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栖 （1913—1971），湖北黄梅县桂畈人。1927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团支部书记，地下交通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赤卫队宣传员、党支部书记。1931年，前往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建国后，历任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副省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至1971年，任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

中文名：桂林栖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北黄梅县桂畈

出生日期：1913年

逝世日期：1971年

职业：革命干部

信仰：共产主义

性别：男

桂林栖同志，湖北省黄梅县人，生于1913年。早在14岁时，他就在家乡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儿童团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和中共黄梅县委书记、新四军第八大队政委等职。抗日战争的1939年，受党派遣，桂林栖同志来到安徽。自此，就与安徽及其安徽地方革命事业、人民事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先后在这里生活、战斗了整整23年。在这23年中，桂林栖同志曾参与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担任过湖东县委书记、新四军七师独立营政委、巢无庐中心县委书记、白湖独立团政委、皖中地委副书记等职；在1945年至1948年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并巩固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皖西革命游击根据地，担任过皖西工委书记、地委书记及皖西区党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在担任桐城支前指挥部总指挥时，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的胜利渡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先后担任过安庆地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政协副主席、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等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许多同志说，桂林栖同志在皖省所做的这几件大事中，经历了三年艰苦游击战争，坚持并巩固以大别山为中心的皖西革命游击根据地，是他“效命工农几十春”最感欣慰的一页，也是他为党、为人民所作贡献中最出色的篇章。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桂林栖同志表现出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我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毛主席还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为了认真履行《双十协定》，我党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8个省区人民军队的根据地。我新四军七师从1945年9月起告别了数百万父老兄弟姐妹，分批撤出了皖江解放区。为了继续保持并扩大我党的影响，坚持人民革命斗争，皖江区党委经多次研究，决定留下立场坚定、有较高的领导水平和政策水平、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善于团结同志又有一定武装斗争经验的桂林栖同志，率领一支由七连、九连和一个手枪队组成的二三百人的精干队伍挺进到大别山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统治巢穴南京与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地势十分重要。在新四军主力撤出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皖西驻扎了一个旅的正规部队，加上地方保安三团、四团、七团、八团及各县国民兵团共1万人，敌我双方力量十分悬殊。在所谓的“清剿”中，敌人在大别山区实行大规模的拆屋并村、联保连坐，采取烧光杀光抢光，制造无人区等反动政策，修筑大量碉堡，设立无数潜伏哨、盘查哨，并进行极为毒辣的“梳篦式”会剿战术，妄图困死、饿死、消灭我敌后游击队。大别山区的一些地霸、特务气焰也嚣张起来，纷纷助纣为虐。我游击队个别干部和队员经受不住斗争的考验，思想动摇起来。有的离走，有的逃跑，个别的甚至叛变。同时又由于敌人在一次突袭中，我方电台马达丢失，与上级党联系一度中断，处境极为困难，斗争形势十分险恶。

“风雨愈摧愈挺秀，要持青色饷人间”，桂林栖同志的这两句诗，表达了他在险恶形势下的坚定立场和不屈不挠的斗志。1945年10月间，他率部队进入大别山区，与原先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张伟群部100余人会合，成立了皖西工委，部队名叫皖西大队。桂林栖同志担任书记和政委，钟大湖同志担任大队长。在艰苦环境中，他经常向大家反复讲述坚持大别山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讲述这场斗争的艰苦性、持久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使同志们明确在大别山地区发展武装，建立组织，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主力，减少解放区战场压力是皖西游击战士的神圣职责，增强了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为了打破敌人的“清剿”，使我方在大别山扎住脚跟，桂林栖同志和其他同志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大胆地闯进敌人心脏地区——青草塥。青草塥设有国民党特区，“清剿”指挥分部和特务中心组，经常驻有敌军一个团兵力。1945年11月的一天，他率领部队经过50里夜行军，突袭了青草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物资。这一类似古代战例上所说的“围魏救赵”战术，震动了敌人，急忙把大别山区内大批清剿部队调下山来，从而使我方得以在山上从容地建立根据地。正如桂林栖同志在他的《夜袭青草塥》一诗中所说的：“敌驻官庄我出山，夜围青草袭源潭。枪声牵得猴儿出，我又回山扩地盘”。与此同时，桂林栖同志又与游击大队其它领导张伟群、钟大湖等研究，决定在1946年春节敌人回家过年之机，开展一次锄奸除害工作。张有道同志率小分队一夜奔袭近百里，处决了3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特务分子，公布了他们的罪状。此举震慑了敌人，打击了他们的气焰，大大便利了我游击队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下，桂林栖同志把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运用到大别山区，部队时分时合，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并始终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搞得敌人七处冒火，八处冒烟，不得不承认“三个月彻底消灭共军”的计划破产。

桂林栖同志到达大别山之后，皖西地区成立了工委，下设岳北、潜太、舒（城）六（安）、桐（城）庐（江）四个县委。部队改名皖西支队，隶四个大队，两个直属连。不久，与先后到达这里的新四军二师、五师下属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了皖西人民自卫军，刘昌毅同志任司令，桂林栖同志任政委，皖西革命根据地迅速出现新局面，曾连续取得关塘、源潭铺、石关口、象形地、毛旦场、张家圩、黄岗、黄泥岗、储冲、董家祠堂等战斗的胜利，不仅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使我方迅速发展到3000人左右，斗争局面蔚为改观。

194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曾刊载我鄂豫皖前线司令部发言人《纵谈大别山区目前形势》一文，予以高度评价：“富有二十年革命传统的鄂豫皖群众和两年来始终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是使我军能够迅速立定脚跟，并很快与人民结合的重要力量。”自1947年8月刘邓大军三纵及其大批干部南下与皖西人民自卫军胜利会师之后，皖西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11月成立了皖西区党委，彭涛同志任书记，桂林栖、于一川两同志任副书记。下设一、二、三3个地委，后来又在巢无地区设立第四地委。这对于敌人来说，犹如胸膛里插上一把利剑，他们急忙从北线大量调军南下，仅在皖西范围内就有桂系七军、四军、四十六军，蒋匪嫡系的二十五军、青年军二○二、二○三两个师等正规部队，加上保安团和地方民团，总共不下20多万人，经常地反复地向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使大别山地区的斗争之规模、残酷、艰苦超出任何历史时期。在斗争中，桂林栖同志和大家一样，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境中顽强地坚持着，又在四地委采取卡河收税的办法解决了部队衣食这个当时最大的问题，使部队的物资供应也有了一定保障，帮助部队渡过了极其艰难的岁月。在坚持过程中，久经锻炼的干部梁诚、吴万银、李唐、白涛、顾正钧、侯震东、李坤、姚守永、刘建民、黄柳强、彭年、吴斗山、余成宇等300多个干部英勇牺牲，表现了共产党员为人民事业不惜个人生命的高贵品质。由于全体同志的努力，皖西革命主力始终保存、舒六桐潜边50万人口的一块干净的根据地始终保持，皖西人民革命斗争始终坚持，一直坚持到和我军主力会师，坚持到全江北的解放，坚持到全皖北的统一，因而受到中原局的表扬。刘伯承同志1948年底为渡江一事小住六安时，曾当着马芳庭和曾庆梅同志的面说：“和其它根据地相比，你们皖西根据地是坚持的最好的。”这虽然主要归功于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以及全体干部及群众的团结一致和英勇无畏，但桂林栖同志也为之浇注了很多心血，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桂林栖同志表现出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桂林栖同志时刻不忘上级党组织对游击队所作的保护群众利益的指示，坚决保护积极分子，保护烈军属。对其中生活困难者，在每次战斗有所缴获时，都及时给予救济；对其中遭受敌人迫害者，都千方百计予以掩护及安慰，并相机给予敌人以牙还牙的反击，使这些同志感到背后有坚强的靠山，增强了革命的信念。针对敌人的白色恐怖政策，桂林栖同志除在大别山各地组织秘密党支部、农会、党的同情小组外，还组织了大量的灰色群众组织，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向敌人作斗争。在斗争中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讲解全国形势，使群众的心向着党、向着革命。国民党反动军队“清剿”大别山，到处拆棚并村，抓丁派粮，残害群众，桂林栖等同志就代表群众心声，拟定了不少宣传标语，如“清剿、清剿，百姓不得了”，“拆房拆屋，百姓痛哭”，“穷人好可怜，没柴又没盐，国民党收税少不了半文钱”，以及“抓丁又派粮，穷人泪汪汪”等。先在部队讨论通过，再交给群众讨论，然后印成传单，刷写成标语，在各地散发、张贴，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不少群众冒着风险来索取，然后回到本地散发。有的还塞进乡公所和敌特组织机关内，大长了群众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有力地推动了抗丁抗粮抗并村斗争的开展。桂林栖同志对要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很关心，经常同他们促膝谈心，引导他们走上革命。如六安有一个青年教师对我革命事业同情，并希望能和游击队领导同志见面。桂林栖同志获悉此情况时，立即约他谈心。在他的培养下，这位同志利用教书之机，常常为我方送报纸、送情报，为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桂林栖同志坚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还表现在能够站在党的利益的立场上承认并纠正错误。1947年下半年，大别山区曾一度实行急性土改，侵犯了一部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在打击敌特时有扩大化的倾向，犯了“左”的错误。桂林栖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在一经发现后，能抱着从善如流的态度接受群众的意见并确实地加以纠正。如潜山岳西交界处一个名叫分水岭的地方，在打击敌特时，曾在祠堂里关了一些不应该关押的人，打击了一些不应该打击的人。桂林栖等同志在听到这个反映后，立即前往此处。经过调查研究，不仅将这些人释放出来，而且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好评。群众说，你们做错就改，心肠都是好的，我们也能谅解。由于这些，桂林栖同志在大别山区威信很高，大家都亲昵地称呼他“老桂”或“赵先生”。也正由于我游击队始终站在保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上，因而群众对我党帮助很大，经常掩护我伤病员，为我抬担架搞运输，积极供给我方情报，在极其困难中分衣衣我，分食食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人以掩护我游击队指战员，充分反映了军民鱼水情的关系，这也是我党能在大别山区坚持下来的重要保证。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桂林栖同志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力量当时，大别山区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我们没有根据地，只能开展游击战，在敌占区内犹如在网格子里钻来钻去，又未建立政权，给养得不到补充，伤员医疗也有严重困难。面对这种斗争形势，作为皖西工委主要负责人的桂林栖同志，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利我们党和部队的生存和发展。　大别山3年多时间的斗争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一段时间，敌人割断了我们同群众的联系，使我们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粮食、衣被、药物都十分缺乏，常常连盐也吃不上，晚上只能露宿山林、田野，随时还得投入战斗，连草鞋也不能脱。有几次弄到了粮食，正在做饭，敌人就摸上来了，饭未熟就紧急转移了。有一次，在潜山、舒城交界处板仓，我们部队隐蔽了七天七夜，吃不上一口饭，就买老乡的腌菜，一人一棵充饥。后来，弄到了一点粮食，没有锅，就用敌人钢盔煮饭，还没吃进嘴，战斗就打响了。就在那样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中，桂林栖同志坚定、顽强、充满了必胜信念。他严格要求自己，同广大干部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做到衣、食、住、行四个一样，从来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常常是同警卫员分吃一碗饭，合盖一条被，把牲口让给战士骑。有一段时间，他身体很弱，痔疮发作，每天脓血淋漓，冬天则血湿棉裤，冻成冰块，日夜行军后，皮肤磨裂，他都不吭一声，也不让警卫员另搞吃的东西。在战斗的间隙，他还抓紧时间阅读书报。他也十分平易近人，大家喊他政委时，他总是说：“别喊我政委，就叫我老桂，我俩岁数不是差不多吗？”有一次宿营时，他同战士住处一墙之隔，战士们说说笑笑，影响了他的工作和休息，警卫员去制止，他知道了，就批评警卫员说：“战士们不打仗，就要娱乐娱乐，怎么能妨碍他们呢？”使大家深受感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董必武派遣，回黄梅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任抗敌后援委员会组织委员。积极组织了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商抗会等群众团体。

1938年，组建黄梅县少年抗日先锋队、黄梅县抗日总队第四中队、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等抗日武装，惩办汉奸，打击日寇。年底任中共黄梅县委书记。

1939年夏，任鄂皖地委副书记，兼鄂皖指挥部指挥长。旋调鄂豫皖区党校研究班学习，结业后赴皖中创建皖江根据地，凭着两把大刀、三支枪建立起白湖独立团。先后任庐江、巢湖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兼白湖独立团政委。开辟湖东抗日根据地。

1943年9月，日、伪、顽对根据地实行联合“大扫荡”，桂发动群众，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利用多种形式配合主力部队战斗，重创敌寇，巩固皖江根据地。

《双十协定》达成后，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从长江沿岸的几个地区撤退到苏北、山东解放区集中。1945年10月2日，华中局致电新四军七师和皖江区党委领导人，指示：“由沿江支队抽调对大别山区熟悉的3个主力连，留皖中地区活动。将来万一情势严重，亦可依靠巢湖、沿江及大别山为根据地，作分散游击活动。皖南与皖中坚持部队，应配备较高党政军干部，并留一电台，能经常保持与主力部队联系”。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皖江区党委和七师即决定白湖中心县委书记桂林栖留在皖中，领导皖中地区的敌后斗争；同时决定新四军七师沿江支队沿江团二营教导员钟大湖与桂林栖会合，带领皖中的留守部队开展敌后斗争。

桂林栖、钟大湖的两支队伍会合后，在无为大孔家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博、朱振中等。会议决定将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合编为皖西大队，桂林栖任政委，钟大湖任大队长，沈博任教导员，朱振中任副大队长。

随着皖江地区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了多数城市，沿着主要交通干线向皖江游击区逼进，皖西大队领导决定立即撤出大孔家，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先向巢湖姥山一带转移，后向庐江县藕塘上岸西行，沿着庐、桐、舒边境前进。10月中旬，皖西大队到达桐潜舒交界山区的西岭，同先期回大别山的张伟群、杨震游击队会合。

两支部队会合后，桂林栖、张伟群、钟大湖等主要领导人在潜山后冲大虎叉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将两支共400余人的武装合并，番号仍为皖西大队。同时，决定成立中共皖西工委（亦称大别山地委），桂林栖任书记，张伟群任副书记，钟大湖、沈博、朱振中为委员。会议还进一步研究了斗争任务和斗争方式，明确以桐潜交界的蒋铁、后冲、水贵、螺丝岭一带为中心，向周围发展。

1946年4月，华中分局曾指示将皖西大队改建为皖西支队，由于部队处境困难，改建工作未能进行。10月，在华中分局汇报工作的桂林栖派张国平同杨震一道回皖西，将华中分局指示改皖西大队为皖西支队的决定转告工委领导人张伟群、钟大湖。张伟群、钟大湖即整编部队，成立皖西支队，支队长（亦称司令）由钟大湖担任，政委、副政委分别由桂林栖、张伟群担任。

1947年2月下旬，桂林栖回到大别山区，在桐、潜交界的螺丝岭召开工委扩大会议。会上，桂林栖报告了解放区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传达了华中分局对皖西斗争的指示，研究了以后斗争的方针、任务，确定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扩大游击活动区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46年10月至1947年3月，由于皖西工委和皖西支队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和作战方针，支队常打胜仗。在游击活动区域内，各阶层亦发生了有利于皖西工委和皖西支队的重大变化。皖西支队活动区域东至巢湖，西达英山，南抵长江，北到六霍。1947年5月，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领所属一、二支队由鄂西北突围来大别山区，在潜山黄泥白崖寨、槎水畈与皖西支队会师。会师后，皖西工委决定将皖西支队的第一大队编入刘昌毅部的第二支队，原属皖西支队的第二、三大队编入第一支队，对外号称皖西人民自卫军，由刘昌毅担任司令员，桂林栖担任政治委员，副政委张伟群、胥治中。1947年11月，皖西工委、皖西支队主要负责人在刘家畈参加高干会议，皖西工委、皖西支队历史使命结束。

2013年8月9日，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合肥举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杨多良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唐承沛、沈卫国、童怀伟，省级老同志卢荣景、孟富林、应宜权、陈瑞鼎、邵明、朱成林、季家宏、郑牧民等出席会议。

桂林栖同志1927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0年由团转党，建国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杨多良高度评价桂林栖为安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他指出，桂林栖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和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坚持理想信念、追求实现中国梦的一生。要学习他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敢于改革、不畏挫折的精神；学习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竭诚务实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学习他为发展安徽的文化事业，高瞻远瞩、倾心尽智，锐意培养人才、大胆使用人才的思想品质，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美好安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3年8月9日上午，为纪念中共安徽省委原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诞辰100周年，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联合在合肥稻香楼宾馆召开“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桂林栖曾为黄梅戏艺术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著名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也特别赶来参会，并撰文深切缅怀桂林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