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涵(1918.10~2012.05)，原名彭海涵，男，生于1918年10月，广东陆丰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参与拟定“国旗、国徽、 国歌、首都、纪元”方案， 国旗诞生历史见证人，原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1928年，海陆丰革命失败时，他才10来岁，因受反动派屠杀的威胁，逃到南洋的马来西亚。1935年，他参加共青团，1937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40年回国，并转为中共党员。曾任马来亚华侨救国会、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常委。1946年调往朝鲜做华侨工作。第二年调回东北哈尔滨工作。1949年，彭光涵调到中央统战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事务。建国后，历任国家侨委委员、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司长，广东省外办、侨办副主任，国务院侨办秘书长、副主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全国侨联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政协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秘书，见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诞生。

中文名：彭光涵

国籍：中国

出生地：广东陆丰

出生日期：1918年10月

逝世日期：2012年5月12日

职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

毕业院校：延安外国语学校，抗大总校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见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诞生

性别：男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九十一岁时的彭光涵自称“一辈子都在做侨务工作。”他1935年在马来亚参加领导各界华侨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回国后继续从事相关工作。1950年，彭光涵在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担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1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成立，彭光涵担任秘书长职务，后升任副主任兼秘书长。1984年，彭光涵卸任后，担任中国侨联顾问。彭光涵同志，因病于2012年5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1935年3月在马来亚参加革命活动，同年6月参加共青团。

1937年1月在新加坡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曾任马共新加坡特别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38年冬，滇缅公路运输急需汽车司机，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电请“南侨总会”代募汽车司机、技工，回国参加抗战运输。

1939年初，在“南侨总会”的积极号召下，各地侨胞踊跃应募，数月即募集三千多人，分九批先后回国，彭光涵的六哥彭海涌就是南侨机工的第九批回国人员。

1940年6月回国并转为中共党员后，到太行抗大总校学习。

1942年，到延安中央海外工委干训班、延安外国语学校学习。

1945年10月后在冀热辽分局救济分会工作。

1947年7月，赴朝鲜任华侨联合会宣传部长。

1948年4月，回国任哈尔滨市南岗区区长。

1949年，选调到中央统战部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筹备工作。

1949年11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侨委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一司司长。

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下放劳动。

1960年后，任中侨委驻广州办事处副处长、农场司副司长，广东省外办、侨办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彭光涵参与了建国初很多侨务政策的制定。他说，当时主要围绕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侨区的华侨汇款问题，二是对国外华侨的政策问题。“当时很多人对华侨汇款问题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从国外寄钱回来？能不能收？”彭光涵说，华侨汇款回来养家，牵涉到当时上千万归侨侨眷的生活。时任中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指出，“用我的名义保护侨汇政策，侨汇是合法收入，不允许侵占”。

“文革”期间，侨务机构被撤销，许多归侨侨眷因“海外关系”蒙受冤屈，彭光涵也被下放至兴隆华侨农场劳动。回忆起这段经历，彭光涵说，尽管祖国出现坎坷甚至大的波折，海内外侨胞依然赤心不改，克服困难，迎接光明未来。

1977年8月，筹组国务院侨办，后任国侨办党组成员、秘书长、副主任，全国侨联顾问。彭光涵是政协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7年秋，彭光涵去探望老领导廖承志，廖对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小平同志指示我们要尽快恢复侨务机构，先把‘庙’建立起来。”彭光涵的记忆中，邓小平在1977年前后，每年都接待大量的海外华侨华人。邓小平肯定了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并指出过去中央制定的侨务政策是正确的，要继续贯彻。

在邓小平正确的侨务政策指引下，

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来自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的投资。因为有很多亲属在国外，彭光涵对华侨华人的现状很了解。他说，华侨华人帮助当地人发展工业、办学校、办医院，在这一点上，华侨华人的民族特性和道德观念起了很大作用。华侨华人事实上已经是“当地人”了。

1984年7月离休。

1984年至今二十多年，彭光涵老人始终“离而不休”，年过九旬的他与海外华侨华人及国内侨界交流依然频繁。2009年国庆前夕彭老还将参加庆祝中国政协成立六十周年及侨宴等活动。

在彭光涵的经历中，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他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秘书，参与了这些方案的拟订。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彭光涵同志因病于2012年12日凌晨4时15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4岁。

彭光涵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012年5月22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任命为国旗拟定秘书

1949年6月16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彭光涵被任命为常委会第六小组秘书兼会议记录。该小组组员一共16人，包括马叙伦、叶剑英、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等。宣布过后，筹备制定，提出制定这个国旗、国徽、国歌，当时是三个任务。

彭光涵拿着政协筹备会的介绍信迅速跑遍了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几乎北京所有的图书馆，全面收集各个国家的国旗资料。经过差不多一个多星期，跑了几个地方，这些图案都有了。国歌的、国旗的，各个国家的国旗都搞到了。有个别的国旗没有搞到的，就是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建立的国家，后来又去找归侨，向他们各方面了解，那么这个都搞齐了。这个工作搞起来以后，对后来鉴别这个国旗就起了很大作用。

全国征集国旗方案

在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国旗、国徽、国歌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随后由郭沫若等人起草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周恩来、毛泽东修改审批后，从1949年7月15日开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同时国内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启事对国旗图案的要求是：有中国特征；有政权特征；形式为长方形，长宽比例为2:3，以庄严简洁为主；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征求启事发布后，许多高级领导也递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朱德就提交了两幅图案。一个图案就是，一个大旗子，一个五角星，这是一个图案，就在旗的上方有个五角星。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就是国民党那个旗子，把这个国民党那个青天白日把它去掉，然后放上五角星。

依照征稿要求，第六小组从2993幅国旗图案中筛选出50多幅作为初选图案。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在所有的旗子里面，都有一条，一个东西，都有一个星。不管它是什么图案，都有一个星。这个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包括民主人士或者是大家都比较一致的。

国旗方案的选择

1949年9月上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六小组又从50多幅初选图案精选出38幅作为复选稿，每幅编号，有简要说明，不写作者姓名，印刷成册，准备提交全体委员讨论。并挑选出“复字2号”和“复字4号”作为推荐图案。

第一个方案，第一就是讲，一个就是现在的二号，就是上头一个星，下头一个杠杠。这个杠杠就代表黄河，这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就是这么个旗子。这是第一个。第四个方案，就是三分之一的上头是一个黄的，下头是三分之二是红的，上头一个星星，黄是代表黄种人，代表和平，红代表革命，是那么解释的。所以小组就提出来建议，提出建议这两个旗子。除了“复字2号”和“复字4号”，当时第六小组原打算推荐的还有“复字32号”。“复字32号”的原图是曾联松设计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第二天成立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彭光涵仍任秘书。1949年9月23日上午，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国旗方案。出乎意料的是，628位参加讨论的委员，赞成两幅推荐图案的人数都没有超过三分之一。

最后方案的决定

这时，离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的时间只有不到四天了。当晚，彭光涵受委托就当天讨论情况向周恩来紧急汇报。彭光涵推荐的是三十二号图案。周恩来说“好，那就这样吧，你给我画一个这个旗子，比较大一点。第二个给我做一面旗子，做一面最大的旗子，用最好的材料，”

彭光涵晚上就加班，就搞，一直搞到天亮。1949年9月24日一大早，彭光涵就来到了大栅栏的一家制旗店。制好旗后，彭光涵直奔中南海，在下午4时准时亲手把旗交给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他说这个很漂亮。

1949年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这次协商座谈会，专门就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问题讨论。会上，毛主席拿起了彭光涵绘制的那张红底五星旗。他说我看这个三十二号，这个旗子很好。它代表中国人民大团结，红底就是代表中国革命。现在要大团结，要革命，将来也要革命，也要团结。

1949年9月2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一面五星红旗展现在主席台前，这面五星红旗就是彭光涵9月24日在大栅栏赶制出来的。大会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