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范一（1891—1976），字少伯，湖北应城城关人。幼时家贫，父早丧，由叔祖及舅父资送私塾就读。10岁能文，13岁中秀才,乡人咸称“神童”。旋入两湖书院，与董必武等相善，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首义，被编入学生军，颇受黄兴器重，拟留部任用。为求深造，获公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学经济,后改习无线电。1917年毕业后在美国一家无线电器制造厂工作。1924年回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北伐胜利后，先后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处处长、军事交通技术学校校长、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处长等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76年4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李范一同志的一生历经前清、民国与新中国，抗战时期排除万难帮助国共合作，致力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我国的无线电事业、燃料工业、石油工业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中文名：李范一

外文名：Li Fanyi

别名：李少伯，少伯为字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北应城

出生日期：1891年

逝世日期：1976年4月30日

职业：知识分子，无党派爱国进步民主人士

毕业院校：两湖书院，哥伦比亚大学

主要成就：曾任交通大学校长，创办无线电厂 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交通部电政司司长 筹建国际无线电台，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 湖北省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 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891年出生于湖北应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早丧，由叔祖及舅父资送私塾就读。10岁能文，13岁中秀才,乡人称“神童”。为清朝最后一批秀才。

后进入两湖书院(清末湖北最高学府)，与董必武等结识，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被编入学生军，颇受黄兴器重，拟留部任用。为求深造，1912年获公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学经济,后改习无线电。1917年毕业后在美国一家无线电器制造厂工作。

1924年应召回国，之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北伐胜利后，先后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处处长、军事交通技术学校校长、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处长等职。

1928年11月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1930年后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因力主禁烟种粮，屡遭攻讦而被罢职。

1932年5月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曾筹建国际无线电台，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后因对交通部某要员购买电机设备舞弊不满，愤然辞职。

1933年2月任湖北省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因修筑鄂西公路之事与省政府主席张群意见不合，被南京政府宣布解职，1935年秋携家择居应城汤池，致力于农村改进实验事业。七七事变后，在汤池举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1937年12月任训练班第一期班主任。

1938年10月湖北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39年冬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政治指导部主任，1941年省政府主席陈诚欲令其再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遭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省府返迁武汉。武汉解放前夕，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避开特务搜寻，到武汉大学和学生一起迎接解放，并组织人员保护电厂、纱厂。

1949年6月被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聘任为高级参议兼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理。9月赴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6年4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李范一，1891年生于湖北应城一个贫民的家里。少年时期其父早亡，叔祖父助其维持生活，舅父供其读书，晚间帮助抄写公文，得点微薄收入。13岁参加清朝末年最后一次考试，中了秀才。邻里誉为“神童”。

后以秀才资格考入两湖书院。在校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及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被编入学生军，保护武昌官钱局。他为人勇敢，工作负责，立有微功。辛亥革命胜利后，要他参加革命政府工作，被陆军总长黄兴所器重，打算留在部里任用。他对黄总长说：“我还年青，不愿做官，希望出国留学，学好本领，报效国家。”黄兴深加赞许，当即批准官费去美国留学。

抵美先学经济，后攻无线电，因袁世凯政府管公费的官吏贪污，被取消公费，只得半工半读。当时国内北洋军阀执政，不愿回国，在国外十几年，一直在无线电制造厂工作。

1926年，范一在美国学习结业，回广州参加北伐战争。当时军事上需要通讯人才，任命他为后方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成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创始人之一。首先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通讯人员，解决无人才困难。1927年转前方总司令部，仍任交通处长，驻上海，同时兼任南洋公学(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公学里有些工业设备，利用这些设备办无线电制造厂，自兼厂长，制造电台、收发报机和收音机，继

续办无线电训练班，招收大批学员，又建立国际电台与外国通讯。

在南京，仍担任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开办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任该校校长，培养技术人才。另设广播电台。做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

范一想到无线电只供应军用，民用限于有线电报，通讯缓慢，因而力争把无线电开放民用，在各地开办营业所。这一便民好事，与当时交通部长王伯群发生了矛盾，王是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的妹夫，仗势反对开放无线电民用，理由是有线电没有生意了。大吵大闹，得到何应钦的支持。何向蒋介石反映，对范一施加压力。李不顾自己的地位，不畏权势，坚持无线电开放民用，为此被借故调到建设委员会工作。

后来，范一被调离了南京，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修各县公路，整顿安庆、芜湖市政，建电厂等。1930年调范一为交通部电政司长。因购买马可尼公司电机等设备，与交通部负责人发生很大的矛盾。范一去上海签订合同时，发现文件上机器规格和质量，本身价值与付款数字不符，吃亏数万元，他愤然地说：“虚报数万元，成什么话，我决不同流合污，决不签字。我不签字，他们就买不成!”随即飞回南京，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揭穿黑幕，辞职不干。

陕西省政府改组，杨虎城先生为主席。省府民政、财政、建设和教育厅的厅长人选，蒋介石要前两个厅，杨不给，蒋也就答应要了后两个厅。蒋通知范一去见他，当时李宜之也在坐。蒋对他们说：“派你二人去陕西工作，李范一任建设厅长，李宜之任教育厅长。杨虎城已回电报，完全同意你二人。”范一说：“我有困难不能去。”李宜之说：“我是陕西人，应该回去，我学的是水利，陕西干旱好几年，我回去做建设厅长，修泾渭渠。”蒋说：“那么李范一任教育厅长。”范一说：“我更干不了，我一直是搞工程的，不会搞教育。”蒋说：“已经决定，不能更动。”为什么派他二人去陕西任职呢?据说，因他二人是学生出身单纯，又是留学生，搞技术的，无党派色彩，认为只有他二人杨虎城才能接受。这样，范一就担任了陕西省教育厅长。

那时候，陕西党派斗争很复杂，范一办教育，有些人暗里放冷枪，无从制止，也不便向杨虎城解释。范一感到很难进行工作，只好辞职离开陕西。事后教育部长朱家骅来我家，邀范一作唐山工学院院长，范一鉴于环境复杂，难于应付，坚决不就。

1933年春节后，杨永泰忽然来我家。汽车一直开进院里才下车，我很奇怪?向来客人都在大门外下车，是什么人，这么大的架子?杨走后，我才知道是蒋介石派他来找范一的。范一回来后对我说：“要我回湖北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与蒋会见时，范一对蒋说：“我不想做官，准备教书。”蒋说：“你是湖北人，家乡不去效劳，说不过去。”建设家乡，责无旁贷，于是他回到湖北担任了建设厅长。到职后，对农田水利非常重视，到处看地形，做水坝防洪，旱时在青山安抽水机，灌溉田园。对各厂矿工人坚持按月发工资。如建设厅暂时开支困难，他总是到处借钱，先发工资，从不拖欠，对会计说：“工人几块血汗工资，还要养一家老小，怎能拖欠呢?无论如何先发工人工资。”

范一不愿呆在机关办公，常去各县访贫问苦，就地解决具体问题。有次在鄂西，看到长江挑在巴东不靠岸，没有码头，用小划子载人上岸，碰到大风大浪常出事，他回到建设厅，随即派人去测量，做设计，在巴东建一码头，江轮可以靠岸，地方人民称便赞许。还看到建始和恩施两县高山偏僻，农民生活困苦，土特产如桐油、漆、茶，麻、烟叶，因交通不便运不出来，影响流通，影响生产和生计，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提出先从巴东到恩施筑一条公路，再把另外几个县相连接，做到鄂西处处有汽车路。在讨论会上，范一提出先修通从巴东到建始和恩施的路。当时有人反对说：“这条路工程很大，要开山劈岭，需款不少，是很艰巨的工程。”范一说：“困难是有，但不要被困难吓倒，这是为干百万人做有益的事，我们有信心，能够办成功。”会后，由陈工程师带测量队进行测量，搞好计划方案，送请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批准。张说：“这条路工程艰巨，用费太大，政府哪有这么多钱来筑这条不关紧要的路呢?”范一很生气。回到家里，我见他脸色难看，便问到，“你不舒服吗?”他说：“真气人!只会作官，什么事都不让人干。”第二天召集会议，对大家说：“政府不批准筑这条路，建设厅自己设法办。把武汉过江轮渡和开往各县轮船赚的钱拿来修这条公路！”但省政府批示“不准修这条路，盈余的钱应上交，不能破坏财政制度。”范一说：“筑这条路不准动用盈余的钱，那前几任建设厅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总是说亏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人民做好事，我有什么错?我不是为做官，我要为人民作点有益的事。”这样，触犯了张群，不久南京政府借故将范一免职。

范一与陈立夫在美国同学，生活上互相照顾，是多年故交。后来道不同渐渐由疏远而决裂。当时陈的权势不可一世，而范一多年来始终独来独往，不与苟同。

那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吏，一旦取得了厅局长以上独当一面的位骨，大多数有一套私人班底，远近本家、亲戚、同乡、同学、老同事等，分任秘书、总务、会计，掌印、掌机要、掌财务等，以便于沾取份外利得，甚至进行贪污。范一前后任处长、厅长、司长、局长、校长等职，从来是用人唯贤，不曾有过视为亲信的个人班底。他自奉甚薄，生活简朴，除应得月薪外，绝不占用公款，公私分明，毫不混淆。

范一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是广阔的天地，他常去农村，接近农民。有次在天门、京山、应城3县视察农村情况，对破烂荒芜的汤池极为重视。汤池有温泉，不仅可以洗澡，还可利用温泉热度生产农产品。那里是天门、京山、应城几县三不管的交界处，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决定先办农场。这时候，许子威在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毕业，回到武汉，他的叔父许士谦是范一的同学，范一通过他找来子威，对他说：“南京政府腐败无能，城市萧条，农村破产，人民怎么活下去?在这样的政府里工作，对青年人有损无益，你不怕吃苦，同我一起穷干。”子威同意。他自己拿500元钱，要子威向地主租100亩地办农场，以后派瓦工、木工去该地盖房屋，又花了几千元。他认为这样的穷乡僻壤是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也正是我们大有作为的战场。

我和范一同去青山视察工程，在小学休息时，有两位女教员招呼我们，一口湖南腔。范一说：“你们是湖南人，来湖北教书很好!很好!”她们回答：“我们是学医的，没有合适的工作，暂时来这儿教书。”范一接着说：“你们所学非所用。你们愿做医务工作，有个汤池地方，那里偏僻，农民有病，找不到医生。我想在那里办小学，办个医务室，你二位愿去帮忙吗?那地方有发展前途，你们考虑考虑吧。”以后工作开展起来了，先办起了小学，接着办医务室。范一给我一张清单，上面写些医疗器具和各种药品的名称，要我照清单去购买。我照单子上买好，写个账单给他，他向我笑笑说：“你的账单很详细，也清楚，还有单据，你向谁报账?向你自己报吧。”

我们生活简朴，只有一个儿子，负担不重，范一的工资比较高，以有余补不足，将自己大多数工资用在汤池建设上了。

1934年范一被免去南京职务，他对我说：“国民党政府腐化无能，只会依靠美国，贪污成风，民不聊生，弄得国不成国、家不成家。这个政府一点希望也没有，我不愿同流合污，决不做国民党的官。不回南京，去汤池住，免得他们又来找我麻烦。”我说：“我们南京还有家呢!怎么办?”“那有什么要紧，不管了，就把全家搬到汤池。”

他亲自主持这里的生产建设和合作事业的创办工作。小学、医务室建成后，又办成年人夜校、扫盲班，在金山办了一个农场和林场，在各处荒山荒地栽种树木，兴修水利，养猪、牛、羊，引外国种在农村推广，办米厂、织布厂、油厂、合作商店、汤池旅馆、邮电代办所、汽车站等，给农民贷款。从此，汤池遐迩闻名，常有人来访问和参观。

日本侵略我国，范一坚主抗战。他反复研究辛亥革命和北伐失败的教训之后，得到结论：要抗日，就要依靠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他和董必武早就认识友好。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同董老面谈国内外形势，谈得很多，两人所想的非常符合。回到汤池后，更有信心和决心开展抗日工作。

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前，南京政府将要撤退时，湖北建设厅长石瑛打电话到汤池邀范一到武昌，有要事相商。范一当即赶到武昌。第二天石瑛请周恩来到他家吃便饭，陪同在坐的有董老和范一。他们谈起蒋介石不抗日的问题，经过恳谈和商讨，决定武汉沦陷后开展游击战争，以湖北建设厅总合作社的名义在汤池办合作供销社指导员训练班，强调汤池有人力，有物力，有群众基础，是理想的抗日斗争的好据点，实际为在鄂中开展游击战争训练骨干，请范一担任训练班主任。他说：“打游击战我是外行，请共产党派人员来帮助。”1937年冬，董老派陶铸为合作训练班顾问。不久又派一名教游击战术的教官史剑公(后来成了叛徒)。在武汉收学员第一批100多人，连续办了3期，共培训学员300人左右，大都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一些流亡学生。这些学生由陶铸率领来汤池，一下汽车，步行到李家集。有些学员把行李在地上拖，有个别的用脚踢。看的人说：“这些年青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范一说：“经过军事训练就好了。”先后在训练班任教的老师有：范一、陶铸、曾志、李华、陈辛人、黄松龄、刘季平、刘顺元、雍文涛、童世光、潘怡如、许子威等人。

课程内容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抗日十大纲领》、《群众运动》、《游击战术》、《合作社业务与农贷》等等。学员常外出宣传抗日，唱革命歌曲，演抗日救亡戏剧，演习夜行军，演习野外作战。第一、二期毕业学员，分配到鄂中的应城、天门、京山、汉川、安陆、钟祥、云梦等地方工作。名义上向农民贷款帮助生产，实际上向农民宣传抗日，保卫家乡。第三期学员毕业后，大多分到湖北的西北和东南地区工作。范一对陶铸不仅在生活上热情关注，尤其在政治上无限信任，非常尊敬。范一的书法很好，但很少替别人写；陶铸来了几天之后，就亲自写了一条幅，贴在陶铸宿舍墙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作为训练班主任，不仅对学员满腔热情地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更为困难的是经费来源无着，时时发愁。幸得石瑛大力资助，他把湖北建设厅合作总社的经费抽一部份，每月接济训练班；另外范一通过友人介绍向中国银行和农民银行借款，维持训练班和后来办的临时学校。

汤池训练班的发展和影响，引起了反动派和特务们的注意。他们进行造谣、诬蔑和破坏。范一经常保持警惕，与之进行硬的软的斗争和周旋。当时，曾有大小特务和反动官僚来汤池进行所谓调查。首次是1938年上半年，派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石毓灵来“调查”，一无所获。接着又派立法委员卫挺生前来，范一未见他，在汤池住了两天，由我和他周旋。我对他讲：“范一有病住在武昌同仁医院，我们住在汤池，种点地，栽些菜，范一没有什么工作，没有收入，怎能住武汉呢?”卫挺生问东问西，我对他所问非所答，找不出一点破绽。其实训练班学员都住在李家集，距此只有几里路，他没有去，在汤池打转转。他在浴室找到一张《新华日报》，卫问：“怎么有《新华日报》?”我答：“我也不知道，汤池有汽车站，来往人也复杂，可能是洗澡的客人丢失的。”他带走了这份报纸，如获至宝。此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和他的老婆费侠(钟祥人)，还有朱家骅的侄儿媳妇，以及朱一成的妻子，大批人马前来“调查”，范一要我同他们周旋。他们对我说：“武汉人告诉我们应城有个汤池，是温泉，来玩玩，顺便洗澡。这个地方很热闹，还来了各地方的大学生。”我回答：“有什么大学生，汤池就是这么一点地方，哪能容各地方的大学生，设备又不好。你们不要听武汉人代我们吹吧广他们又说：“这里还有农场，可以去看看。”我说：“农场在金山，离这儿远，你们有汽车，坐车去吧。”我用调虎离山之计，带他们到了金山农场，他们没兴趣看农场，又领他们到金山一个庙里，那儿有个观音菩萨，他们烧香下跪、抽签，签文尽是好听的话，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回到汤池，徐恩曾单独找范一谈话，是在另外房间进行。我陪同两位太太在一起，只听到范一大声说：“你来看到什么?共产党在陕西，怎么跑到汤池来呀!你在疑神疑鬼吧!你找共产党找错了门儿吧!日本人把你们从南京赶到武汉，汤池还有多久可住?你们为什么不对付日本侵略者，专找共产党?到底谁是敌人?汤池有共产党吗?你们认为有，看你们能对我李范一怎样!我什么都不怕!”两位太太着急，催徐恩曾赶快回武汉；汤池如此简陋，一点设备也没有，他们怎能住下过夜呢?这样才灰溜溜的走了。以后，他们告状告到宋美龄那里，宋派康泽来“调查”。康泽就派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杨子福来到汤池，范一去沈家滩，没理他，叫雷鸣泽对付他。吃饭时我对杨说：“范一不知道你来，他已出去好几天了，哪天回来还不知道。”他脸上硬绷绷的。雷鸣泽陪他走了。好像钦差大臣，官儿不大，架子不小，我真气死了。范一对我说：“这些家伙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有什么办法，只有用文武兼施，软硬结合的手法与他们斗争。”这样，一件件一桩桩的“怪事”都应付过去了，训练班没有遭到破坏。我对范一说：“只有你才能做到，会用社会关系，连我也用上了。”他对我说：“这就是夫唱妇随嘛!”

这期间还出了一段插曲。训练班有个学员不见了，范一很着急，怕是特务抓走了，随即派李伯仁去各处打听。人未回来，他一夜未合眼，口中念念有词：“一定出事了。”好久才知道是这位学员经不起考验，自动离开了汤池。范一也毫无责备之言，反而说：“汤池条件太差了!”

汤池训练班终被国民党政府明令停办。训练班的同学，仍以合作社指导员的名义，分到各县工作。由于石瑛的帮助，范一找各方友人关照疏通，各县县长才肯接收，并设办事处，开展工作。实际做游击战争准备：组织宣传队，开办夜校，妇女夜校，发动群众。

训练班停办后，各地方仍有很多进步青年要来学习，范一担心这些青年失去学习和就业的机会，向各方面商量，还是办个学校。当时武汉各地的人称范一是“合作派”，所以不用“合作”二字，就叫“临时学校”，表明不是长期的，以防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再来捣乱。

汤池“临时学校”，实际上是汤池训练班的继续，每日按计划上课。各地方需人时，随即派去工作。武汉沦陷前，该校已培养了300多人，为鄂中抗日游击战争播下革命的火种。前后两批共培养了约600人。范一没有辜负周恩来、董必武和石瑛的殷切期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子一点贡献。

1938年上半年，为了准备武汉沦陷后在应城开展抗日游击战，范一和陶铸商量，由许子威在汤池米厂的资金中取出3600元，请董老托人到香港买了24支驳壳枪，范一派许子威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将它取回存放米厂，汤池才有了点武器。后来，范一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长江局书记陈绍禹(即王明，那时董老已去重庆)，向陈说：“日本侵略军快到武汉了，长江局搬到哪儿去?你们是不是离开武汉?我是不走的，准备组织各地人员打游击，怎样打法?先从何处着手?请你指示，拿出办法，我们可以依照去做。”陈说：“靠几个训练班的学生，又无枪支，怎么打呢?你不要抱很大希望吧！”范一非常生气，回到汤池说：“我们抱了很大希望，想依靠长江局帮忙，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他要我和孩子先去宜昌，自己留下打游击。我说：“你不走，我也不走，同你在一起吧!”他说：“那怎么行呢?。你们在身边，碍手绊脚，怎样打仗呀尸我为孩子着想，和他心酸而别。

当时情况紧急，范一和许子威到处找训练班学员，一个也没找到，与共产党的联系也断了。怎么办?只有先把米厂职工和地方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一支长枪队和一支短枪队，以后成为应城县抗日游击司令部的特务大队，鲁尔英为队长。这支特务大队在血战中，保护厂应城抗日司令部和应城县政府，完成了一次突围的光荣任务。

一次，郑绍文同志到了襄樊，在一家小旅馆里碰到了范一。范一告诉他：“毛泽东同志发表一篇文章《论持久战》。我对文中论点十分信服。”又问：“就我们湖北省来看，敌我相持地带应该是什么地方呢?”郑说：“大概以襄(阳)沙(市)为界吧。”范一听了很高兴，他介绍郑到应城抗日游击司令部当了参谋长。

1938年冬，武汉沦陷不久，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共产党和各方面影响下，设立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石毓灵为主任委员，范一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中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顽固分子各2至3人，委员会下平行设立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和豫鄂边区政治指导部，以石毓灵为游击总指挥，陈超为副总指挥，范一为政治指导部主任，李相符为副主任，许子威为秘书长。范一从宜昌到随县就职时，经过襄樊，李宗仁接见他，并说：“抗战好比一道箍，把国共两党箍在里面，不能分裂了。希望李先生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战而努力。”

当时范一很高兴，认为至少在豫鄂边区范围内两党团结无问题了，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然更好办了。随县专员公署驻在大洪山均川镇。石毓灵、范一共同主持召开第一次抗敌工作委员会，气氛还好。范一提出请陶铸任政治指导部顾问，孙耀华为应城县县长兼应城县抗日游击司令员，都通过了。又提出沦陷区各县县长都逃走了，应该另派一些年青有为的、敢到敌后打游击的干部去当县长，提出一个名单，石毓灵表面上不反对，实际上一个也不肯派。孙耀华去应城县任县长兼游击司令时，范一写了一小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示勉励，也是他抒发自己的志愿。政治指导部在均川贺氏祠成立后不久，就搬到大洪山上的长岗店办公。政治指导部的主要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是汤池训练班的学员。范一十分尊重陶铸，把陶的意见看成是共产党领导上的意见。因此工作做得很顺利，又快又好。在原来各县合作办事处基础上，在各边区政府机关里，设立了政治指导员，组织抗日游击队和各种抗日群众组织。

那时，范一看到石毓灵领导下的旧军队、旧官僚，仍然花天酒地，贪污腐化，拿薪不做事，而且还对积极抗日的进步青年不满意。他结合这些现象，向石毓灵提出严厉批评和建议，石既不接受，也不改正，反而怀恨在心，到处造谣诬蔑。有次在会议上，范一对石说：“要抗战，就要团结；要进步，就要学习和依靠共产党，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又加重语气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石以范一说的话为证据，向李宗仁、蒋介石告状，说：“李范一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危险人物，后患无穷。”这样，豫鄂边区政治指导部成立只有半年，就被无理撤销了。从此国民党在鄂中地区制造反共摩擦，范一非常痛心。李宗仁找范一去并对他说：“重庆来电报说鄂北鄂中都是共产党的，弄得我也混不下去了。”范一没答话，不愿向他们讲道理。由于范一对共产党有深刻认识，毫不动摇，反而更加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带着对边区的抗日军民留恋的心情，离开长岗店，去襄樊、茨河等地办纺织厂和铁工厂。陶铸还题诗怀念范一：“烽火漫天杀气浓，垂杨难系别离衷，长岗不住斯人去，仰望高山不见峰。”

范一离开长岗店前，专程去应城县政府所在地赵新河慰问抗日军民，在篝火欢送会上发表热情讲话，鼓励全体指战员说：“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国民党倒退投敌。五战区把我们分开，我们心始终是在一起的。你们在敌后浴血抗战，我一定在后方用一切可能机会支持你们。我们来一个殊途同归吧!”

1939年上半年，范一离开长岗店，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杨显东同志的帮助，在襄樊、茨河(属谷城县)办纺织厂及训练班、铁木合作社，不仅是解决抗战时民生问题，主要是党组织要用他的名义办厂，便于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也是汤池训练班的继续，为开辟鄂西北游击战准备条件。中共鄂西北区委王翰、曹荻秋、张执一等同志，也都先后在这个厂工作和活动过，得到范一的合作和支持。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都很差，非常艰苦。这两个厂适合当地人民需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党在鄂北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发展地下党组织的基地。原第五战区政治指导部和汤池一些同志又合作在一起并肩战斗。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怎能容忍范一在鄂北所作所为?时刻找机会下手。因石瑛家住恩施，我由建始也搬到恩施，陈诚常派人来我家问长问短，有次派人送娃娃鱼来，我说：“什么也不缺，请你们不必关照吧尸不久陈诚又派民政厅长朱怀冰来，要我写信敦促范一回恩施，我没有理会。不到一个月，朱怀冰又来问我：“李范一来信吗?什么时候回恩施?你告诉他，如果不回来，陈主席就不客气了，也会把他弄回来的，多不好!”我说：“随你们的便吧!不要来麻烦我，威胁我!”范一在茨河得到陈诚要他回恩施的消息，想到鄂北是陈诚统治的地方，无法回避，为保护工厂不被破坏，还是回到恩施。

陈诚见到范一时说：“范一先生，你是有事业心的人，现在国家危急时候，你应当同我们合作。我请你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是你的老本行。你不愿做建设厅长，别的工作也行，我都能办到。”范一说：“你是知道的，同你们共事多次，都是不欢而散，我是个野人，野惯了，你不必勉强我吧!”坚决拒绝担任任何职务，陈诚责问：“范一先生，你在鄂西北办的什么事?”范一说：“那里都是些爱国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又是流离失所的学生，做工靠工资维持生活，这有什么错广陈诚变脸说：“你既不愿同我们合作，那你不能离开湖北省政府所在地。”从此特务盯哨、监视、软禁。没有几天，得到鄂北茨河电报，厂被保安团的兵包围，人员被捕，要设法营救。董老也来信，要范一保护鄂西党的地下组织。这时；石瑛和李四光主持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聘范一为省参议员。

范一在恩施龙凤坝水沟上搭了一个草棚，办水磨厂，代人碾米、磨面、弹棉花、纺纱织布，来料加工，主要为同志们有个落脚的地方。不久鄂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人员被捕。有位汤池训练班女学员，也被捕杀害了。在巴东龙潭坪办的铁矿，也被破坏，负责人李紫云是共产党员，事先接通知离开了，但到巴东上船时被捕，押送到恩施集中营，他坚决反抗。有天夜里，难友听到叫李紫云，带出去一直未回，牺牲了。范一在宜昌时，曾给雷鸣泽800元，要他在松滋以汤池训练班为样板，组织松滋、枝江、宜都三县动员委员会。并派遣和介绍汤池训练班的教师、学员和一部份工作人员等共30人前往开辟工作。不久，雷鸣泽被捕，被押解到恩施，关在监狱里。与此同时龙凤坝、水碾场工作人员李国涛也被捕，他曾在汤池米厂工作过。后来，雷和李被设法救出来，雷告诉范一：“凡是关进牢房的人，审讯时，都被问：‘你认识李范一吗?与他有什么关系?’”

还有鄂北茨河纺织厂、铁木工厂负责人吴显忠和萧良恺也被捕，被押解到恩施，经过龙凤坝时，范一把他们接到家中，我们以腊鱼腊肉招待押解人和吴、萧二位同志。

生这许多事，对范一打击太大。他认为对中共未尽到责任，没有保护好同志们，自己又无能，终日不思茶饭，几乎病倒。我劝他：“这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平时来往朋友，一个也见不到，怕扯进来，人人自危。我们自身也难保，哪有力量保住同志?”他说“是的，干革命总会有牺牲的，我们早有思想准备。”

日本投降后，我们回到汉口。我们在郊区办一个牛奶厂，在宜昌、松滋建立一个荆南煤矿。目的还是为了掩护些同志和进步人士。如现在湖北省地震局研究所工作的范仲文，就是经范一送到煤矿工作的，一直到解放。范一斗争性强，失败不丧气，反动派破坏一个厂，他又办一个厂。人们称李范一是“不倒翁”。

我们住在汉口，楼下就住了一户特务，环境险恶。范一斗争不懈，为解放区送医、送药，向救济分署代解放区争要物资，支持进步青年去解放区，利用救济分署的难民收容所送新四军五师突围人员去住，利用救济分署的难民船送五师突围人员去苏北找新四军。

范一还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统战工作。如郑绍文购买枪支，就是通过范一去找川军陈立师长购买的；陶铸被扣留，是经范一找川军钟师长营救的。

1949年武汉解放前，我和范一避到武汉大学和学生们混在一起。白崇禧部队刚撤走，随即找木船过江，首先保护电厂，保护纺织厂。陶铸和张执一两同志到武汉后，向范一了解武汉情况，见面时彼此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武汉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范一为高级参议兼第一纱厂总经理。

武汉刚解放，人们认定：“李老是党员。如不是党员，为什么这样千辛万苦，不顾个人安危为党工作?”他们不理解，老李只有一个目标，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是中国人，应该这样做，坚决跟共产党走到底!

1949年9月，范一应邀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事宜的讨论、协商和决定。会议期间，毛主席握着范一的手笑着说：“你是湖北的李先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范一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并被选为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任职期间，积极认真工作，为发展我国的燃料工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建国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破坏，国民经济干疮百孔，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面对这种局面，党中央决定建国初期的基本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巩固新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范一除满腔热情努力工作外，还主动为党分忧。

新政府成立不久，我想参加工作，对范一说：“你为我找一份工作吧。”范一对我开玩笑说：“好啊，夫人也要为新社会做贡献，好啊！”他喝了一口茶后，对我严肃地说：“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还未解决，建设摊子又不能一下铺得太大，因此工作岗位不多，正所谓粥少僧多。再说，由于我的原因，你的位置也不好安排。不要让组织为难。”他自觉过分严肃，又笑着对我说：“你在家把家务料理好，来往同志替我招待好，有些书信帮我处理好，有空读读政治书，学一点俄文，这比出去工作效益大得多了。至于钱嘛，我的工资够我们花的，何必要国家又给几十元钱呢。劳动者得食，家务劳动也是劳动。”

1954年9月，全国政协筹备换届时，范一向有关人员打招呼：“我不参加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以为范一有情绪，派人找范一征求意见。范一说：“没有什么意见，党如此发扬民主，大小事都找我们商量，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对我的位置很满意。我做副部长，政协的位置就让给别人。空出一个位置，可以多安排一位党外人士，也可以多团结一个人，党就可以增加一份力量。”来人听后非常感动。

范一在工作中发现我国石油人才奇缺，而我国落后的石油工业又急需人才来改变，他考虑再三，写信要留苏学机械的儿子改学石油科学，直到儿子进了莫斯科石油学院，他才高兴。

范一原来是学的无线电，不懂石油科学，为了做好工作，虽年过半百，他仍刻苦学习石油科学。他到处借书，白天工作，晚上学习，经常看书到深夜。好在他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原来学得好，又加上通英文，很快成为石油工业的内行。当时，有许多苏联专家在我国工作，作为副部长，范一时常同他们打交道，为了工作方便，范一又开始学俄文。由于我有时要陪苏联专家夫人，范一也逼着我同他一起学习俄文。对于年过半百的人，学习一门新的外语，其困难可以想见，但他买回留声机，每天坚持学两到三小时，终于可以应付工作需要。

范一生活极为朴素，不像人们想象中留过洋的人，他的吃、穿都是我给安排、购置。他从不挑剔，总是做什么吃什么，买什么穿什么。他自奉薄，对人却厚，有人来看他，带上一点土产品送他，他总是对来人说：“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并叮嘱我：“好好招待，加倍回赠。”如果来人生活较困难，他还要我送一些钱给带回去。

范一十分爱惜公物，他私事不用公车，私差不用工作人员。一次，夏天快来了，部里木工来我家修窗纱，见一扇窗的窗纱破了一个小洞，准备整块拆下换新的。范一看到了，上前说；“不要整个换新，裁个小块补上就行了。为个小洞，换整块，太浪费了。”那位木工只得依了他。

范一在“文革”初期就病了。1976年4月30日，终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5月9日，国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等送了花圈。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石化部、煤炭部、水利电力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范一在京的生前好友和石化部机关群众代表参加了追悼会。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国家还处在极左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悼词评价范一“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同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湖北与我党合作，对我党开展鄂中游击战争，给了支持和物资上的帮助”，“解放后，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任职期间，积极认真工作，为发展我国燃料工业做出了一定贡献”。对此，我们家属还是满意的。我想，范一在九泉之下也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