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曾有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实业家等称号。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院长。王先谦博览古今图籍，研究各朝典章制度。治学重考据、校勘，荟集群言。除前述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外，还编有清《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著有《汉书补注》、《水经注合笺》、《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等。为文远追韩愈，又以桐城派阳湖派自许；其诗被称为“得杜之神，运苏之气”，“置之清代集中，挺然秀拔”。有《虚受堂诗文集》。

中文名：王先谦

别名：益吾，葵园先生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长沙

出生日期：1842年

逝世日期：1917年

职业：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山长

毕业院校：岳麓书院

信仰：儒学

主要成就：汉书、荀子研究成就巨大

代表作品：《十朝东华录》、《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

评价：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

性别：男

王先谦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4岁启蒙，20岁时父亲去世，因“糊口无资”，曾三次“佐幕于军营”。18岁补禀膳生。咸丰十一年（1861）赴安徽安庆，任长江水师向导营书记，数月后辞归。同治三年（1864），在湖北提督梁洪胜营充幕僚。同年乡试中举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翰林院侍讲。光绪六年（1880）任国子监祭酒。复在国史馆、实录馆兼职，充云南、江西、浙江三省乡试正副考官。十一年督江苏学政。任内延揽文人，在江阴南菁书院开设书局，校刻《皇清经解续编》，成书1000馀卷；还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其间，还疏请筹办东三省边防，罢三海工程，弹劾徐之铭、李莲英等。

光绪十五年（1889），王先谦卸江苏学政任，回长沙定居。次年主讲湖南思贤讲舍，并在讲舍设局刻书。十七年任城南书院山长。二十年转任岳麓书院山长，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湖南一些士绅开始兴办近代工业。王先谦投资银1万两，与黄自元、陈文玮等集股，并拨借官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始终经理其事。公司开办数年，折损颇多。不久交给官办，终因经营不善，于二十五年停办。

王先谦与绅士张祖同、叶德辉等一贯干预地方事务。“久住省垣，广通声气，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则必设法排去之而后快。”光绪二十三年冬，湖南时务学堂成立，该学堂总理熊希龄聘梁启超、韩文举、唐才常等维新人士任教习。他初与张、叶等阳为支持，阴图操纵。继因维新运动高涨，他攻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等“伤风败俗”，“志在谋逆”，“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使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指斥南学会和《湘报》宣传民权平等学说为“一切平等，禽兽之行”，“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并纠集张祖同、叶德辉等提出《湘绅公呈》，呈请抚院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驱逐熊希龄、唐才常及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又致书陈宝箴，提出停刊《湘报》。还串通省内劣绅，鼓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部分学生，齐集省城学宫，商定所谓《湘省学约》，用以约束士人言行，对抗新思想传播。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后，其门人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一书，集中攻诬变法维新，并颂扬王先谦能事先“洞烛其奸，摘发备至”。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唐才常等所领自立军起义失败，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向巡抚俞廉三告密，搜捕杀害自立会人士百馀人。

二十九年，学堂渐兴，王先谦仍主讲岳麓书院兼任湖南师范馆馆长。旋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遂不复至馆。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三年，任湖南咨议局筹办处会办，赏内阁学士衔。

三十四年，王先谦所著书经巡抚岑春煊呈送清廷，受到嘉奖，赏内阁学士衔。宣统二年（1910），湖南灾荒，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他以“梗议义粜”，奉旨降五级调用。以后，竭力反对民主革命运动。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改名遯，避居平江，闭门著书，凡3年，乃还长沙。至民国6年（1917）病逝世。

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2

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荀子集解孔子文化大全山东友谊书社1994.6

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

庄子集解插图注解中国古典诗文十大名著三秦出版社1998

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2

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出版1988

诗三家义集疏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1987

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8

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清代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年-1888年），湖南长沙人王先谦以国子监祭酒任江苏学政，在任政绩突出，为人称道，给江阴读书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王先谦学识渊博，任职江苏学政后除按例举行岁、科考试，选拔人才外，在江阴做了一件在清代学术史上颇有影响的大事，即在创建仅三年的南菁书院内设立书局，奏准刊刻煌煌巨著《皇清经解续编》1430卷。如此巨大工程“首尾历时三载”方始告竣，由当时江阴的一流书坊“宝文堂”雇工百余人精心印刷。据说为刻印此书，单黄杨木片就用掉17362块。《皇清经解续编》是继道光九年（1829年）著名学者阮元在两广总督任内于广州学海堂刊刻的《皇清经解》后的又一经学巨著，该书搜集训释儒家经典书籍111家，209种，其中很多是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从中可见清代经学之演变，并供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语言文字之参考。为刊刻此书，王先谦率先捐银一千两，在他的影响下，各级官员包括本省及他省士绅等都量力捐助，共计耗银16000多两。此外，王先谦在江阴还刊刻了《南菁书院丛书》、《清嘉集》、《江左制义辑存》等书。而《皇清经解续编》自后均年年刻印，颁行全国，流传国内外，持续约半个世纪，直至1937年日寇入侵，全部木版化为灰烬为止。8

王先谦勤于政事，办事效率极高。在历任学政中能把全部考卷均亲自过目的只有他王先谦一人。有资料说，他阅览文件和起稿均极敏捷。他在监考时端坐暖阁，收到试卷当即批阅，等到终场已把全部试卷过目一遍，入选的部分带回略加复检，即交书房上粉牌提复，所以每场均无积压。

王先谦在学术上崇拜曾国藩，承袭曾“融合汉宋”的主张，其先期著作如《续古文辞类纂》、《东华续录》、《荀子集解》、《合校水经注》等具有既重义理，又不轻视考据的特色，在湖南享有“名儒二王”之美称（王先谦、王闿运）。在官场上他虽屡有建言，但一般认为其思想徘徊于洋务和保守之间。在江苏学政任内，曾因弹劾李莲英而获“直声”，但未被朝廷采纳，于是他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满交卸后即以生病为借口辞官，在家乡长沙筑居“葵园”，著述自娱，并主讲于思贤讲舍、城南与岳麓书院。戊戌变法期间，他反对新学，诬蔑、攻击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派创办的时务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与门生叶德辉、巡抚俞廉三告密，导致湖南维新人士百余人被杀，被湖南人骂作“劣绅二麻”（王先谦、叶德辉都是麻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曾聘为礼学馆顾问，赐内阁学士衔，任湖南咨议局筹办处会办。宣统二年（1910年）因叶德辉积谷万余石，激起长沙饥民抢米风潮，酿成惨案，被湖广总督瑞瀓奏劾，降五级。武昌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后改名遯，（意为逃避），迁居乡间，闭门埋首著书，并罗致文人从事古籍和历史文献的编校刊印工作。民国六年（1917年）去世，时年76岁。据统计，他一生刊校编著的史料达50余种，计3200余卷。

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时曾重修学署后花园，即“寄园”，搜集存雪亭诗碑重建碑廊，名曰“墨华榭”，并建“永慕庐”三间，供奉王先谦父母遗像，又建“虚受堂”为“朝夕读书游憩之所”，王先谦有《重修寄园记》一文记其事。至今，“墨华榭”尚存王先谦《和骆公-曾存雪亭元音员》诗碑一方；新建学政衙署遗址建有《灯下阅卷》青铜雕塑一组；中轴线地碑存其诗二首。

史学研究

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十朝东华录》是王先谦的又一部重要的史著。《东华录》本是清代的一种编年体史料长编，因国史馆在京城东华门内而得名，先有蒋良骥编成自努尔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朝《东华录》。王先谦任职翰林院和国子监时，嫌其过于简略，特详加增订，并加修了乾隆、嘉庆、道光3朝，后增修咸丰、同治2朝，合称《十朝东华录》。该书取材广泛，不仅取自《清实录》，还广采《方略》、《会典》、《御制诗文》、《大臣列传》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鸦片战争之后，随中西方文化逐渐交流，中国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王先谦也顺应时代潮流，于光绪年间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闭目塞听的中国能急起仿效。书中还用一定篇幅辑录明代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资料，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花4年时间辛勤编纂而成的，书中荟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图籍，对欧美各主要国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一个原先遵循乾嘉旧规的学者，能睁眼看世界，辑成世界地理书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版本校勘

作为一名学术大家，王先谦深知版本校辑的重要，他强调“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研版本为重。”他独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斋读书志》、《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魏书校勘记》、《盐铁论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录学者的重视。其中《盐铁论校本》被郭沫若、杨树达著书时参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经注》集乾嘉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

经学研究

王先谦是史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他曾花费半生心力，成《尚书孔传参正》一书，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他并继乾嘉年间的大经学家阮元之后，博观慎取，解释和考订经书，集资汇刻了卷帙浩繁，于保存文献，发展学术非常有益的《续皇清经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刘锦藻评价：“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为推先谦矣。”他还撰有《诗三家义集疏》等经学著作，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语言文字学研究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王先谦也颇有造诣。东汉时刘熙曾作《释名》一书，以辞音求义，来推究事物名称的由来，清代毕沅又作《释名疏证》，对《释名》加以注释论证。对此，王先谦又特意撰写了《释名疏证补》，对毕沅此书再加补证。此书撷取江浙和湖湘学者精英，所校所释，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后人认为它超过了毕沅的《释名疏证》，于训诂、词汇、音韵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王先谦一生所作诗文共有44卷，1190篇，蔚蔚大观。他文宗秦汉，效法韩愈，笔力遒劲，气魄雄浑，诗宗杜甫、苏轼，自成格调，是晚清一大家，与王闿运齐名，人称“二王”。

王先谦于主讲岳麓书院达十年之久，岳麓书院自976年（北宋开宝九年）创办以后，就一直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所在，历届山长都由著名学者担任，而其中撰述最为宏富的，当推第53届山长，亦即最后一届山长王先谦。他自著《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葵园自订年谱》等书，编纂校刊《荀子集解》、《十朝东华录》、《群斋读书志》、《魏书校勘记》等书，终其一生，共著、编、校、注、辑、刊各类书籍达50余种，计3200多卷。

1891年（光绪十七年），王先谦任城南书院山长。1894年，又转任岳麓书院山长。此后，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王先谦主讲岳麓书院期间，正是清末维新思潮兴起，书院改革呼声日高的时期。作为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既为书院教育制度及其课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贡献，也对维新思想和西学的传播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反对空谈提倡实学

王先谦曾指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他进一步指出，“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他本人以科举进仕，又多次任考官，遵制以八股取士，自己又爱好八股文，但他并不主张生徒埋头八股制文。1898年他曾作《科举论》，认为八股时文已经“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他主张废除八股考试，让士人“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即使在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恢复旧制时，他也坚持认为八股“体实已灭裂”，“章句所用，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他鼓励生徒不为功名所累，应趋重实学，多读有用之书。由于他的引导，岳麓书院生徒中涌现出大批在古籍校勘、注释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国学大师。

学以致用

王先谦注重于考据学，但并不是把学生局限在故纸堆里，而是提倡学以致用。他本人非常忧时忧国，也勉励学生以救国为己任。甲午战争后，他在发给生徒的手谕中列举了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指出：“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贻笑，无以劢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子弟”。他认为：“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牵帖括，罕能留意时务”。他认为上海《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为了使学生“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他特意让书院订购了六份《时务报》，“每二斋共阅一份”，“随时派人分送”，让学生“或翻阅抄誊，或略观大意”。由此可见他启发学生“期于致用”，“留意时务”的苦心。

为了学以致用，王先谦主张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他认为：“中国风气未开，才能未显，故外人声光化电之学，皆宜加意讲求。”因此，他主张书院课程“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函宜通者也”。在时务学堂的带动下，王先谦在岳麓书院也进行了一些课程改革。当时湖南著名维新派人士皮锡瑞在1897年九月的日记中记载：“岳麓师课已改，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十一月的日记中又记载：“岳麓书院改章后，别造房屋二间，仿西学式教算学、方言。”《湘报》41号也报道，岳麓书院“以经义、治事分门，提倡新学”，“添设算学、译学”。这些都为古老的千年书院注入了新鲜空气，也为以后书院改为学堂奠定了基础。

反对新学

维新运动中，面对新学思潮，王先谦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反对派，甚而还是湖南新政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积极投资举办近代工矿企业，也参与南学会的活动。同时，他还是时务学堂的创设人之一。他与蒋德钩、熊希龄等首倡“添设时务学堂之议”，并亲自建议聘梁启超来湘任中文总教习。熊希龄被任命为时务学堂总理后，王先谦还致函予以支持，并表示，“先谦断无置身局外之想。有须先谦到场者，随时示知可也”。

然而，王先谦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新学思潮危及到封建专制统治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新学。他认为时务学堂师生关于“民权”、“议院”的言论是“悖逆语”，“其志在谋逆”。于是他草拟《湘绅公呈》并附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要求整顿学堂的上书呈递巡抚衙门，对时务学堂师生进行攻击，要求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同时，他又支持长沙三书院订立《湘省学约》，阻挠学生参与维新运动。当学政徐仁铸要追查对时务学堂进行造谣毁谤的人时，王先谦又多方包庇开脱，并以辞馆相要挟。

推行教育改革

王先谦虽然反对民权学说和政治改革，但他并不反对教育改革。戊戌政变后，他又对恢复八股取士制度，并继续主张开设学堂。1901年，他致函湖南巡抚俞廉三，论述了为振兴工业而创办工艺学堂的重要性，并呈上他所拟定的《工艺学堂章程》共12条，提出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职业教育设想，对湖南近代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03年，他又参与创办湖南最早的师范学校——湖南师范馆，并兼任第一任馆长。该馆开设了伦理、经学、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文学、理化学、英文、图画、体操等10多门课程。当时没有统一的教科书，王先谦建议，请在外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将白天听课的笔记在晚上整理并翻译成中文寄回来，由政府印发学校充作教材，或刊登在地方性报纸杂志上。留学生的翻译报酬由省财政专项开支。这一建议被抚院所采纳，为解决教材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王先谦主讲岳麓书院一直到1903年。这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王先谦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而不复至馆。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岳麓书院改为学堂后，王先谦居家著述。但他仍关注教育。在此前，他就认为中国的小学教育不发达。他曾指出日本的初小是“尽人必入”，而中国由于小学不发达，很多人未经小学就直接考入中学和高等学堂，造成中学和高等学堂“程度之低昂无别”。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尤其是贫民小学。光绪末年，他写信给湖南学使吴自修，并向巡抚上《拟设简易小学呈稿》，认为各省官立和民立学堂很多，但贫民小学却没有考虑，这是“务其大而遗其小，似未尽国民要义也”。因此，他主张大办贫民小学，使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方便入学，“照章五年毕业，即已知书习算，文义粗通”。他还身体力行，将自己多年担任省学务公所议长和省自治筹办处会办的马夫银共12250两全部捐给省学务公所，在长沙兴办简易小学堂18所，为长沙初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其教育生涯中，王先谦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被人称为“清末全面研治经史子集的一代宗师”。同时，他还注意了解国外情况，被人称为“通过博览群书走向世界的极为罕见的朴学大师”。他不仅是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同时，他还以他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岳麓书院留下了一座巨大的学术丰碑。

“长沙阁老，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这是长沙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李肖聃先生对王先谦的评价。

王先谦能在学术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他自幼苦读，锲而不舍，数十年来废寝忘食，孜孜于典籍之中，而且具有博采众长，严谨平实的作风。王先谦治学侧重古文经学，但不拘泥门户，兼采今文学源的观点，认为今古文经之争，“展转纷纭，徒形词费”。他辑印的《南著书院丛书》就被人称作“无乾嘉诸子标汉宋之帜，分门别户致辨之习气”。而《续皇清经解》、《尚书孔传参正》就又包含了许多今文经学的观点和材料。

他在政治上与维新派势若水火，但却能称道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颇有长进”，并在撰写《五洲地理志略》时多处述引。王先谦在撰述过程中继承了湖湘务实的传统学风，重求实，反臆断，凡遇暂时不明白的问题，并不武断曲解，总是以“存疑”的态度对待，或注明“无考”，'或注时“未知孰是”，“所当厥疑”。而对自己著述中的错误，一经发现就立即纠正。他曾刻印袁本《世说》，当经叶德辉提醒知道袁本“讹谬百出”时，便毅然毁版，请叶详加校勘后重镌。

他还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低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正由于王先谦痛恨空谈，因而自己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他的这种学术态度不仅使自己成为一代宗师，而且启迪了众多岳麓书院师生，使他们深涉经史，旁及诸子，趋重实务，接受新学，使这座千年学府再度焕发生机，因而无论是撰述，还是教育，王先谦都堪称大家。因此可见，当代学者李肖聃在《湘学略·葵园学略》中赞他“上笺辟经，下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谱子。四十余年，楚学生光。”这并非是过誉之辞，堪当确评。

阮元在广州刊《皇清经解》，他留心阮刻以外的文献，大为搜访，得书209种，1430卷，仿阮元《皇清经解》体例，名为《皇清经解续编》，刻于江阴南菁书院。收藏图书颇多，但不追求古版宋椠，多为著述实用之书。晚居家致力撰述，并经营刻书。晚年迁翰林院侍讲、国史馆总纂、实录馆修纂、总纂等职。著有《虚受堂文集》、《庄子集解》、《荀子集解》、《汉书补注》、《盐铁论校勘小识》、《水经注集校》、《诗三家义集疏》等数种；编有《十朝东华录》、《续古文续类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