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成就

著作

诗三家义集疏 中华书局 1987.2

释名疏证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荀子集解 孔子文化大全 山东友谊书社 1994.6

后汉书集解 中华书局 1984

庄子集解 插图注解中国古典诗文十大名著 三秦出版社 1998

诗三家义集疏 中华书局 1987.2

荀子集解 新编诸子集成 中华书局出版 1988

诗三家义集疏十三经清人注疏 中华书局 1987

荀子集解 新编诸子集成 中华书局 1988

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释名疏证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学政

清代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年-1888年)，湖南长沙人王先谦以国子监祭酒任江苏学政，在任政绩突出，为人称道，给江阴读书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王先谦学识渊博，任职江苏学政后除按例举行岁、科考试，选拔人才外，在江阴做了一件在清代学术史上颇有影响的大事，即在创建仅三年的南菁书院内设立书局，奏准刊刻煌煌巨著《皇清经解续编》1430卷。如此巨大工程“首尾历时三载”方始告竣，由当时江阴的一流书坊“宝文堂”雇工百余人精心印刷。据说为刻印此书，单黄杨木片就用掉17362块。《皇清经解续编》是继道光九年(1829年)著名学者阮元在两广总督任内于广州学海堂刊刻的《皇清经解》后的又一经学巨著，该书搜集训释儒家经典书籍111家，209种，其中很多是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从中可见清代经学之演变，并供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语言文字之参考。为刊刻此书，王先谦率先捐银一千两，在他的影响下，各级官员包括本省及他省士绅等都量力捐助，共计耗银16000多两。此外，王先谦在江阴还刊刻了《南菁书院丛书》、《清嘉集》、《江左制义辑存》等书。而《皇清经解续编》自后均年年刻印，颁行全国，流传国内外，持续约半个世纪，直至1937年日寇入侵，全部木版化为灰烬为止。

王先谦勤于政事，办事效率极高。在历任学政中能把全部考卷均亲自过目的只有他王先谦一人。有资料说，他阅览文件和起稿均极敏捷。他在监考时端坐暖阁，收到试卷当即批阅，等到终场已把全部试卷过目一遍，入选的部分带回略加复检，即交书房上粉牌提复，所以每场均无积压。

王先谦在学术上崇拜曾国藩，承袭曾“融合汉宋”的主张，其先期著作如《续古文辞类纂》、《东华续录》、《荀子集解》、《合校水经注》等具有既重义理，又不轻视考据的特色，在湖南享有“名儒二王”之美称(王先谦、王闿运)。在官场上他虽屡有建言，但一般认为其思想徘徊于洋务和保守之间。在江苏学政任内，曾因弹劾李莲英而获“直声”，但未被朝廷采纳，于是他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满交卸后即以生病为借口辞官，在家乡长沙筑居“葵园”，著述自娱，并主讲于思贤讲舍、城南与岳麓书院。戊戌变法期间，他反对新学，诬蔑、攻击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派创办的时务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与门生叶德辉、巡抚俞廉三告密，导致湖南维新人士百余人被杀，被湖南人骂作“劣绅二麻”(王先谦、叶德辉都是麻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曾聘为礼学馆顾问，赐内阁学士衔，任湖南咨议局筹办处会办。宣统二年(1910年)因叶德辉积谷万余石，激起长沙饥民抢米风潮，酿成惨案，被湖广总督瑞瀓奏劾，降五级。武昌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后改名遯，(意为逃避)，迁居乡间，闭门埋首著书，并罗致文人从事古籍和历史文献的编校刊印工作。民国六年(1917年)去世，时年76岁。据统计，他一生刊校编著的史料达50余种，计3200余卷。

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时曾重修学署后花园，即“寄园”，搜集存雪亭诗碑重建碑廊，名曰“墨华榭”，并建“永慕庐”三间，供奉王先谦父母遗像，又建“虚受堂”为“朝夕读书游憩之所”，王先谦有《重修寄园记》一文记其事。至今，“墨华榭”尚存王先谦《和骆公-曾存雪亭元音员》诗碑一方;新建学政衙署遗址建有《灯下阅卷》青铜雕塑一组;中轴线地碑存其诗二首。

学术

史学研究

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 《十朝东华录》是王先谦的又一部重要的史著。《东华录》本是清代的一种编年体史料长编，因国史馆在京城东华门内而得名，先有蒋良骥编成自努尔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朝《东华录》。王先谦任职翰林院和国子监时，嫌其过于简略，特详加增订，并加修了乾隆、嘉庆、道光3朝，后增修咸丰、同治2朝，合称《十朝东华录》。该书取材广泛，不仅取自《清实录》，还广采《方略》、《会典》、《御制诗文》、《大臣列传》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鸦片战争之后，随中西方文化逐渐交流，中国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王先谦也顺应时代潮流，于光绪年间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 《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闭目塞听的中国能急起仿效。书中还用一定篇幅辑录明代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资料，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花4年时间辛勤编纂而成的，书中荟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图籍，对欧美各主要国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一个原先遵循乾嘉旧规的学者，能睁眼看世界，辑成世界地理书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版本校勘

作为一名学术大家，王先谦深知版本校辑的重要，他强调“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研版本为重。”他独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斋读书志》、 《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魏书校勘记》、《盐铁论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录 学者的重视。其中《盐铁论校本》被郭沫若、杨树达著书时参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经注》集乾嘉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

经学研究

王先谦是史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他曾花费半生心力，成《尚书孔传参正》一书，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 《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他并继乾嘉年间的大经学家阮元之后，博观慎取，解释和考订经书，集资汇刻了卷帙浩繁，于保存文献，发展学术非常有益的《续皇清经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刘锦藻评价：“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为推先谦矣。”他还撰有《诗三家义集疏》等经学著作，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语言文字学研究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王先谦也颇有造诣。东汉时刘熙曾作《释名》一书，以辞音求义，来推究事物名称的由来，清代毕沅又作《释名疏证》，对《释名》加以注释论证。对此，王先谦又特意撰写了《释名疏证补》，对毕沅此书再加补证。此书撷取江浙和湖湘学者精英，所校所释，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后人认为它超过了毕沅的《释名疏证》，于训诂、词汇、音韵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王先谦一生所作诗文共有44卷，1190篇，蔚蔚大观。他文宗秦汉，效法韩愈，笔力遒劲，气魄雄浑，诗宗杜甫、苏轼，自成格调，是晚清一大家，与王闿运齐名，人称“二王”。

王先谦于主讲岳麓书院达十年之久，岳麓书院自976年(北宋开宝九年)创办以后，就一直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所在，历届山长都由著名学者担任，而其中撰述最为宏富的，当推第53届山长，亦即最后一届山长王先谦。他自著《虚受堂文集》、 《虚受堂诗存》、《葵园自订年谱》等书，编纂校刊《荀子集解》、《十朝东华录》、《群斋读书志》、《魏书校勘记》等书，终其一生，共著、编、校、注、辑、刊各类书籍达50余种，计3200多卷。

教育主张

1891年(光绪十七年)，王先谦任城南书院山长。1894年，又转任岳麓书院山长。此后，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王先谦主讲岳麓书院期间，正是清末维新思潮兴起，书院改革呼声日高的时期。作为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既为书院教育制度及其课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贡献，也对维新思想和西学的传播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反对空谈 提倡实学

王先谦曾指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他进一步指出，“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他本人以科举进仕，又多次任考官，遵制以八股取士，自己又爱好八股文，但他并不主张生徒埋头八股制文。1898年他曾作《科举论》，认为八股时文已经“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他主张废除八股考试，让士人“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即使在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恢复旧制时，他也坚持认为八股“体实已灭裂”，“章句所用，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他鼓励生徒不为功名所累，应趋重实学，多读有用之书。由于他的引导，岳麓书院生徒中涌现出大批在古籍校勘、注释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国学大师。

学以致用

王先谦注重于考据学，但并不是把学生局限在故纸堆里，而是提倡学以致用。他本人非常忧时忧国，也勉励学生以救国为己任。甲午战争后，他在发给生徒的手谕中列举了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指出：“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贻笑，无以劢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子弟”。他认为：“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牵帖括，罕能留意时务”。他认为上海《时务报》 “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为了使学生“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他特意让书院订购了六份《时务报》，“每二斋共阅一份”，“随时派人分送”，让学生“或翻阅抄誊，或略观大意”。由此可见他启发学生“期于致用”，“留意时务”的苦心。

为了学以致用，王先谦主张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他认为：“中国风气未开，才能未显，故外人声光化电之学，皆宜加意讲求。”因此，他主张书院课程“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函宜通者也”。在时务学堂的带动下，王先谦在岳麓书院也进行了一些课程改革。当时湖南著名维新派人士皮锡瑞在1897年九月的日记中记载：“岳麓师课已改，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十一月的日记中又记载：“岳麓书院改章后，别造房屋二间，仿西学式教算学、方言。”《湘报》41号也报道，岳麓书院“以经义、治事分门，提倡新学”，“添设算学、译学”。这些都为古老的千年书院注入了新鲜空气，也为以后书院改为学堂奠定了基础。

反对新学

维新运动中，面对新学思潮，王先谦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反对派，甚而还是湖南新政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积极投资举办近代工矿企业，也参与南学会的活动。同时，他还是时务学堂的创设人之一。他与蒋德钩、熊希龄等首倡“添设时务学堂之议”，并亲自建议聘梁启超来湘任中文总教习。熊希龄被任命为时务学堂总理后，王先谦还致函予以支持，并表示，“先谦断无置身局外之想。有须先谦到场者，随时示知可也”。

然而，王先谦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新学思潮危及到封建专制统治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新学。他认为时务学堂师生关于“民权”、“议院”的言论是“悖逆语”，“其志在谋逆”。于是他草拟《湘绅公呈》并附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要求整顿学堂的上书呈递巡抚衙门，对时务学堂师生进行攻击，要求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同时，他又支持长沙三书院订立《湘省学约》，阻挠学生参与维新运动。当学政徐仁铸要追查对时务学堂进行造谣毁谤的人时，王先谦又多方包庇开脱，并以辞馆相要挟。

推行教育改革

王先谦虽然反对民权学说和政治改革，但他并不反对教育改革。戊戌政变后，他又对恢复八股取士制度，并继续主张开设学堂。1901年，他致函湖南巡抚俞廉三，论述了为振兴工业而创办工艺学堂的重要性，并呈上他所拟定的《工艺学堂章程》共12条，提出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职业教育设想，对湖南近代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03年，他又参与创办湖南最早的师范学校——湖南师范馆，并兼任第一任馆长。该馆开设了伦理、经学、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文学、理化学、英文、图画、体操等10多门课程。当时没有统一的教科书，王先谦建议，请在外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将白天听课的笔记在晚上整理并翻译成中文寄回来，由政府印发学校充作教材，或刊登在地方性报纸杂志上。留学生的翻译报酬由省财政专项开支。这一建议被抚院所采纳，为解决教材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王先谦主讲岳麓书院一直到1903年。这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王先谦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而不复至馆。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岳麓书院改为学堂后，王先谦居家著述。但他仍关注教育。在此前，他就认为中国的小学教育不发达。他曾指出日本的初小是“尽人必入”，而中国由于小学不发达，很多人未经小学就直接考入中学和高等学堂，造成中学和高等学堂“程度之低昂无别”。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尤其是贫民小学。光绪末年，他写信给湖南学使吴自修，并向巡抚上《拟设简易小学呈稿》，认为各省官立和民立学堂很多，但贫民小学却没有考虑，这是“务其大而遗其小，似未尽国民要义也”。因此，他主张大办贫民小学，使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方便入学，“照章五年毕业，即已知书习算，文义粗通”。他还身体力行，将自己多年担任省学务公所议长和省自治筹办处会办的马夫银共12250两全部捐给省学务公所，在长沙兴办简易小学堂18所，为长沙初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其教育生涯中，王先谦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被人称为“清末全面研治经史子集的一代宗师”。同时，他还注意了解国外情况，被人称为“通过博览群书走向世界的极为罕见的朴学大师”。他不仅是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同时，他还以他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岳麓书院留下了一座巨大的学术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