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为先（1910—1977），是奉天民国时期高级官员兼著名爱国实业家张惠霖的最小儿子。1932年在英国伦敦留学时加入共产党，是“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成员。1934年4月赴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在苏联各地参观学习。同年被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回中国东北工作。1936年张为先回到祖国找党组织，于1937年和组织接上关系，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受党指派建立和领导东北地区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网，是东北地区在隐蔽战线上与日寇伪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抗日胜利后，又领导东北情报组织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中文名：张为先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沈阳市

出生日期：1910年

逝世日期：1977年

职业：革命者，编辑室主任

毕业院校：英国伦敦留学

信仰：共产主义

1910年出生于奉天（今沈阳市）。

1931年赴英国伦敦留学。

1932年在伦敦加入英国共产党。

1932年——1934年4月和“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其他成员一起建立外围组织“旅英华侨反帝大同盟”。

1934年4月——当年底，在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在苏联各地参观学习。

1934年底——1935年初，被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回中国东北开展工作。由于东北我党地下组织被敌人全部破坏，因而张为先没有和组织联系上。

1935年初，张为先以官费留学的身份东渡日本。在东京，联系丁宜、陈卓毅等人，成立“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

1936年，张为先只身回国，寻找党组织。

1937年春，与组织接上关系，转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局长南汉宸指派，回东北建立和领导东北情报网。

1937年春——1938年，张为先以“志城银行”股东代表兼监事的身份作掩护，领导“志城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巩天民和先期招回的“东京反帝大同盟”成员丁宜、陈卓毅等人，开展地下情报工作。

1338年——1939年，张为先和丁宜在志城银行内部组织成立读书会——觉社。为情报工作积蓄力量。

1940年，张为先派丁宜到长春，联系已经陆续回国的“东京反帝大同盟”成员60多人，一起参加抗日的地下情报工作。“东京反帝大同盟”改为“东北救亡总会”。

1940年——1942年，张为先将“东北救亡总会”总部迁至沈阳。

1942年，志城、实业、世合公等银行被日寇强令合并，“觉社”并入“东北救亡总会”。

1943年，沈阳成立党支部，李振远任书记，张为先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

1943年——1947年底，领导东北情报网搜集了大量日伪和国民党的情报，有力的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47年底——1948年10月底，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斗争。

1950年——1956年，分别担任东北煤炭管理局行政处长和国家煤炭总局行政处长。

1956年——1961年4月，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科学记录》编辑室副主任。

1961年5月——1963年4月任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编辑室主任。

1963年5月——1970年，任《中国建设》杂志社英文编审。

1970年，光荣退休。

1977年，因病逝世。

上世纪30年代初，张为先到英国留学。这时赴英国勤工俭学的中共党员蒲子政、何松亭、原政亭三人在伦敦组成“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直接受英共总书记波立特领导，并建立起外围组织“旅英华侨反帝大同盟”。1932年5月，来自黑龙江的留学生于炳然经蒲子政介绍加入英国共产党，后当选为中语组书记。同年，张为先经于炳然介绍在伦敦加入英国共产党，成为“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核心成员。“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成员后来又有扩大。后续加入的有王北辰、陈玉麟、陈洪海、侯雨民、涂长望、乔辛煐、杨亦周、老潘，和从莫斯科转来的杨秀峰、由柏林转来的老郭。随着党员力量的壮大，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更加活跃，领导有“留英学会”、“留英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旅英华侨工商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组织。

受派遣赴俄观礼和学习

1934年4月，英共中语组书记于炳然接到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廖焕星来信，要他从“旅英华侨反帝大同盟”中选派六、七人，赴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张为先、涂长望、杨亦周、乔辛瑛、钟殊漪随同于炳然前往。他们在莫斯科还聆听了季米特洛夫和加里宁的报告，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各种文化组织和一些大工厂。还去了基辅、哈尔可夫、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等地。

同年，张为先与何松亭（1925年在国内入党）经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分派回到被日寇占领的东北。此时的东北党组织已经遭到破坏，他们一时无法接上关系。

东渡扶桑创立抗日组织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准许一些富豪子弟到日本留学深造，妄想把这些豪门或汉奸子弟培养成一批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的高级奴仆和统治工具。这恰恰给张为先提供了公开赴日留学的借口和开展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契机。于是，张为先于1935年初东渡日本，本意是利用豪门富家子弟的身份去披染一层东洋留学生的保护色再返回东北。何松亭则只身入关到华北找党。

1935年秋，在东京，张为先联系丁宜，后来又有陈卓毅、赵家宾、于静纯等，秘密发起成立了“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他们利用同乡同学关系，与进步留学生发生接触，经过谨慎地考察了解，逐批吸收他们参加到大同盟中来。盟中的这些赴日留学的学生和伪满军队派去进修的军官，后来不少人积极投身抗日反满斗争，成了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掘墓人。1937年，侯洛、田琛、丁非、高亮、马昆山等人，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1938年，“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成员赵家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侯洛、田琛结识，经共同商议，于1938年8月将“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和东京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东北留学生读书会”合并，改称“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还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新知识研究会”。

回乡找党接上组织关系

在东京几个月，张为先等几个组织者越来越感到没有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不行，必须派人回国找党。张为先是英共党员，找党方便些。于是，在1936年张为先只身回国。

再说何松亭。此时的何松亭已经在天津找到了党组织，开始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南汉宸的领导下做地下情报工作。

1937年春，何松亭派妻子佟挽新回奉天了解东北的情况，偶遇从日本归来在奉天寻找党的张为先。在何松亭的介绍下，张为先前往北平，会见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局长南汉宸，详细汇报了他在英国入党和后来到日本的情况以及回国找党的经过，还交给南汉宸一份《东北现状》的报告。经过审查，组织同意给他办理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南汉宸指示张为先：继续回东北建立地下组织开展情报工作，由何松亭单线领导，还规定了张、何二人的接头方法：一种是张为先到北平的某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何见报后来找张为先，南汉宸还亲自为之拟定了寻人启事的条文；第二种是由佟挽新作交通员，往返于北平与奉天之间。

建立和领导东北情报网

张为先，奉命回到老家奉天（沈阳），并从东京招回丁宜、陈卓毅等人，他们很快将秘密情报系统建立起来，成为我党在东北地区重建最早的秘密情报组织之一。

当时在奉天，有一个志城银行。这个银行是1932年11月成立的，是晋商曹家经营的五家钱庄在奉天市商会会董、信贷业同业公会主席巩天民的主持下，共同组成”志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取“众志成城”之意。后与张学良将军的东北银行合并统称“志城银行”。志城银行旧址位于沈河区朝阳街25号（已损毁）。

巩天民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但是，组织上认为他不公开党员身份对党的工作更为有利。时间长了，巩天民和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

张为先的二哥张其先是1926年成立的奉天汇华银行的董事长，是奉天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和志城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巩天民是经常往来的老朋友。张为先通过这层关系认识了巩天民，并且，张为先的父亲张惠霖在志城银行拥有股份，所以张为先就以股东代表的身份，并任监察，在志城银行开展地下工作。

1938年，张为先又把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实业银行总务科长的丁宜介绍给巩天民认识。在张为先、丁宜的领导下，在志城银行内部，组织了一个名叫“觉社”的读书会，参加的有巩天民、燕又新（余谓）、郭尊三、齐贯一、范萍、阚奉箴、冯土杰等人，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国内外形势和中共刊物。

为了不被敌人怀疑，经组织同意，觉社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打入日伪内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为先、丁宜、巩天民等参加了“协和会”（这是日伪打着日满亲善的幌子奴役中国人民的团体）。巩天民是金融界知名人士，利用这种身份，巩天民等人将搜集到的情报汇报给张为先，张为先再报告上级，他们单线联系，配合默契。张为先和组织接上关系后由南汉宸领导（与何松亭单线联系），1937年下半年，南汉宸调回延安，南汉宸的工作由谢甫生接替（张为先仍与何松亭单线联系），1939年春，东北情报网由中共中央北方分局（1940年后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领导（1939年春——1941年底，张为先仍与何松亭单线联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东北地区采取“各线派遣，单线领导”的方针，几年间，先后有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冀东区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中共胶东区委、晋察冀豫八路军前方总部等，分别派干部潜入东北，遵照“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建立情报组织，或做群众工作，开展地下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许建国指示张为先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绝对不允许和地方党的任何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情报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好。

1939年时，张为先在日本建立的“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会员已经发展到60多人。这些会员陆续毕业分两批回到东北。回国的会员先期云集长春，东京的总部机构也随之移至长春，由侯洛、田琛、夏航主持。统一领导沈阳、哈尔滨、长春及东京等地分支机构。

1940年春，张为先和丁宜商议，由丁宜北上长春，同骨干会员见了面，告诉他们已与党接上了关系，接受了党交给的情报工作任务。问大家愿意不愿意跟他们一起为党做情报工作，大家一致同意。鉴于大部分会员从东京回到东北，故将“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更名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后来又改为“东北救亡总会”。接受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领导，并将总部迁至沈阳。从此，以沈阳、哈尔滨、长春三大城市为中心，将分支机构和成员辐射到牡丹江、吉林、四平街、扶余、郭尔罗斯前旗、图们、密叮、锦州以及山海关等地。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垄断东北经济，实行“强化整备”措施，对我东北地区的各行业民族资本进行强制组合。志城、实业、世合公等银行被强令合并，统称志诚银行(大志诚)，巩天民为专务董事兼总经理，张为先为副总经理。志诚银行就成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东北的地下堡垒和情报机关。甚至银行的由武装押运的运钞车，有时也被他们用来转送党的机密材料。志诚银行位于沈阳和平区中华路118号，现为工商银行沈阳市分行旧址。

1942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许建国派情报科李振远、周梅影夫妇到东北指导工作，又将沈阳的“觉社”与“东北救亡总会”合并，改称“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北救亡总会”，以后又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同盟”。领导机关设在沈阳志城银行。长春设分会，由田琛、高亮、关克、夏航负责。1943年，又派张有恒代表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到东北检查工作，并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于是在沈阳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李振远，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张为先，宣传委员丁宜、周梅影，在长春、哈尔滨建立党小组，发展了夏航、高亮、石迪、张晋、田琛等人为中共党员。在”东北救亡总会”70多名正式成员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张为先等在东北开辟的这条隐蔽情报渠道，不但保存最好、损失最小，而且工作业绩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称赞。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东北救亡总会“成员做了很多工作，获取到不少重要情报，造就许多优秀的情报工作者。例如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小儿子张梦实（原名张绍纪）和侄子丁非（原名张绍维）；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直属日寇关东军）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静纯（他是伪满军校中校教官，其兄于静远是伪满经济部大臣）；伪满皇帝溥仪的侍卫少将处长佟济熙的儿子佟志彬（亦写为佟志杉，本人是伪满军校中校教官，前江上军舰长）；溥仪的本家侄子伪高射炮兵中校团长宪东；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诚（原名王恒烈）和侄子王谦（原名王恒绪）；伪哈尔滨军管区上校旅长的儿子孙为（原名孙仲元）等。这个情报组织的成员中，潜伏在海军的有金有声（伪海军上尉、江上军司令官宪原的秘书）；陆军方面有石迪（伪陆军中校，曾任军事部参谋，后调任黑龙江省密山军管区参谋）；张进（伪军官学校少校教官）；于清淮（伪军少校教官）；马凡（伪哈尔滨军区学校教官）；空军方面有关明修（伪空军上尉、沈阳航空部队飞行官）；警察方面有张克诚（任过黑龙江省黑河讨伐队队长，后调任伪吉林省扶余县警察署长）；还有关克（伪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

还有些情报人员任伪满各机构的中层职员，能接触机要，如有的任伪国务院总理秘书室及八大部和弘报处的专职采访记者，有的在伪官需局、协和会、中央本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图们海关、伪满图书公司、中央鳅礼兴农金库、工商银行、志诚银行、商公工会，奉天省广播电台等机构内任职。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伪满国务院总理张景惠的小儿子张绍纪。张绍纪，又名张梦实，受其堂兄张绍维的影响，增强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1938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并参加了“东京留日青年救亡会”。随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的加深。回国后积极为我党进行情报工作。他多次打着父亲的幌子和利用熟悉伪满高级官员的条件，把不少救亡会会员安插到有利于做情报工作的重要部门。特别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曾几次搞到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和机密。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公馆，虽然戒备森严，但张绍纪在张公馆内有一处独立的小院，一套宽敞的房子。长春情报工作者，经常来这里开密会、抄写情报、汇集资料等。伪满总理大臣的府邸竟然成为我党长春情报站的据点。日本投降，苏军进驻长春，张绍纪大义灭亲，带领苏军把包括他父亲在内的13名汉奸大臣一一抓捕，后被送往苏联战犯营。几年后，伪满总理张景惠、伪满皇帝溥仪和众大汉奸及关东军的将领、特务机关头目，听说张绍纪是中共的情报工作者，无不目瞪口呆。他们作梦也没想到共产党竟然在总理张景惠公馆里也埋藏了一颗定时炸弹。

东北情报组织在抗日战争中，恪尽职守，积极工作，向抗日根据地送回一系列的重要情报：一、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二、关于住在伪满日本人民的反战思想；三、关干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军队训练情况、作战能力，军官、士兵的思想动态；四、关于海军舰种、数量、性能、航线、港口要塞设施；五、关于空军的机种、性能、机场、基地；六、关于港口要塞设施和机场基地详细地图；七、关于辽宁地区、长春（新京）、沈阳、鞍山等地的重要设施，武器生产工厂、交通要道等都画有详细目标地图，以备供空中轰炸时使用；八、关于伪满陆军、警察方面收集到的日伪军对我东北抗日游击队袭击的情报；九、关于军、警、特联防镇压、防谍等措施；十、伪满财政、金融、预决算，重要经济和文教政策等。

1941年秋，一份特殊的电报放到了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手里，这是一份来自晋察冀社会部（谍报组织）的转发电报：要求在一周内摸清日军中将山下奉文是否秘密到了东北——苏联急需了解日本下一步进攻方向是南进还是北进。

这个任务很快交到了奉天志城银行内，经过张为先和巩天民研究后，这个关系着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重要任务很快被交给当时身处“新京”（今长春）伪满洲国总理府的张绍纪手中。

1941年秋季，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纳粹德国不宣而战入侵苏联，苏联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尚未参战，英国处于挨炸阶段，我党处在反日军围剿的根据地建设中。

当时的苏联处于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阶段，德军包围了莫斯科，但是久攻不下。而苏联也没有充足的军力打破德军的包围。交战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哪一方如果增加一支生力军，将决定此战役的胜负。当时苏联只剩下一支唯一的机动兵力，驻扎在与中国东北交界的远东地区。斯大林欲调这支部队反击德寇，又怕日本关东军从中国东北向北进犯苏联，以配合希特勒德国。斯大林反复思量，难以下定决心。

山下奉文作为日军重要的将领，即将接受新的任务，他是南下入侵，还是北上与德国共同夹击苏联？这是当时苏方最为关注的情报。要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务，非我党地下党员张绍纪莫属。

张绍纪接到任务后，立刻开展了行动。张绍纪每天以学习为名，到父亲的办公地点看有关机要文件，很快他留意到一份机要文件：山下奉文辞去“满洲”防卫军司令职务。

然而，这份文件并没有对山下奉文的实际去向给予回答。此后，张绍纪多方打探关东军、华北方面军等战场的高层动态，均未获得有关消息。

最后，他从机要文件内找到了答案：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开始南下集结，驻防在东北的日军高层没有变化。鉴于此，张绍纪判断，山下奉文极有可能到了南方。果然，在随后的伪满洲国机要文件内显示，1941年11月26日，山下奉文从东京出发后，已秘密抵达三亚。

张绍纪马上把这个情报送往长春地下党联络站，随后情报就送达志城银行。由张为先将情报转交给单线联系的上线何松亭，何松亭再将情报送到晋察冀社会部。

一个星期以后，斯大林果断将远东地区的苏军调往前线保卫莫斯科，这些重要的预备队对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关键的作用。

1943年末，许建国同志派特派员张有恒潜入沈阳，对张为先领导的东北情报组织进行了充分的考查与了解，并与这个组织仍在东北的领导人进行了反复讨论研究。特派员回到社会部后写了较为详细的《满洲工作报告》，此报告于1944年初送给正在延安开会的许建国，许建国看后转呈毛主席审阅。原先我党中央对东北情况难以得知，了解到东北情报工作的局面已经打开后，毛主席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洲国界）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

在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领导的这个组织在长期隐蔽过程中，除两个同志因打人国民党内部而在国民党组织被日伪大破坏时被当作嫌疑犯逮捕外，再没有遭到其他损失。据曾经代理过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的钟子云回忆：“我党多年在东北，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所建立的秘密革命组织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惟有由晋察冀社会部领导的这一情报联络组织一直保存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支队伍又乘有利时机有了新的发展。如隐蔽在中长铁路沈阳站任站长的姚艮，打入蒋空军司令部任工程师的白浩，埋伏在绥靖第二大队任作战室主任的白山，以及打入蒋军要害部位的马范、吕天、兰中玉等，都是这时参加到情报战线上来的。他们或猎取军事情报；或者动摇瓦解以至策反蒋军起义，或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潜伏特务组织，在隐蔽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5年“8.15”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这个情报组织的大部分同志未有公开自己的身分，有的在敌人内部继续秘密的做情报工作．他们在搜捕日寇、伪满要犯，侦破国民党特务组织，以及为东北解放战争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张梦实同志向苏联红军提供情报，将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大臣级汉奸一网擒获。之后，他又随末代皇帝溥仪等要犯一起在苏军押解下去了苏联，在那里担任翻译6年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回来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又如逮捕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接派到北满和哈尔滨等地开展特务活动的军统滨江组少将组长张勃生，也是靠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抓获的。还有，在解放战争中，东北党的情报组织策划驻防在南满的国民党部队的师长王家善起义。以及在辽沈战役消灭廖耀湘部队的作战中，他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寇投降后，先是八路军接收沈阳，中共东北局领导机关进入东北。1945年10月，张为先、丁宜介绍，经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负责人孔原、邹大鹏批准，重新吸收巩天民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不公开党员身份。

1945年11月八路军撤离沈阳时，党组织指示张为先、巩天民作为工商界的代表继续留在沈阳，从事银行工作，了解沈阳一带的敌情、社会情况。12月，国民党军占领沈阳后，张为先、巩天民等留在沈阳同国民党开展斗争，工作十分艰难。

1946年，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潘汉年到达东北来负责情报工作。这时，内战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烈，立足未稳的东北局机关正准备离开沈阳向抚顺转移。潘汉年即与时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的邹大鹏商量决定：邹随局领导机关撤离沈阳，而潘汉年初来乍到，沈阳还没有人熟悉他，则由他留下指导此地的情报工作。为此，邹大鹏将当时沈阳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张为先介绍给潘汉年，张安排化名为陈百学的肖向前，掩护潘的活动，让潘住在肖的家里。（1972年再恢复日中邦交谈判中，我国政府决定派肖向前出任常驻东京的中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负责中日建交谈判的联络工作，协调田中首相访华日程。周总理曾口头上传话给日方，指明肖向前是中方联络人。）

正当潘汉年在沈阳的情报工作初步之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天，张为先跑来向潘汉年报告，说他以前的一个关系被捕叛变了，张本人必须暂时离开沈阳。这样，潘汉年在此地的工作就失去了依托。恰巧这时参加军调部的饶漱石正在沈阳活动，饶与助手住在市内一家大旅馆里，潘汉年设法送信给饶，饶见信后，遂派地下党员《上海时事新报》驻东北特派员叶文津掩护潘汉年、张为先撤出沈阳。

张为先领导的东北情报组织中，大部分同志都是党内的无名英雄。他们配合公开战线上的军事斗争，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他们的事业是可歌可泣的，值得永远怀念的。他们在长期的秘密革命活动中，曾经发挥积极主动精神，组织过各式各样的群众性组织，如上面提到的“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以及各种读书会等组织，对于宣传抗日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革命骨干，团结爱国青年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初期虽然未经过上级党的领导机关批准，但他们实际上是为我们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应当在我们的革命斗争史册上记有他们光荣的一页。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哈尔滨建立的“北满临时省委”，也类似这样的组织，虽然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同样为党做了大量革命工作，他们的历史功绩同样在革命斗争史册上记有光荣的一页。

1947年冬，共产党员王既白(王辰、王同安)，从解放区运送电台回开原，由于王既白违犯党的地下工作规定，在辽宁开原国民党军封锁线被国民党军53师逮捕。当时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位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会叛变。

但是，王既白向敌人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将自已的妻子都交待出来。1947年12月13日上午，两个不速之客来到志城银行，说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司令楚溪春找巩天民谈话，骗捕了巩天民。以同样方式骗捕了张为先、陈卓毅、郭尊三、贾玉岗等人。另外一支由王既白，陈雪松领导的地工队伍全部被捕，他们当中有赵家实、赵兴亚、张泗阳等人。先后被捕的共11人。所有被捕的人都被关押在沈阳昆明街81号的秘密看守所。1948年10月，这些“共产党犯”被转送到东北行辕军法处看守所(沈阳大南门里一所监狱)。

王即白向敌人的交待材料中供出张为先是中共东北地下工作的总负责人。但是张为先拒不承认。由于张为先和巩天民当时是沈阳商界名人，在公开场合和国民党当局上层人物过往甚密，在没有确凿证据前，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力在张为先等人被捕后，立即进关向华北局社会部汇报，华北局非常震惊，华北局认为可能有隐蔽的敌人打入我党内部，因为按地下组织原则王既白和张为先没有横的联系，不可能知道张为先的具体情况。为此东北局公安部、社会部，华北局社会部开始了对狱中同志的营救工作，并对狱中同志的家属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

营救工作由丁宜负责。究竟怎么营救好呢？首要的是要保证狱中同志的生命安全。鉴于狱中被捕的同志都是东北地区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家里都很有钱；所以，用金钱打点军政当局，使之对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可行的方案。

张为先被捕以后，家里动用了金条、首饰等，买通关系，使得能够和监狱外面互通信息。张为先让妻子阚奉箴把一些平时和张为先来往，有可能被敌人盯上的同志都撤走了，临行前用自己家里的资财为他们发放了路费和安置费。获悉同志们安全转移以后，张为先就再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决心和敌人斗智斗勇而抗争到底。

敌人对张为先等人严刑拷打，逼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同伙都有谁？张为先等同志自从入党起，就下定了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决心，面对敌人的淫威，所有的同志都视死如归。

张为先等同志在狱中成立了地下党核心小组，成员有巩天民等。因为组织规定巩天民的中共党员身份不对外公开，因此在狱中的同志中，只有张为先知道巩天民是党员。在监房里，有一个叫英林的，在军统监狱中，坐过两次老虎凳，受过冻刑，他始终坚贞不屈。他父亲托人营救不成，又想办法贿赂看守所所长，使他在押期间少受点罪。这样被捕半年以后；所长叫他白天在监狱里帮卖手纸等物品，夜间仍押在监房。他接受核心小组领导给他的任务，负责传递信息。

当时狱中在押的有一个军统特务李大纶，他可以在狱中自由活动。还有一个是伪东北行辕二处的日本特务冈野淳，他在厨房挑水。他俩谈话时，叫英林翻译。（因英林会日语）冈野淳对李大纶说：他是因为人事磨擦入狱的。李大纶告诉他是中央系统的军统特务。冈野淳说以后想跟李大纶干，并说他有潜伏在我东北解放区的秘密电台。英林即时将这情况告诉了张为先，张说这很重要，让英林设法搞到电台的情况。一天英林到冈野淳的住房，看见他从一个练习本上抄电台密码。这样英林随时监视他的行动，趁他外出挑水时，英林从他行李底下翻到练习本，记下了秘密电台的藏匿地点、呼号、波长等材料，交给了党的核心组领导人张为先。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本来这些在押的“共产党要犯”，按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此案为重案”的批示是准备送南京处理的。张为先、巩天民等人认为不能都白白牺牲，要找机会让身强力壮的青年人跑出去，于是组织了越狱活动。和巩天民同室被监禁的有个青年，在长春开青年书店，售进步书籍。入狱后受过酷刑，敌人用蜡烛烧他的脚心，传说两三天后就要被处死。此时已临沈阳解放前夕，狱警看管不严，张为先、巩天民等利用放风机会躲过狱警的视线，把他托出监狱大墙逃生了。

这位越狱的“长春书店老板，逃出后住在志城银行仓库的“门房”里，脚底板是黑的，一个网兜里还有没吃完的白菜帮。原来他逃出以后，是在白菜地里躲了三天，才找到志城银行。他在银行门房住了几天才回长春。

与狱中同志开展不屈斗争的同时，狱外的同志了紧张的营救工作。丁宜找到了曾任辽宁商工总会主席的陈楚才，让他设法和当局斡旋，陈楚才找到当时的奉天市市长，拿出十二根金条请市长与警署沟通，确保不杀不送(当时正值解放前夕，重要政治犯按国民党军统要求须解往江西陆军监狱和四川重庆监狱)。市长眼见国民党日益不得人心，即将崩溃，要为自己留条后路，答应与警署联系。通气后，警署请市长能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即可以不杀头不遣送，但必须叫犯人写保证书(自白书)。当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警署及国民党特务系统都在留后路，有的还明目张胆地结交共产党朋友，所以他们已无心审讯，在对写保证书这个问题上已不苛求什么言词或政治上的承诺。这样，张为先、陈卓毅等人就承认了是共产党员，并通过一位王姓狱警相互沟通，以自传、履历形式并以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经历写了所谓的自白书。张为先并把那几个早已安全转移（敌人无法抓到）的人也假意交代了。狱中的同志们这样做是为了留得青山在，保存革命骨干力量。在不暴露组织机密，不再让任何同志被捕的前提下，欺骗敌人而假意交代。由于这些同志以假意悔过的形式使国民党军政当局认为这些“共产党犯”可以就地改造，不再坚持往外地送，客观上为这些同志迎接解放赢得了时间。

1948年10月下旬，解放军兵临沈阳城下，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长官卫立煌乘飞机逃离，其他军政人员也忙于逃跑，无暇过问狱中之事。沈阳解放前夕，10月31日，监狱大门被打开。1948年11月2日，沈阳全城解放，张为先和他的狱中战友们都被解放出来。他们重获新生。

解放后平平安安度春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方面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在1950年10月底开始了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于是，张为先把父亲张惠霖在九一八后，为了不当汉奸，愤而辞去所任职务，在大连黑石礁屯隐居时所住的一幢楼房（张惠霖1947年逝世后，家庭分家时，分在张为先名下。）捐献给国家，表达了赤子对祖国母亲的一片深情。

1953年，在组织部门的”审查干部“中，由于张为先在狱中写过”自白书“，所以给他下了‘自首变节’的结论，张为先被开除党籍，以后一直没有恢复。

张为先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东北煤炭管理局任行政处长；后来到北京，任国家煤炭总局行政处长；1956年起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科学记录》编辑室副主任；1961年5月至1963年4月任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编辑室主任；1963年4月以后在《中国建设》杂志社任英文编审，一直至退休。

张为先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和上下级及同志们都相处融洽。张为先平时最爱唱的一首歌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在”文革“中，千千万万的老干部，被打倒、批斗、投入监狱。然而张为先，一个被组织定为”自首变节“的人，居然没有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可以说是：”好人一生平安“吧！

张为先于1977年因病逝世，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