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起釪个人资料简介_刘起釪档案信息内容详情

一、个人简介

刘起釪（1917-2012），1917年生于湖南安化，2012年10月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5岁。顾颉刚弟子。1947年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76年3月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研究生院教授，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兼经部编委，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顾问。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方向为上古史，专攻《尚书》，以深入研析古史各领域，兼治《左传》、《周礼》。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刘起釪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湖南安化

出生日期：1917年

逝世日期：2012年10月6日

职业：历史教授

毕业院校：南京大学历史系

主要成就：研究方向为上古史，专攻《尚书》

代表作品：《尚书学史》《古史续辨》《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先生学述》

三、求学经历

刘起釪，1917年生，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人。父亲早逝，刘起釪从小在祖父指导下读书，其祖父吟古先生是近代湖南大儒王先谦（1842～1917）的弟子。刘起釪从小在爷爷的指导下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文辞类的古书，13岁读《左传》，15岁读《尚书》，每年点读一遍《左传》。刘起釪少壮时期对《文选》和桐城派下过很大功夫。刘先生17岁时，到省城长沙读高中。工作数年后，到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补习英文，在这期间，刘先生的文章受到国学大师钱基博的赏识。

1941年秋，刘起釪考取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南京已经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南京大学也随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重庆。那时物价飞涨，生活十分困苦。以刘先生的老师顾颉刚这样的名教授为例，他一顿本来要吃三碗面条才能饱，但只吃得起两碗（据台湾版《顾颉刚日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刘起釪刻苦学习，被顾先生称为“高才生”。刘起釪1942年记录的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笔记，1985年以《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为名由巴蜀书社出版，传为佳话。

中央大学颇欲与北京大学争正统，师资很强，以历史系为例，系主任是金毓黻先生，教授有顾颉刚、丁山、张贵永、沈刚伯、郭廷以、蒋孟引、白寿彝、蒋复璁、贺昌群、韩儒林诸先生。大学期间，刘起釪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很受中文系的汪辟疆、罗根泽、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伍俶傥等先生赏识。重庆有个小地方叫柏溪，刘起釪撰《柏溪六记》，传诵一时。史地系主任缪凤林先生、理学院辛树帜、欧阳翥、胡焕庸等先生也对刘先生十分爱惜。顾颉刚劝刘起釪：做文人不如做学问永垂不朽。大学毕业，刘先生本来准备跟随董作宾先生研究古文字的，为避免卷入派系之争，1945年乃投入超然于两派之外的顾颉刚门下，研究《周礼》。

1947年，刘起釪研究生毕业，进入新成立的国史馆作助修，半年后升任协修（同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国史馆于1951年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整理处（今南京第二档案馆），刘起釪任研究组长，整理了3000多万字的档案，偏离了学术研究。而刘起釪的顾老师，1959年奉命担任问题极多难度极大的《尚书》全书整理研究任务，1962年在广东从化休养地遇到周扬，请调刘先生相助。当时历史研究所和南京史料处同属中国科学院，调动比较顺利。刘起釪调到北京后迟迟进不了历史研究所，在中华书局一徘徊就是十多年。直到1975年，顾颉刚才托白寿彝请胡绳帮忙，将刘起釪调到历史所。此后，刘起釪就在北京干面胡同（后来是南沙沟）顾先生家中上班，从事整理、研究《尚书》工作。1980年顾先生去世之后，刘起釪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1981年，刘起釪入住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刘起釪将60岁到80岁作为自己的盛年，在这期间写出了享有盛誉的《顾颉刚学述》《尚书学史》《古史续辨》《尚书校释译论》等要著，“实怀感激奋发心情所写”。此时刘起釪完全失聪，在无声的世界，创作了惊心动魄的鸿篇巨制，可与贝多芬失聪后创作《第九交响曲》比美。作为国际公认的《尚书》学权威、我国硕果仅存的中国上古史专家，刘先生对劲松念念不忘，来信说：“我学术的盛年就在这里熬出来”。

2004年10月起，刘先生定居南京，从此完全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了。6年多，刘起釪蜗居在南京市郊一家养老院十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几乎与世隔绝，生活困顿，日渐衰竭。2012年10月病逝于南京。

2012年10月06日，刘老先生去世，享年95岁。追悼会定于12日举行。

四、学术研究

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将顾颉刚先生及其开创的古史辨学派的杰出成就分为四块：经学，上古史，历史地理，民俗学。刘起釪学出顾门，在前三大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

经学

顾名思义，“经学”是研究古代经书的一门学问。我国的经书由最初的五种演变到“十三经”，皓首未必能穷经，因此是从娃娃抓起的。人到中年，刘先生追随他的顾老师整理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也是最难的一部经典。顾先生善于搜集资料，凡他写过的论文，他人再增加几条资料都很困难。刘先生继承了这一作风，到京后正值身体健旺时期，花了半年时间跑北京市的图书馆和旧书店，搜集群经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情况，用卡片记下来，回来与宋明至今各种书目及文献著录相对勘，撰成《尚书及群经版本录》；刘先生所在的中华书局藏书甚富，藏有历代石经图书、图录、拓片，加上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的石经图书等资料，刘先生撰成《历代石经》。又据顾先生所藏和中华书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及所能复制隶古定写本原照片、影印本、缩微胶卷本，撰写《尚书隶古定写本》。上述资料，都汇集到1997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尚书源流及传本考》。1989年和1992年，刘先生到日本讲学，又搜集到一些珍贵资料，已出版《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一书。刘先生的《尚书学史》是《尚书》研究者的必备著作，曾获院级大奖。此书也是顾颉刚先生整理《尚书》的计划之一。

顾颉刚已为整理《尚书》确定了体例，并且有样板文章发表。所谓体例，即校、释、译、论四项。“校”即校勘版本，“释”即注释字义，“译”即翻译成白话，“论”即考证历史事实。刘先生于1999年完成《尚书校释译论》，与顾先生一起署名。诚如刘先生在书首所说：“历时30余年（1963～1999），备经交困以撰成此书。”《尚书校释译论》早已是学术界的一大悬念，出成170万字的大书，无疑代表了当今《尚书》学的最高水平。我国典籍浩如烟海，如果真像顾、刘二先生整理《尚书》那样下一番真功夫，我国学术界的学风尚不至浮躁如此。

2000多年来，经书独尊。读书人从小读经、信经，离经等于叛道。从清代开始，渐有一股化经学为史学的趋势。民国以后，受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洗礼，经书变成史料的一种，可以说是由天上回到了人间。

刘起釪对《尚书》《左传》《周礼》这几部大经都有深入研究，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41年，古史辨派干将童书业先生为《古史辨》第七册作序，总结“《古史辨》发展到了现阶段的大略结论”，遗憾的是《古史辨》出到第七册就划上了句号。

刘起釪继起再考，将自己的古史论文集取名《古史续辨》，其中如《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受到香港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的高度评价。搜集史料乃古史辨派所长，刘起釪的古史研究体现了他搜集材料的功夫，他一再勉励年轻人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1992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流行“走出疑古”，矛头直指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所谓“疑古派”，刘起釪撰写长文予以反驳，充分显示了他对古史辨派的热爱。

中国人号称是炎黄子孙，这当然只是就远古较大的炎帝、黄帝两大族系而言，忽略了东部和东南一带庞大的鸟夷族系。鸟夷族系无论从分布之广、还是人口之众，都不比炎帝、黄帝两大族系逊色。炎帝、黄帝两大族系发源渭水流域，互相通婚，本质上属于西部文明。鸟夷族系发源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本质上属于东部文明。这东、西两大支文明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中心，因而中国古史的舞台以北方为主。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文献记载，关于南方文明都是少而又少。古人长期把南方误会为一片汪洋大海，或者将南方想象为神秘的地方（天子向明而居）；这是一种认识误区，而不是意味着南方文明本身是一片漆黑。刘先生秉承顾颉刚东西方两大族的主张，大方向是对的，但对于另一大族鸟夷族有误解。刘先生主张北方有一支鸟夷（冀州），南方一支鸟夷（扬州），把鸟夷的范围缩小了。实际《禹贡》原本必然都是鸟夷，哪有那么多夷人住在岛上！鸟夷只是以鸟作图腾的族群。鸟夷族的大本营在东方，扩张的方向是向西，很可能已经到达陕西东南的丹江、汉水一带。

20世纪80年代，刘起釪结合山西陶寺遗址的新发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然后东进河南。由于积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力量壮大，才一举东入豫境，击败鸟夷有扈氏之族，建立了夏王朝，都阳城（河南登封告城镇）。很可能夏人的发祥地还得往西寻找，估计在渭水流域。

刘起釪对《禹贡》地理的考证继承了顾先生的大方向，在《文史》发表了好些大文章，备受日本《尚书》学权威池田末利推崇，我则学浅，未能领会，经常和刘起釪争得面红耳赤，吓得保姆以为我们在吵架。我以为不管是顾颉刚还是刘起釪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疑古还不够，与异军突起的石泉（1918～2005）学派相比，有落伍之嫌。

五、人物性格

备经交困，心愿未了

刘起釪的老家在农村，老家经常来信，希望得到刘起釪的救助，而刘先生能力又很有限，常陷于痛苦无奈之中。可能是在2000年，我已是副研究员，工资是1700元，刘起釪退休工资是1900元，顾颉刚的助手王煦华号称“特约研究员”，实际是副研究员待遇，工资1500元。刘起釪常说他终老的待遇是1956年评定的副研六级，60岁按时退休，没有返聘，工资少了不少。刘起釪因为失聪，和他人交流只能靠笔，他把药品说明书都攒下来以供书写。有一次我和顾先生两个女儿去看他，他非留我们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有一条腿突然断了，菜汤撒了一地。刘起釪住的房子在一层，建筑面积只有60多平方米，昏暗寒冷，且无法洗澡。2000年3月19日，刘先生给我寄来14页、近两万字的长信，诉说生活的不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受到委屈就迁怒到不做学问。就是在这样没有经费、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刘先生退休后完成了一系列传世之作，确属“备经交困”。

刘先生不愧是湖南人，有着典型的火爆、直率性格。他在历史所没有评上带博士的资格，只指导过一名硕士研究生。最让他忧虑的是，学术界以墙倒众人推的态度对待古史辨派，他希望有人辨诬，有人弘扬。浅薄如我，竟然被刘先生当作顾派第三代接班人培养，与别人谈话也不掩饰，根本不考虑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我跟随六年的杨向奎先生，早已声明脱离古史辨派，刘先生很担心我受杨先生影响太深，偏离古史辨的路子。2002年10月7日，刘先生来信：“而像您这样一个有写作能力、有才华、有学术基础的，能归到顾先生学术阵营来是顾学之幸，也是祖国学术之幸，所以我馨香祷祝您能走上顾学之路，做梦也想您真成为顾学传人。”这就是一个年近九旬的学术前辈对学术队伍的期望，虽备经交困，仍念念不忘学术的未来。2003年7月1日晚，刘先生找我长谈，他说：“今年一个人关在屋里，没有一个人劝说，但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一幕幕回忆过去为人和做学问，觉得都太狭隘，不够宏大宽容。对那些红极一时的人物，根本用不着驳斥，不仅当代人看得清楚，学术史也会做出检验。”

刘先生也是一个极重礼义、极重感情的人。他晚年苦于帕金森症，手颤得端一碗饭都摇摇欲坠，但经常给我写长信，有几封还是万言书，探讨学问。2004年9月2日，刘先生即将离开北京，定居南京。他来信说：

人生遇合真是难得的机缘。釪浮生荏苒，曾经行过万里路，也读过者可能及万卷书，最后迄今七八十之年，乃获遇足下，始瞿然惊觉世间真有美材，真有佳士，乃蒙不弃衰朽散材，殷殷然以问学切磋相顾，益感盛谊之弥堪珍视！……

刘先生离开北京后留下几个遗憾。例如早年关于《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已有成稿，需要增补。再如顾先生1978年亲自拟定的工作计划（《古史考》第五卷），其中有“指导刘起釪同志从事伪古文二十五篇的疏证工作”，刘先生显然已无法完成。

六、晚年生活

老无所依的困顿晚年　《金陵晚报》2011年2月13日的一篇报道《SOS,一代宗师垂垂衰竭的史学生命》，曝光了这位史学泰斗的凄凉晚年。相信应该很快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原文如下：2011年古城南京，除夕之夜，爆竹与烟花齐飞，霓虹共灯影一色。欢声笑语的男女老少，或团聚在家宴之中，或围坐欣赏央视春晚，或涌入秦淮灯会比肩接肿的人海……而城郭东南隅挂着某康复中心招牌的“托老所”104室内，一位耄耋老人却孑孓悬坐在单人床边。接近2000个日日夜夜屈居于此，从未走出过大院，他已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肉片，提示着今天大概是个什么节日。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颤抖的左手碗中的水饺，慢慢吞吞地咀嚼着孤寂和辛酸……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老先生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九十年代初就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该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介绍说，中国几百年才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1980年顾辞世之后，就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

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谭其骧先生称他为“顾门传人，兄为翘楚矣!”“刘先生毕生研究的经学、上古史、历史地理，特别是他专攻的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早已成为‘绝学’!”

吴锐解释其“绝”一是学问太深，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都叹之为“诘屈聱牙”。2004年刘起釪的有关专著在中华书局出版之前，电脑录入的时候有多达2000个汉字因字库中无法找到而只得找人造字；二是确实后继无人，偌大华夏至今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传承刘先生的未竟事业者。

70年来，刘起釪先生在史学研究的征途上筚路蓝缕，苦心孤诣，令人难望其项背。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尚书》，兼治《左传》、《周礼》。撰写论文100余篇，专著11部。步入60岁花甲之年，刘起釪听力失聪，可他却用20年时间，写出了《顾颉刚先生学述》、《尚书学史》、《古史续辨》、《尚书校释译论》等200多万字要著。其中，《尚书学史》获三次全国性一等奖，《古史续辨》被选为精品图书编入《社科学术文库》一辑8种中，142万字的《尚书校释译论》入选“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学界专家为此惊叹：在无声的世界，刘先生创作了惊心动魄的鸿篇巨制，可与贝多芬失聪后创作《第九交响曲》媲美!

有关文献中还特地介绍，刘起釪50年代在中科院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写的近十个专题史料汇编，就多达3000多万字。这一篇篇叠加起来，足有3米多高。

谈到刘起釪的治学历程，吴锐给记者娓娓道来：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指示：要把《尚书》整理翻译出来，否则读不懂，不好利用。1954年中科院党组成员刘大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程赴上海，请顾颉刚到该院历史研究所。但是顾到任接受《尚书》整理任务不久，“年龄渐老精力顿衰”等各种缘故，有力不从心之感，遂提出要刘起釪来京助他一臂之力。直到1962年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亲自协调干预下，刘起釪才从南京调进北京中华书局，后又在院长胡绳的帮助下，正式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此后就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顾颉刚家中住宿、上班、同攻《尚书》，一直到顾1980年去世。从此，刘起釪就独擎大旗，将中国先秦史学研究再推高峰。刘两次赴日，在东京、京都、早稻田等六所大学讲学；又赴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台大、台师大等四所大学及其他处讲学。应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五行说探源》之约，撰《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

日本《尚书》学大师池田末利称赞刘先生的《尚书》研究为“通中、日、西，无逾先生之右者矣”；1992年日本18所大学20位教授组成的“邀请刘起釪教授访日委员会”，称他的《史记》研究“著称中外”……刘起釪的“绝学”虽说皓首穷经高深莫测，但也并非象牙之塔中的老学究凿井之学。

在刘起釪的独生女儿家，记者听她和丈夫介绍：2004年金秋十月，刘起釪阔别京城回到了南京女儿家定居。此时他已年届87岁高龄，因为常犯腿脚老病加上几场急性肺炎，后又遇上族内一场法律纠纷，老父亲产生了叶落归根依靠子女的想法。那一次仅仅运回的古籍书札，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

当时刘起釪还壮志未泯，临行前在京对史学界声言：“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两周战国职宫考》、《春秋左传学研究辩证》、《禹贡地理丛考》等三部大部头著述，还要将几十年的日记、诗稿整理发表……”不料北京房子卖掉不久，刘起釪的女儿就身患较重高血压、糖尿病，加上后来女婿也得了重症肌无力，亟需全国各地求医问药并需照料。2007年3月8日，正是南京梅花绽放、春归大地之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荣军带领有关工作人员踏着北方的残雪，驱车来宁一路寻访到城东南的这家老年康复中心，为刘起釪先生祝90大寿，鲜花礼品中夹带的是组织的关怀和同事们的殷殷牵挂。

此时的刘老虽然高寿，耳聋多年只能靠写字对话，但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自己还能在屋外散步。刘书记转达了社科院老千部局和历史所领导及其同事对刘老的问候，并询问他吃住、起居生活等情况，同时将慰问金交给了老人家……

刘起釪回谢之余老泪盈眶，竟然激动地从单人床枕头下，取出日前所作的《九十抒怀二首》诗，老声放歌朗诵起来——

“谓谓松风来，溶溶月华至，浩唱飞葛天，低吟怀百氏。五情怅悲欢，离合尤情挚，达者伤歧致。击枕一长叹，不生付销蚀，十月入床下，有虫来啜泣，吁嗟频短歌，草间空唧唧。”

其情其境，颇有刘邦晚年诵颂《大风歌》之惆怅。

老先生虽然没了几十年沉醉书屋的环境，但“仍念兹在兹自己的《尚书》研究事业”。他千叮咛万嘱咐从女儿家要来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尚书校释泽论》四卷，日夜捧掖在身须臾不肯离开。字里行间，还留下老先生现今在“托老所”对自己著述的许多修正和批注。可是不知何年何月，这部仅有的学术书籍也不知去向了。

老人曾经翻床倒柜苦苦找寻，终不见踪影。于是，坐床面壁就成了刘起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达摩之功”，这更加重了他的老年痴呆症。走近细看方知他手中捧读的，还是一页3年多前的残破《金陵晚报》。

刘起釪的护工毛志芳在他的床头柜中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压在最底层的几张旧纸，竟然露出刘先生偷偷给北京高层写下的求援信稿。由于老身早已难以跨出大院之门，他的这些信札草稿显然都还没有寄出。记者观其言辞恳切、吁自腑内，竟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起舒虽有心于向学，而才器两歉。然毕生靖恭勤恳，未敢稍懈……故切望不废所学。期有所献纳于祖国学术重业。然居此间，学术资料及应有之图书无一册在手。而孤身处于此亦无展布浅学之机遇。每依枕愁思，不尽怅惘之至!因此，恳切仰盼有力之长者，俯赐援舒于困境之中……”

另有一封信云——

“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舒，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备经交困玉汝于成”——刘起釪颤巍着枯手给记者写下一串信念。兔年春节前5次拜见刘起釪，本报记者已经为老先生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彻底打动了心。但是，最让我们震惊的是，有一次刘起釪误把记者当做是北京过来时人。他突然翻身下床倾扑过来，紧紧抓住记者的双手高声尖叫：“带我回北京!带我回北京啊!”在刘起釪老态龙钟的内心世界里，北京是一个怎样的天堂令他如此向往、如此眷恋呢?尽管老先生在记者采访中已经通过笔谈口述，留下了许多苍老的文字，还有如潮的话语。可所有这些都不能直接解读95岁高龄的他，急切想回北京的真实动机。

吴锐在最了解最熟悉刘起釪学术生涯及思想的人中，他是至关重要者。刘起釪曾经先后给吴锐写过几士封多达数万字的信件，他们之间早成了忘年莫逆之交。2007年中国社科院出版《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刘起釪一章由于老先生“年事已高不便接受访谈”，院历史所指定吴锐主写刘先生的治学之道。

吴锐拿出一封刘先生离开北京前写来的14页近20000字的长信，内中苦言自己在阴暗的楼房底层60多平方米陋室，深陷于顶天立地的古籍图书包围之中——连想“把拖把盆改装成可坐着洗澡的小浴盆”都不成……“我的七八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都在这拮据的环境中写成……就此终老有书足以传世，也就无憾了!”

刘先生在京甘于过平淡简朴的生活，倾注全部精力投入到《尚书》研究中去，几十年如一日。生活艰难不要紧，最关键的是史学研究可以撑着言及于此，记者才想到为何每见刘起釪的窘况，都没听老先生叫屈，总说女儿女婿身患重病也不容易，也说一些老年康复中心医护人员和护工的好话。

再就是先生那些未寄出的给北京领导写的求援信，也无片言讲自己的生活起居如何艰难，耳闻目睹全都是他对专业的孜孜以求。可他的现实生活又确实深陷窘困之中。

在现场拍下一张借条，上书：“夏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舒敬请。”落款时间只写200，最后一位数字空着。刘老裤子前面的拉链都没有了，一双宽口布鞋底都断了。护工说：我夫妻俩要护理照顾重2个老人，不能时时呆在老刘身边。

他祖籍湖南嗜辣，有一次无人的时候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结果失手掉在地上，瓶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酱吃。生活极其困难，邻床的人看不下去有时给他点吃的……当时，随胡阿祥来的摄像吴鹏飞难过得想哭。

此后，一些素不相识前来探望的人们，先后给老先生带来了秦淮酥糖、湖南辣酱、苹果香蕉、床单枕巾、内衣内裤、尿不湿、毛毯、电动剃须刀等各式各样的慰问品，社会暖风徐徐吹拂着老人的心田。

曾经遍访过中国所有存世的两院院士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的著名摄影家侯艺兵可以说在他见到的1000多位中国学术大师中是罕见的，太不可思议了!但竟然没听到老先生的任何抱怨，只说谢谢组织上派人来，讲起史学，他就来劲了……

刘起釪是九三学社的一员。在九三学社中央官网上刊登着其中宣部一篇题为《窥史先秦穷经诸学》的署名文章，文里称刘起釪是“二十世纪史学界最后一位大师”。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高达397983亿元，位列世界第二。我们这个对精神追求更高的社会，绝不能看着眼前这位最后的大师，怀揣他的“绝学”在“备经交困”中撒手人寰!

七、个人心愿

2010年年底，有人前去探望老人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需要吗？”前访者在纸上写下这样的问题。“不要了。花国家的钱。”刘起釪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

2012年10月6日凌晨，一代史学宗师刘起釪先生在南京一家托老所走完了一生的历程，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学生，老人走的是那样的孤独。在第一时间致电历史所表示哀悼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丁伟志，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先生同门师弟王煦华先生，刘先生同事肖良琼、常玉芝女士，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纪祥教授。由于家属不愿意接待媒体，很多人还不知道刘先生去世。在12日的追悼会之前，在刘先生之女的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追思仪式，参加者是刘先生在南京的和湖南、安徽的亲属，还有刘先生家乡代表、湖南省安化县圳中村党委书记吴志高先生。由我宣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华书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文字学会等单位的唁电。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先生在唁电中说：“刘起釪先生生于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长则工于文章，后为顾颉刚先生高足，沉潜于文献，出入乎古史，学问愈趋精博，斐然自成一家。自1975年先生调入我院历史研究所以来，为古史辨派续开新篇，乃《尚书》学之当代巨擘，一身而系多个领域的学脉学统，其学其人，为海内外同仁共相推重久矣。而今先生忽焉辞世，非惟学界失一砥柱，我院失一大师，我本人亦永远失去了一位良师。思之及此，岂不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