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经（1915—2014），江苏仪征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1949年回国。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2014年7月13日12时30分，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陈忠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中文名：陈忠经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15年

逝世日期：2014年7月13日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经济系

主要成就：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政党：中国共产党

陈忠经，出生于1915年，江苏仪征人。1934年考入北大经济系，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末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战云密布的长沙来到秦腔雄起的凤翔，与胡宗南“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上三青团首任西京市分团书记。后来接受进步人士的指导，思想进步，决心抗日，并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据说，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向晖与申健、陈忠经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这是周恩来所安排的一着闲棋冷子。

牢记党的嘱托，陈忠经充分利用胡宗南做梦也想后来居上、接蒋介石的班、做国民党总裁的政治野心，充分利用国民党派系之间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既伪装自己，保护自己，又果敢出击，获取情报。他们先是数日一见，后来是两日一见、一日一见，乃至一日几见。因为情报是大量的。大量的情报需要他们共同汇总、剖析、发送。申健的手下有许多三青团分子，他们都是搞情报的，一有情况，就会向申健报告。所以，整个西安，市内城郊，只要有风吹草动，他总能在第一时间里面知道。也正因为如此，那日凌晨，黎明之前最黑暗时分，桃胡巷15号一被武装警察严实围上，申健就把王石坚的险情告诉了陈忠经。申健就跟陈忠经商量，这事怎么办？陈忠经说：“没有办法，只能闯进去通知他。”他二话不说，转身要走，申健连忙挡住他的去路。当时申健还没有成家。他说我去吧，生死是一个人。结果申健就闯进去，闯进敌人的重重包围。仗着自己是三青团西京市分团书记，又是“军统”、“中统”、三青团三家合署办公的特联组成员，申健抢在蠢蠢欲动的警察前面，大模大样地闯进了桃胡巷15号。申健看见王石坚就说了一句话，只说了一句话：“无论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就说都是我让你干的。”

陈忠经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不仅挽情势于既倒，完全扭转了危局，反而还使工作有了重大突破。这突破就是将计就计，给王石坚一个社会地位，一个公开身份，让他从地下走到地上。从“地下”走到“地上”

“本来王石坚是不公开的。他没有工作，没有公开身份，没有社会地位，就是职业特工，潜伏地下，领导‘后三杰’工作。桃胡巷遇险后，王石坚觉得这样不行，不能再昼伏夜出，要变生活习惯，要从地下走到地上。”王石坚的想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中共中央鼓励他“不要有任何顾忌，可大胆放手去做”。还说“当前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在当此危险环境中”，王石坚只有“主动的取得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合法地位”，“才能减少目前和将来的危险”，才能“保护我们几年来苦心经营、成绩甚大的事业”。于是，王石坚、陈忠经等人用了毛泽东特批的二、三百万元的开办费，又经胡宗南同意，在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的地方，物色到一家铺面和二层楼房，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由陈忠经挂名董事长，王石坚任经理。他们接着又办《新秦日报》。这个《新秦日报》原来就有的，但是要停办。既然停办，王石坚和陈忠经就顺理成章，把它接了过来。《新秦日报》比“研究书店”更加有利，它可以在全国各地设办事处，可以派记者，工作面也就更宽了。

一是有了“研究书店”，二是有了《新秦日报》，王石坚等人彻底转变了过去老的脱离社会的秘密方针，创造了新的深入敌内、争取合法、变敌人组织为我们组织的白旗政策，打破了过去狭小的情报圈子，建立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党务在内的全方位情报工作，而且在各地开辟了新的情报站或情报点，真可谓长袖善舞、如鱼得水。所以，毛泽东常说他们是“全国的模范”。刘少奇也说他们的“许多重要情报，均值得奖以勋章的”。而在那许多“值得奖以勋章”的“重要情报”中，特别“值得奖以勋章”的还是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和胡宗南“闪击”延安计划。这两份绝密情报都是熊向晖从胡宗南那里截获再交王石坚上报中共中央的。

陈忠经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为掩护，获取了国民党军政战略动向方面的情报，及时准确地报告党的地下情报组织，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研究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使中央对西北广大战场的敌情了如指掌，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只得到一座空城，而毛泽东当时就在陕北，拖住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敌人找不毛泽东，反而被彭德怀吃掉了一个师和一个军部。周总理说：“申振民、熊汇荃、陈忠经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党隐蔽战线的‘后三杰’。

在西安的岁月里，陈忠经是非常出风头的人物，早年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经历和三青团这样一个青年组织负责人的社会身份，让他在西安城这个不大的交际圈里成为非常活跃的人物，甚至连当时旅居西安的豫剧演员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时，他也能以证婚人的身份出场。（张乡仆、苏宏著《话说常香玉》，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p234）。而他所交往的三教九流的人物，为他的地下工作提供非常好的掩护，也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时，他又开办了研究书店，办了一份《研究月刊》，1944年后，还接办了在西安影响较大的《新秦日报》。值得一记的是，1944年6月，爱泼斯坦等中外记者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去访问，在到达西安后，三青团为参观团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大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如何如何坏那一套。就在欢迎大会后的晚间，负责接待他们的三青团负责人、大会的主持人陈忠经来到外国记者住处，直言不讳告诉那些记者：“别听大会上那一套，全是胡说八道！”这件事给爱泼斯坦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在《我在这里成长》一文中特别记下了这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陈忠经写给胡适的信一封，扫描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5》，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76页。陈忠经写此信的目的是为胡宗南与胡适联络感情，帮助胡宗南搞对外交往是他得以受重用的原因之一。)

胡宗南的部属中竟有三位亲信同为中共谍报人员。这三人自始至终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还被胡送往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并肩战斗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这堪称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观。这三位谍报英雄便是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

陈忠经曾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使胡宗南屡战屡败。周恩来曾经表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陈忠经的名字在建国前后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向联合国派出以伍修权为大使衔级特派代表的中国代表团，陈忠经就以“陈翘”的名字参加了代表团。不过这个名字陈忠经使用得并不太多，不久，他还是恢复了自己的本名，也许这是因为自“一二.九运动”以来，“陈忠经”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原因。

中共情报元老、原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陈忠经于2014年7月13日逝世，享年99岁。革命战争年代，陈忠经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曾潜伏在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身边，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后曾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等职。

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陈忠经，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二届学生会执行委员、第三、四届学生会主席，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学生运动领袖，名动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4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1949年回国。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