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洪（1875年—1943年），字定安，亦作定庵。蓬莱县（今烟台蓬莱市）上口高家村人。民国交通总长、教育总长。1922年6月12日出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短期兼教育总长），1923年1月4日离任，总长生涯仅有半载，却经历了颜惠庆、唐绍仪（未入京就职）、王宠惠、汪大燮四届内阁，可见当时政局变化之快，以及派系斗争的复杂。高恩洪出身农民，先后就读于上海电气测量学校、英国剑桥大学，曾任清廷驻英使馆翻译。回国后，历任参赞、西藏通商交涉事宜督办、东三省军政事宜督办、交通部秘书等职。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高恩洪先后任汉口及成都电报局局长、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驻上海全国电料管理局监督、交通部顾问等职。1922年，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任教育总长。1924年，任胶澳商埠督办，他倡办青岛大学，并出任私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二次直奉战争后，高恩洪退出政界，于烟台经营“烟潍路自动车公司”，任总经理。1926年，迁居上海继续兴办实业，为汽车公路公司负责人。1943年病逝于北平。

中文名：高恩洪

别名：高定庵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东省蓬莱县

出生日期：1875年

逝世日期：1943年

职业：政治家

毕业院校：英国剑桥大学

高恩洪在交通总长任内，时间虽短，却很有一些作为。彼时，“好政府主义”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王宠惠等一批知识界精英提出，他们联名在1922年《努力周报》第二号发表了一篇《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民国政治混乱，军人割据，国无宁日，皆因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以致使坏人当道，因而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来澄清政治，改造社会，开出时代的新局。

高恩洪进入政府内阁，属于占据多数的“英美派”（曾赴英国留学深造），又有吴佩孚的奥援，甫一上任，便做了两件让人称道的事情。一件是废止各铁路货捐，一件是取消各报馆的津贴。胡适对此举评价甚高，专门发表新闻评论，予以称赞，又郑重其事地将此事记入日记。他在6月22日的日记中记有：“高氏是一个很肯做事的人，此次任劳任怨，大刀阔斧地干去，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这一次裁去北京报馆的津贴，每月十二万五千元———可以办两个北京大学了！故各报攻击他甚力。今天阁议通过废除铁路的货捐，也是一件很难得的快事。但此人似无学问。”这段日记写于夜宴之后，最后一句也写得饶有趣味。

高恩洪敢于任事是其优点，他的性格强悍直率，以他的工科学历背景，与学贯中西又温文尔雅的胡博士对谈，肯定是难入门径，也多少透露出高氏的禀赋性情。包惠僧在个人回忆录中曾记载李大钊亲口对他讲的一番话：“高定庵（高恩洪）这个人是学科学的，还有书生本色，没有时下的政客气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贪赃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属的各个部门严格地整顿一下。因为没有适当的助手，他要我在北大找几个有为青年给他帮忙。”可见在中共建党领袖李大钊眼里，高恩洪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高所办的两件事，可以说是去除了积弊已久的两大痼疾。在主流知识分子看来，报馆领津贴与被“收买”毫无二致，被“收买”的报馆新闻立场有失公正。甚至更有极端看法：拿了津贴又做歪曲报道的报人与娼妓行为无异，是舆论界的最大污点。取消报馆津贴，以保证言论的自由与公信力，这让崇尚自由主义的胡适欢欣鼓舞，是不难理解的。

至于各铁路货捐所造成的与商民争利，更为国人所诟病。高恩洪能在政府财政困窘情况下，提议废止能带来可观收入的陋规，让利于民众，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高氏做的还远不止这些，他还与共产党人建立了“协作关系”，尽管双方合作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高恩洪借交通部设立密查员的名义，把几名共产党人安插在各个铁路路局。双方合作直到高恩洪去职后，京汉路发生“二七”大罢工并酿成血案而终止。后来，当事者对这一合作有着不同的回忆与解释，正说明了这段历史具有的多维面相。

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忆说：“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高恩洪、白坚武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何孟雄和包一宇（包惠僧）到交通部工作……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各有所需显然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动因。

高恩洪的去职，是直系内部斗争的结果。直系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围绕曹锟、吴佩孚两大巨头，形成了保定派和洛阳派。尽管吴佩孚对曹锟忠心不改，但曹吴身边的政客幕僚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拨弄是非，争斗不息。

1922年11月，内阁发生“罗文干案”，高恩洪与财政总长罗文干均有留学英国背景，在这场政争中，高是罗文干的坚定支持者。当月23日，曹锟发难，通电全国，电文中称“历数罗文干私签承认奥债合同罪状，为国会声援，务请将罗彻底查办治罪，以为卖国者戒严”。原本支持罗文干的吴佩孚，唯恐造成直系分裂，只好退让，并于曹锟通电次日，发表声明：“拥护黎总统，服从曹使，对罗案不再置喙。”

受此牵连，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随之倒台。延至次年1月初，高恩洪离任。

高恩洪第二次登上仕途高峰，是在1924年3月出任胶澳商埠督办。胶澳是青岛的旧称，城市工商业发达，属“自辟商埠”，因而地位特殊。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了胶澳的主权，并成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京政府，督办之职，形如一方疆吏。高恩洪能得到这个令人垂涎的要职，完全靠吴佩孚的保荐。当时流传着一个“八卦”，说吴佩孚向已当上大总统的曹锟推举高出任此职，而高则为曹锟所痛恨之人，心中便大为不悦，叨念着吴的名字悻悻地说，你吴子玉保举别人都可以，保举这个人却办不到。吴随即发来电报说：“我之信任高恩洪，犹如总统之信任我。”于是曹无话可说，只好发布任命书。与任职交通总长一样，高恩洪的督办生涯亦很短暂，以悲剧收场。

尽管给高恩洪施展政治抱负的时间不多，但其所做的奋发有为之事，也为高恩洪赢得了身后之名。后世有人评论，说他在青岛城市行政史上，是“开启国人自我管理大门”的人物，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有溢美的成分，但看看他的种种作为，就可以判定他是一个能吏。按今天的话说，属于“干实事”的官员。

高恩洪上任后即减免了郊区农民的地税，对中外企业纳税标准进行规范统一；着手清理官产、筹办地方银行、健全完善社会救济机构；　兴建了城市公共与基础设施，还与美国长老会合作，建立青岛市图书馆、女子中学等。最为人称道的是创办了私立青岛大学。很难想像这一系列利民之举，竟然是在他半年有余的督办任内做成的。

高恩洪赴任之时，适逢青岛从日本手中收回一年有余，日本人仍然享有种种特权。他除了加以限制之外，还敢对日本领事馆的一些无理要求予以回绝。《胶澳志》　记载：“驻青日领事馆索取没收枪弹，督办高恩洪拒绝之。日人屡犯私贩军械之禁，我国查获日犯，均交日领事馆自为处分，其赃物则由本埠官厅予以没收，日领事馆要求索还我方以违禁物品没收充公，乃枪弹进口章程所规定，亦各国所公认，我国官厅自有处分之权，即予驳覆。”

高氏的强悍作风，不仅让日人吃了苦头，也让拥有武力的地方军队对他退避三舍。青岛大学的创办，首先要解决校舍问题。高恩洪选定的校址是德国人占领青岛时所建的俾斯麦兵营，此时兵营驻有胶防司令部，高恩洪让其移防它处，胶防司令王翰章不允。官司打到时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那里，吴遂下令驻军移驻潍县，兵营专作创办大学之用。高恩洪还带头捐款1万元，地方士绅也纷纷解囊，筹措到了创办大学所需的资金。同年9月，私立青岛大学正式开学，校长由高恩洪兼任，青岛终于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

1924年11月初，随着北京直系政权倒台，高恩洪在青岛终结了他的督办生涯。高恩洪的晚年是在北平度过的，远离政治，醉心于丹道，广征博览道家之书，修心养性。托身红尘，寄情世外，这种人生况味，是无奈的解脱，还是自由的超然？非亲历者不得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