语文素养甚至达到并超过了高中三年级的学生。12岁那年，女作家苏雪林来班上教国文，她重视学生的写作能力，赵萝蕤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

赵萝蕤离开苏州是因为父亲赵紫宸接任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他们全家迁往北京。这一年（1926年）赵萝蕤14岁，当年，她就考上了燕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父亲因爱女年幼，嘱她改读高二。

1928年，赵萝蕤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名教授。翌年，美国老师包贵思女士劝她改学外国文学，理由是既然酷爱文学，就应扩大眼界，不应只学中文。中国文学可以自修，外国文学学好了，能使中文更上层楼。她遂征得父亲同意，转系攻读英国文学。这一改变决定了她一生的事业与西方文学的建树。

在英文系就读期间，赵萝蕤在燕大朗润园的草坪上用英语演出过莎翁的名剧《皆大欢喜》，她扮演那位女扮男装的罗莎林，赢得了学生和教授们的交口称赞。当时桑美德教授开设小说课，指定学生阅读的英文原著，她几乎全部读过，因为这些书在父亲的藏书中都有，她早已选读过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名家作品，这令桑教授惊讶不已。

从燕大毕业时，赵萝蕤真是太年轻了，这么早就面临了职业选择，她在追忆当年的情境时说：“作为女性，我能够选择的生活道路够狭窄的。我大学毕业时才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清华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除了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还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她在清华学习了3年，听了吴宓的“中西诗的比较”，叶公超的“文艺理论”，温德的许多法国文学课：司汤达、波德赖尔、梵乐希等，还跟吴可读读了英意对照的但丁的《神曲》。

她在燕大读书时，就常为闻一多创办的那个“短命”的《学文》杂志翻译外国文艺理论文章，进入清华第3年，应戴望舒之约开始翻译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是一首以晦涩难懂、征引渊博著称的现代派长诗，艾略特为写该诗引用了33个不同作家的作品以及多种歌曲，引入36种（包括梵文）外国语，还特别强调了有关圣杯的传说和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和太洛纸牌、渔王、耶稣等传说。译文先在杂志《新诗》上发表，1937年由上海新诗出版社出版，她的老师叶公超作序。20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的《外国文艺》的某期上，我读到了赵萝蕤重新修订的《荒原》，那晦涩的意蕴、丰厚的旨趣，被赵萝蕤表达得恰如其分，不由不令你钦服叫绝。虽然后来《荒原》又有了裘小龙的译本，但赵萝蕤的《荒原》译本仍然是无可替代的。

《荒原》中译本的发表，使赵萝蕤一举成名。但是当年的读书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需要具备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和中西文学功力的这位翻译者，竟是一位才20出头的妙龄闺秀。当时邢光祖先生评论说：“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荒原’上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则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作为《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赵萝蕤在1940年受重庆《时事新报》“学灯”版主编宗白华先生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艾略特与〈荒原〉》的文章，全面评析了《荒原》这首无一字无来历的艰涩长诗的艺术特色。这篇文章是国内评论艾略特的先驱，开了把西方现代派文学译介到我国的先河，对我国不少新诗人（如“九叶诗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赵萝蕤在文中指出：艾略特在《荒原》里写的“一片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大荒原”，“其中的男女正在烈火中受种种不堪的磨练”也正是我们时代的写照；全诗最末一节诗人的热切盼望：“也许我们再能变为燕子，无边的平安再来照顾我们”也正是作为译者的赵萝蕤的在译这首艰难而冗长的长诗时的期盼。人类的喜怒与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正在这个不平凡的大时代里升沉演化，我们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伤与不变不屈的信心，不就是作者在《荒原》中所要表现出的时代精神么？

赵萝蕤是我国少数几位有幸与那位出生于美国、后加入英籍的诗人艾略特晤面畅谈的学者之一。1944年秋，陈梦家受邀赴美讲学，在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6年夏，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艾略特。7月9日晚上，艾略特请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晚餐，诗人即席朗诵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并且在她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留念，还在前者的扉页上题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

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是1935年，转入西语系任助教，1936年与陈梦家结婚。“七七事变”后，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在家操持家务，但仍勤读不辍。1939年至1944年，她在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任教，同时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

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给陈梦家联系了到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的工作。赵萝蕤因此有了在美国第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的芝大英语系正是它的全盛时代，聚集了不少世界知名的一流学者。文艺理论与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专家是克莱恩教授；莎士比亚与玄学派诗人的专家是乔治．威廉森教授；19世纪小说文本精读的专家是法国著名学者卡萨缅的高足布郎教授；狄更斯与英国文学专家是沙伯尔教授；古英语、中世纪英语与乔叟专家是赫伯特教授；美国文学专家是维尔特教授，他同时任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赵萝蕤得以在他们的门下学习和研究，真是非常幸运。维尔特教授问她有多少时间学习，打算学三年还是四年？这使她想起了10岁时与祖父的一段对话。

祖父说：你将来想得一个什么学位？

赵萝蕤说：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

此刻在维尔特教授面前她犹豫了。陈梦家则竭力说服她：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于是，她选择了4年。此后的4年，赵萝蕤把它称之为“我一生中很重要的4年”，先后与周钰良、巫宁坤、查良铮（穆旦）等同学。

赵萝蕤在芝大的第4年决定专修美国文学，是出于对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兴趣，她几乎钻研了作家的全部作品。1948年，她以研究詹姆斯为题的论文《〈鸽翼〉源流考》获得芝大哲学博士学位，成为国际上最早研究这位作家的学者之一。在研究的同时，她广泛收集有关詹姆斯的一切资料，维尔特教授说，赵萝蕤已算得上美国的第3名詹姆斯图书收藏家了。当时詹姆斯还远没有今日的盛誉，从这里可以看出赵萝蕤高超的艺术修养和睿智的文学眼光。那几年的留学生活，是赵萝蕤人生中的极乐时光，她涵泳在美国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高雅的文化艺术的海洋中，如鱼得水。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任教清华。翌年冬赵萝蕤也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三周后，北平易帜，她与丈夫团聚。随后，她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1952年，全盘苏俄化，随之院系调整，燕大寿终，她乃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1957年陈梦家被打成右派，文革初又因不堪忍受凌辱而自缢身亡。赵萝蕤遭此沉重打击，一度精神分裂，住进了安定医院。她的学生梅绍武、屠珍夫妇去探望时感到“其情甚为凄惨，令人潸然泪下”。翦除四凶之后，她继续执教，并任博士生导师。她读了近十余年来美国新出版的有关惠特曼的著作，又借赴美探亲的机会到国会图书馆查阅惠特曼的手稿，终以惊人的毅力花费12年工夫完成了带有大量注释的《草叶集》全译本，199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一成就震惊了学术界。《纽约时报》评论说：“一位中国学者竟能如此执着而雄心勃勃地移译我们这位主张人人平等的伟大民族诗人的作品，真使我们惊讶不已。”芝加哥大学为此在建校百年时向她颁发了“专业成就奖”。

赵萝蕤于1998年元旦病逝，享年86岁。

赵萝蕤的一生执教五十余载，桃李满天下，生前兼任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惠特曼出生地协会会员、中国艾略特-庞德研究会顾问和燕京学院英语系名誉主任。她还荣获”中美文化交流奖”和“彩虹翻译奖”。

主要着译包括《荒原》（1937）、《哈依瓦萨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丛林猛兽》（1981）、《草叶集》（1991）《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赵萝蕤集》（1995）和《我的读书生涯》（1996）等。

赵萝蕤一贯遵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一校训的燕京精神，一贯恪守燕大校歌中“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的燕京学子的宗旨。

我是很晚才有幸结识赵萝蕤的。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

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

赵萝蕤是西语界资深望重的前辈，无奈我孤陋寡闻，却有眼不识泰山。当时萝蕤已完成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小说的博士论文，颇得系主任威尔特（NapierWilt）等教授的赞赏。几年的寒窗苦读已大功告成，这时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已提前于1947年先行回国，任教清华，因此她有富余的时间常与珏良和我讨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问题。我们三人都师从克莱恩（RonaldS.Crane）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原理创建的“新亚里斯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萝蕤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说来娓娓动听。但不论日常交往，或谈诗论文，一向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来没有一点资深前辈居高临下的神气。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游时，她“龙头”，我“龙尾”。

1948年秋冬之间，萝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这时平、津局势紧张，万一南北交通受阻，萝蕤深恐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然在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几经周折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到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不久之后，朝鲜战事爆发，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萝蕤接任系主任职务。由于师资不足，除了原有的学贯中西的青年教授吴兴华，和在国内延聘的俞大纲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她又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我回国来共事。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爱略特（T.S.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heWasteLand（《荒原》）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二

到校后不久，我就上课了。我从未教过书，萝蕤却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只有十来天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只好临时抱佛脚，勉为其难，深恐有负萝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从天而降，不仅要“人人过关”，而且冲击了教学工作，我教的“英国文学史”下马，我倒落得清静，也免得萝蕤为我操心。

“思想改造运动”一打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批斗赵紫宸、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西语系系主任，萝蕤不仅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疲于奔命。

“思想改造运动”告一段落，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女儿，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经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梦家在清华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亲在被长期批斗之后也被迫告别任教多年的燕园。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翻译工作，直到1952年11月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成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开大学任教之后，和原燕园同仁联系不多。1956年夏，我又被调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学院离“新北大”不远，我有时在周末或假日去看望萝蕤，但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市内家中，因此也难得见上一面，说点闲话。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

“十年浩劫”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原单位任教，重新见到萝蕤，真“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当年从燕大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于非命。萝蕤硕果仅存，但她自己在市内的家、梦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横扫”的命运。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她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爱略特签名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正如杨宪益和戴乃迭从来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独子之痛一样，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我知道她因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境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泰山压顶的苦难并没有使她顾影自怜，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后，有机会去市内，一定和老伴儿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谈天说地。或者约她去吃个小馆子，打个“牙祭”，反正让她高兴我们也就高兴。有时还带上孩子或亲戚或外国友人去拜见这位幸存的国宝，她也乐于接待。我也常和她一道参加一些学术活动。198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成都主办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虽然路途遥远，萝蕤也不畏长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车前往成都赴会。1984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lrvine）英文系克里格（MurrayKrieger）教授应我的邀请来广州中山大学作系列演讲，她也欣然应邀赴会，谈笑风生，而且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照顾。

令我感到更加惊喜并肃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躯，且又老眼昏花，却坚持不懈地从事教学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巨著由她和另外两位教授负责编写的。她担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传道授业，既慈祥又严格。我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的口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她早年翻译的爱略特的长诗《荒原》久已脍炙人口，八十年代初又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新修订。同时，她又毅然投身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Whitman）的经典巨著《草叶集》（TheLeavesofGrass）。在她那仅能“容膝”的小屋里，夜以继日一面钻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关诗人和《草叶集》的学术著作，一面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重铸惠特曼前无古人的诗篇，长达十二年。在这个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约她翻译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说选。她忙于翻译《草叶集》，只抽空翻译了《黛茜·密勒》和《丛林猛兽》两篇，其余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论文《小说的艺术》就由我完成了，1985年出版。和她合作的过程也是向她学习的过程，可惜只有一次这样难得的机会。

1988年，我和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葛钢（EdGargan）谈起萝蕤大姐劫后余生翻译《草叶集》全文的“壮举”，他深受感动，央我帮忙安排登门采访。葛钢在那间小屋里进行采访之后，写了长篇报道，登在1988年2月16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引起美国研究惠特曼的学者极大的兴趣。为了表彰她毕生献身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精神和成就，1991年芝加哥大学邀请赵萝蕤博士回母校参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动，并授予“专业成就奖”。

1993年9月，萝蕤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去讲学两周。9月24日，她从中大写信到美国给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过年初在纽约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SingleTear）：“我还在为你的书而感到振奋。”又说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书，“我说不但内容一字动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动不得。”同时，她也知道这本纪实作品，虽然平实之极，却已经使我们陷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的境地。在信的结尾，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发出深情的邀请：“你和怡楷来京可住我处，我们现在西屋作客房，有全套卫生设备。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饭。”萝蕤大姐老境凄凉，竟然还要为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游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万千，欲哭无泪。我只能等形势允许时再作归计，面谢大姐的关心爱护了。

1997年秋，北京一所英语学院邀请我来年返京讲学，我指望终于可以重新回到萝蕤大姐身边了。怎么也没料到，1998年元旦就传来了噩耗，萝蕤大姐已含恨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风雨人生的道路。当年她领军的燕大西语系五名教授中，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不到四年之后，她度过黄昏岁月的那座被文化专家们称为“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故居，面临巨大商业利益的冲击，也在推土机下死于非命。

2005年10月我回国探亲访友，曾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8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馆，专程参观陈梦家先生生前搜集的明代家具精品，凭吊两位故人。55年前在他俩朗润园家中做客的光景，历历在目，物在人去，恍若隔世。但愿萝蕤大姐在天之灵不再为我这个羁留海外的八五老人的食宿操心！

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是一本怀人含蓄、忆事婉约的书。他在追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生活时，有一段说到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这位名校花，就是外语界老一辈中的大学者赵萝蕤先生。

1

我与赵萝蕤先生的认识始于1960年初秋。

那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根据中宣部加强外国文学教学的指示，对西方文学教研室进行调整扩充，为此我和英、德、法专业的个别同学提前一年毕业，留在教研室当助教。那时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中心工作除教学外，是编写《欧洲文学史》，分别由杨周翰、吴达元和赵萝蕤三位教授担任主编，冯至则受中宣部委托同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这两项编写工作。赵萝蕤先生当年不到五十，她在不惑之年就已是二级教授（当时的正教授分三级），这个级别的女教授当时全国只有两名（另一名是山东大学的冯沅君，冯友兰的妹妹）。因为是初创阶段，教研室务虚会很多。我发现，在教授行列中，那位面貌端正、仪态雍容、举止优雅的唯一的女性，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说话。我对她一无所知，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于是一次会后就主动向她自我介绍，以便慢慢认识她。没想到，她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看你就是个浙江人！”口气中带点赞扬的味道。我趁势说：“看来您也是浙江人啰？”“当然嘛，不然我怎么会一猜就中呢！”我的心情轻松起来。在知道了她是湖州人以后，我说：“那就是说，‘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她抛出“哈哈哈哈……”一串笑声，说：“原来我们‘同饮一江水’啊！”于是我们俨然成了“同乡”。赵先生很为浙江自豪，说：“国内外就我到过的地方而言，浙江是最美的，而富春江则是浙江最美的身段。”“看来，你爱人也是浙江人吧？”她说：“你猜对了！”我很快知道，他爱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

我原本只想寒暄一下，没想到第一次接触就谈得那么投机，那么愉快。听说她年轻时曾是燕京大学有名的才女、校花，但一点也看不出一般漂亮女人常见的骄矜。那年她48岁，正好大我一倍。我们的忘年交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她在学校的宿舍是未名湖畔一字排开的德、才、均、备四座教师楼中的均斋（后迁备斋），我住德斋，相距很近。她希望我有空就去聊聊，我也高兴那样做。因为作为师辈，无论学问，还是生活阅历，她都比我丰富得多，这是多么好的学习机会！此外，我们还有两个共同业余爱好：诗歌和音乐。而这两方面她也是我的理想的师长。我经常写一些不像样的诗请她指教，每次她都和我一起推敲修改。赵先生年轻时就是诗人，而今则是英美诗歌的研究专家，不但善于翻译，也喜欢朗诵。在彼此感兴趣的话题谈完的时候，她就朗诵英文诗歌给我听。她那么讲究诗的音步、音调和音韵，即使你听不懂内容，也感觉得到那种音乐的美。通过她的朗诵，进一步激发了我阅读英美诗歌的欲望，尤其是拜伦、雪莱、朗弗罗、惠特曼等等。自然，她也经常让我用德文朗诵她熟悉的那些德国名诗，比如歌德的《野玫瑰》，海涅的《罗蕤莱》和《菩提树》等，都是她指名的。正好这些诗都被谱上了名曲，便一一唱给她听。唱《菩提树》时，她是跟着我摇着头一起哼的。然后她说：这些曲子久经考验，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了诗歌中的美；但朗诵本身也是一门艺术，成功的朗诵也能增添诗歌中蕴含的美。接着，她朗诵了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一个片段，又让我用原文朗诵歌德的名作《普罗米修斯》。听完后，她连连说：“好听，好听——包括你的嗓音也好听！”

大家都知道赵萝蕤先生的英文诗朗诵得好，虽然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老教师（按年龄她还是中年，但按留过洋的知识背景她已被划入“老教师”队伍了）已不那么吃香，可西语系的青年教师还是以团支部生活扩大会的名义举办过一次晚会，专门请赵萝蕤先生讲诗朗诵。她的演讲和示范获得一片掌声。

在音乐方面我们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但我的爱好主要是声乐，而她则侧重于器乐，尤其是西方的交响乐和钢琴曲。因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所以经常谈起肖邦，认为肖邦的魅力是“忧郁与欢乐相交织”。对于德奥两大巨头，莫扎特和贝多芬，她更喜欢后者。她认为莫扎特的乐曲固然很典雅，很优美，但“多少带点孩子气”。而贝多芬的作品“既有柔美、轻快，更有雄浑、沉郁，有时如万马奔腾”。其他如勃拉姆斯、李斯特、舒曼和柴可夫斯基也在她兴趣范围内。我想，这位宁静、端庄的女性内心里，装的是浪漫主义的激情。难怪她在文学研究和翻译中多半都跟浪漫主义诗人打交道。

北大校园很大，赵先生发现我没有自行车，就说：“我借给你一辆自行车吧！这是我从英国买的女车，很好骑的，很轻。”我说那你自己呢？她说：“我年纪大了，不喜欢骑车。”当她知道我没有无线电收音机时，又说：“把我这台拿去用吧，一个音乐爱好者没有收音机怎么行！”我说：“那怎么行，你自己没有了！”她说：“我家里有呀！而且我本来就想买一台新的，体积更小，技术更先进。”她一开始就直呼我的名字，我仿佛听到儿时母亲喊我的声音。但母亲在我七岁时就去世了，那久久失去了的母爱，如今仿佛在这位师辈面前得到了补偿，我感到无比温馨。

2

她经常谈诗论诗，却从不提及身边的大诗人陈梦家。有一天我问：陈先生近来诗写得多吗？她淡淡地说：“早就不写了！解放以来不是一直在搞考古嘛。”便不想多谈了。我赶紧把话题岔开。后来我带着疑惑向别人打听。原来陈先生1957年倒了霉，戴上了帽子；赵先生因此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刺激，住过院。我的心情一下沉重起来，想：原来她心里装的不只是浪漫主义激情，更有不堪流露的隐痛。

有一次我说起：“我很想见见陈先生。”她说：“好啊，我本来就想请你去我家坐坐，请你吃我们浙江人爱吃的霉干菜煮红烧肉。”她告诉了我钱粮胡同19号的地址。

钱粮胡同19号不是四合院，却是名副其实的深宅大院：进门后一位中年保姆领我穿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往左拐几步则是横向长方形天井，再往右走十几步才进入大门，进屋后也很深（这是很少见的旧式住宅结构）。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侧身坐在一张四方桌旁的条凳上，左腿勾起，光脚板搁在凳子上：他在抠脚丫子。见我进去，他把脸转向我，只见他眼睛大大，两腮塌陷，直咧着嘴笑。我心想：莫非这就是陈梦家？怪不得有“不修边幅”之说。我说了声“陈先生好”，他只是点了点头，仍不停止他那个不雅的动作，直到赵先生过来向他介绍，他才开始跟我寒暄。赵先生领我大致看了看他们的整个住宅，除了“深”和“大”，还应加上“古”：古旧的梁柱，古式的家具，古雅的字画。可惜当时太缺乏文物意识，没有向陈先生请教一下这座房子和其中的陈列品的年代与故事。后来知道陈先生也是明代文物专家，收藏了大量贵重的明代家具，想必我那时所见的就是他的收藏的一部分吧。吃饭时，赵先生兑现了她的霉干菜炖红烧肉，说这道菜是她特地让阿姨为我烧的，务必多吃。陈先生非常随和、亲切，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他对什么话题都轻轻一笑，表情淡然。我看出，他的心是悲凉的，而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显然不可能使它得到抚慰。幸好他问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有关我的家乡衢州的逸事，才使我们有了较多的话题。

后来至少还去了一趟钱粮胡同19号。但再后来就无缘了：它被公家征用，赵先生则搬到更近市中心的美术馆后街22号，和她父母与弟弟住在一起了。那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大型四合院，宽大的院子，花木扶疏，还有一座很气派的朝南的院门和照壁。她父母住在东屋，第一次去时，赵先生先领我拜访她的父母。他父亲即享誉海内外的神学教授赵紫宸，原燕京大学神学系主任；文学造诣也很深，曾任东南大学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那时他已八十开外，高高的个儿，一头梳理得很整齐的银发，留着花白的髭须，正坐在案头整理什么文稿。见到我时，他转过身来，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示意让我到客厅就座。接着她母亲近前与我寒暄。这是个显然年轻时很俊秀的老人，和蔼、亲切，而且依然耳聪目明。

正屋由她弟弟赵景心夫妇居住，萝蕤先生则住在西屋。这次去时，我已经从北大调到今天的社科院外文所，宿舍就在单位内，自行车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因而就顺便还给了赵先生。她说：“自行车你不那么需要了，还给我，我就收下，正好有一个亲戚也想用。但那台收音机你就不必还我了，因为我不想去北大住了，而家里已有一台新的。不过你那台旧的也不要轻易报废，它的木质音箱共鸣效果很好。”我也久久舍不得放弃，一直使用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了组合音响为止。

”文革”前还去过一趟美术馆后街22号，她的老母仍笑盈盈地把我引进赵先生的住处。那间仅十一二平米的房间既是她的卧室，又是会客室。一条彩色而素雅的床罩覆盖着那张单人床，床头右侧摆着一张五屉柜，她的宝贝新式收音机则放在枕后的床台上。剩下的有限空间真的成了主客间“促膝谈心”之所。门厅里放了几个书架和一架钢琴，她不喜欢在那里接待客人，可能她觉得在卧室里更温馨吧。这也是她长期在学校单身宿舍居住养成的习惯。这段时间我们谈得较多的是当时广受欢迎的几位歌唱家：李光羲、周小燕、刘淑芳、俞淑珍、张权、楼干贵、李双江、胡松华、马玉涛等。我们都为李光羲几年内顺利拿下《欧根·奥涅金》和《货郎与小姐》等世界名歌剧而称赞，也为楼干贵和张权1957年的遭遇而惋惜。我们还谈到了吕远创作歌曲的个性特色，谈到了吕文科独唱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类话题我们都谈得很投合。适逢她的诗歌译作《哈依瓦撒之歌》（朗弗罗）新版问世，她签名送了我一本。她的工整、漂亮的钢笔字就像她的人那样端端正正。

3

这之后我就去江西“四清”了，一年后回来时“文革”已爆发。在一片“造反”声中我很担心赵先生的处境。经打听，还好，学生们没有找这位与世无争的老师的麻烦。但等我“大串联”几个月回来后，还是传来了令我大惊失色的消息：赵先生的终身伴侣陈梦家因不堪迫害，愤然辞世了！这对赵先生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她的旧病复发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很想去看她，但又不敢。我想，医院里的她肯定变成另一个赵萝蕤了，它会毁掉我心目中那个温柔敦厚的形象！几年后等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听说赵先生已基本康复，赶紧又去美术馆后街22号看望她。但这座四合院已经变得不太完整了：正门已不属于它，之间被一垛墙壁拦断；在对着中医研究院那面西墙开了个入口，门临大街；她原来住的西屋已被不相识的人占住。只见赵紫宸老先生在被缩小了的院子里认真地绕步行走，据说每天要坚持走六七十圈，作为抗老的锻炼。她的母亲依然满面笑容把我引进屋里。赵先生不得不住在弟弟的家里。弟弟赵景心当时是北京外贸学院的教师，以好客闻名，所以碗橱里摆满了一套套很像样的杯盘碗盏。赵先生留我吃晚饭，又让保姆做了霉干菜红烧肉，显然她自己也很爱吃这道菜。她晚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尤其是最后五分钟的国际新闻，一天都不肯错过，并抱怨五分钟太短了：“这么大的世界，每天有多少新闻啊！五分钟怎么够呢？”她说她现在主要是听听音乐，书看得很少。音乐仍是我们交谈的话题之一。但她不谈“文革”中的遭遇，也不提梦家的名字，我也装作一无所知。我发现她左边的嘴角有时会微微抽动一下，说话还是容易兴奋，她自己有时也意识到了，当场打开药瓶服了药。

她的母亲见到我总是热情寒暄，询问家常。后来赵先生向我透露一个秘密：“你知道吗，我妈妈可喜欢你了，说：‘要是我还有一个小女儿，我一定要把她嫁给他！’”我很感动地说：“老人家的这句话让我既温馨，又遗憾，会让我做很多既温馨又遗憾的梦。”后来老人家以91岁的高龄去世，赵先生特地写信通知我，并着重嘱告：“出殡那天你一定要和我们一起把她送到八宝山呀，她可真的说过那句话的啊！”于是我欣然作为他们家虚拟的成员，一起向老人家作最后告别。老人一生养育的三男一女个个才华出众，而又不事张扬，足见她家教的成功。

4

“文革”后，赵萝蕤先生简直判若两人：她健谈了！每次见到情绪都很高昂，侃侃而谈。许多她过去从未说过的话，现在也敢说了。显然，她压抑得太久了！从此，我们谈论文学时，不再仅仅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打转，我们谈得更多的是现代主义！那时我正在研究现代主义代表性小说家卡夫卡，她非常感兴趣，问这问那，并一再嘱我如写了或译了什么，一定要告诉她，给她看。这时我才知道，她年轻时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美国现代主义作家亨利·詹姆斯——意识流理论创始人威廉·詹姆斯的弟弟；她上世纪30年代翻译的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更是我国现代主义诗歌翻译的经典之作。

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寄来一封信，说要选个日期请我和夫人孩子一起“馆子子”，结果我们在宽街的一家当时堪称是“高级饭馆”里相聚。看到我的家小，她很是开心，笑声朗朗。她特别喜欢我们的女孩。这时我心里不禁产生一种遗憾：赵先生没有孩子！一个孤寡老人，怎么能不寂寞？于是我干脆把心里话说出来：赵先生那么喜欢孩子，就领一个婴儿养养吧；俗话说：有奶便是娘，长大了一样亲。她听了马上说：“那算我的儿子还是孙子呀——哈哈哈哈！”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年头，想养也养不起啰：过去我每月拿280元工资（这是解放后资深教授的薪酬），总觉得怎么花也花不完。可现在呢，还是这么多钱，很快就花完了，老觉得捉襟见肘！”

“文革”后好多年，占住她西屋的那户人家终于搬走了。赵先生又搬回了老地方，并按原样恢复了。过了几年，赵景心先生让姐姐拿出两万块钱，请人把房子装修了一下，终于有了点现代气息。从此门厅也变成客厅了。就是在这里，我见到了赵先生在美国的低班老同学巫宁坤教授。巫教授是解放初赵先生担任燕大系主任期间把他从美国请回来的，不料院系调整时被调到了天津，到1957年也戴上了帽子，为此赵先生内疚不已，还痛哭过。

不久，她在美国的弟弟赵景德携家眷回国探亲，她特地把弟弟介绍给我：只见他穿着一件束腰的咖啡色皮夹克，右手夹着一摞书，至少一米八五的魁梧身材，显得格外健康、精神，声音洪亮。但没有说上几句就匆匆走了。赵先生说：弟弟是当前美国航天技术四大专家之一，所以很忙。她又拿出一部厚厚的新版英文字典，说这是刚随父亲回国探亲的侄子送的。但她很过意不去，说他还没有就业啊，必定是拿自己的零花钱买的。我说：这您就不必心庝了，他父亲总还宽裕的吧。她马上说：“哦，你错了！美国人对子女是非常严格的，对成年孩子是不随便给钱的，像两家人一样！”

赵先生与徐志摩夫人陆小曼也有来往，但她不同意陆小曼对徐志摩的评价：“陆小曼说在中国，诗写得最好的是徐志摩。这个评价我认为不够客观，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赞同。徐志摩是个被写进文学史的人物，评价应该冷静、科学，不能让感情淹没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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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80年代后期了吧，她征求我意见：“现在一家出版社约我翻译惠特曼，但我很犯难，因为李光鉴（我的同事）已经在译了。”我说：“文学翻译不怕重译。您和李各有各的优势，值得译。”后来出乎意料：她竟然一口气把惠特曼全集译完了，而且广受好评，这成为她翻译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又过了些时候，已经是90年代初了，我劝她说：“现在我国学术界对外交流很频繁，赵先生美国回来那么多年了，您应该去美国或英国看看呀！”她说：“咳，我这人向来喜欢平静，何况我现在已经老了！”约过了一二年，她来信说：“果然去了一趟美国，感想良多。”我立即去看她。一进门（这次她也是在门厅里接待我的），她拿出一张英文报纸说：“你看，像我这样普通的学者去美国，他们竟然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我，而且用了那么大的篇幅！”我一看，真的占了右边的整个半版。我说：“这才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呀！我还听叶君健讲过：他去瑞典访问，瑞典的报纸也在头版头条用大量篇幅、照片报道他。”她说：“可在我头脑里，只有国家总统或政府首脑才有资格享有这样的新闻待遇呀。”我说：“可见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异化了，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她“哈哈哈哈……”一阵大笑。

她急于想告诉我的另一条重要新闻是：“时代真的进步了。”她说，“我从美国回来时最大的担心是要经过日本和香港转两趟飞机。弟弟一再强调：‘姐姐，你放心走吧，转机的一切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可我心里总是不踏实。想不到在日本刚走出飞机，真的有一张轮椅等在门口，问：‘您是赵太太吗？’但我仍担心到香港会怎么样，结果仍然是这句亲切的问话。我又担心到北京恐怕做不到这一步，结果，依然是：‘您是赵太太吗？’呵呵，时代进步得真快啊！”

想不到这一次欢聚，成了我和赵萝蕤先生的最后一面。此后一连几年，我都没能抽时间去看她，到1998年的一天，突然传来噩耗！那时偏偏我在上海出差，等我赶回北京，她的后事已办完了，留下了永久的内疚和遗憾。但她的音容笑貌，会永远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