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华北只有6千人左右，而我军仅在平津地区就有10万大军。可抗战一爆发，我军就损失惨重，佟麟阁、赵登禹两位高级将领壮烈殉国，两位将军到底是怎么死的?
卢沟桥事变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丰台)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
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8日，日军包围宛平城，重炮轰击。日军虽装备精良，但中国军队并无畏惧之色。29军的战士向以骁勇著称，最厉害的是他们的大刀队。1933年长城会战，赵登禹亲率800大刀队突袭日军，喜峰口大捷大刀队成名，著名的《大刀进行曲》便是由此而来。
喜峰口战役大刀队
七七事变爆发后，当时蒋介石在庐山。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
日军没有想到我军的坚决回击，强攻不行，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缓兵之计，实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战斗打打停停，边打边谈，直到7月25日，日军援兵到来，日本作战部署基本完成。此时，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
25日，日军援大举进攻，期间签的多份协议都成了废纸。26日，日军进攻廊坊，双方展开激战，敌我均伤亡惨重。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
南苑保卫战
7月26日，日军已经决定全面发起总攻，而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拥有300万人口的北平城。
而此时日军已经从三面合围北平，只有南面尚没搞定。由于吉星文部在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坚守，日军一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此次日军主攻的方向自然是北平城的南面!
对日军来说，打宛平，不如直接进攻南苑。一旦南苑被攻陷，北平四面完全被围，也就是囊中之物了。至于宛平城无论29军是否死守，已经并不重要了。
南苑有29军重兵和29军的军部，是守卫北平南边最重要的一个基地，也是29军指挥中枢。
南苑兵营位于现在的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机场内，从清朝以来就是京畿一带训练军队的一个基地，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袁世凯，冯玉祥都曾经把指挥部设在南苑，现在的29军也是这样。
日军把战役重心放到了南苑。宋哲元也判断到日军会进攻南苑，积极调兵防守，由此南苑保卫战就开始了。
宋哲元誓言
首日血战 日军被击退
1937年7月2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苑。那时正是守军力量最薄弱的时候。此时，共有37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和“一二九”运动之后热血学生组成的一个学兵团(还没有发枪)。
于是，宋哲元军长急令赵登禹132师迅速进驻南苑，想以新锐之师阻击日军进攻。急于赴战的赵登禹师长只带身边一个团先行赶到南苑，另外增援的部队尚在途中。其中两个团刚到团河，主力部队还在涿州。镇守南苑的部队，此时约略7000余人。
赵登禹师长虽然受命担任南苑防御总指挥，但因27日刚到南苑，立足未稳，情况不明，联络不畅。当时，他真正能调动的人马，也只有自己的那个团而已。
赵登禹
更不幸的是，因汉奸潘毓桂的出卖，日军早已掌握了该师增援部队的行军路线，在团河设下埋伏。结果，赵师长的两个团误入日军包围圈，经激战后全部被歼，只有一个团长突围到南苑，向赵报告情况。
27日深夜日军发起进攻，在川岸师团40门重炮的掩护下，牟田口廉部队首先突击力量相对薄弱的南苑学生兵团驻地。日军担任第一线指挥的一木清直所部，率先冲进守军阵地，不料纷纷踏上地雷，伤亡惨重。日军被炸蒙了，嗷嗷乱叫。据战后一木清直回忆说：“他身边的炮兵协调员被炸昏了头，对着话筒大叫‘打近了，打近了’!原来，他把地雷的爆炸当成了自己的炮火。”
一木清直所部虽然遭受重创，依然嚎叫着向前猛冲，跃进战壕和迎来的学生兵团展开了肉搏战。当佟麟阁率领的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时，一木清直又被从阵地上赶了下来。总之，日军27日的南苑攻击战以失败告终。
1100名学生兵血洒战场
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战斗一打响，炮火依然集中在南苑阵地南边的学生兵团驻地。学生兵团虽已遭伤亡，但学兵们依然宁死不屈，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又有几百名学兵英勇牺牲。据后来史料记载，学生兵团“伤亡十倍于日军”。
这些牺牲于肉搏战的学兵，都是北平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为抗日投笔从戎的。当时，日军扑向南苑的时候，他们领到抢支才几个小时，打仗的知识都没有，但是非常勇敢。
他们为祖国而战，牺牲在南苑这块土地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1700人的学生兵团，活着回到北平的不过600人而已。
佟麟阁
撤退途中 英烈殉国
28日清晨，日军飞机到南苑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29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毁坏。日军迅速占领了29军的一线阵地，南苑的外壕、外墙也被日军突破多处，形势非常危急。
战斗到上午10点的时候，日军随军战地记者冈部孙四郎，被29军击毙。南苑战斗的前两天，他还写过一篇战地新闻稿说：“敌人的伤亡很大，但是战斗精神依然旺盛，有的机枪手被打倒几次，依然站起来射击。”还说：“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上升，我的身边，已有40人高贵的战死。”
这段话，虽然是为日军侵华唱赞歌，但正好说明了中国军队抵抗日军进犯的英勇和顽强。
日军军官川岸文三郎惊悉冈部亡命的消息后，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冈部的尸体”，又“命令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与扫射”，一瞬间南苑变成一片火海。川岸还“命令驻扎通州的萱岛联队来南苑，从背侧夹击守军”。如此，南苑形势更加严峻了，于是守军奉命开始撤退。
28日下午4时，当南苑守军撤退到大红门一带时，不料落入日军萱岛联队的伏击圈。日军以机关枪、迫击炮等武器猛烈射击，加之头上的敌机猛烈轰炸，守军遭到重创，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在这里殉国。
据幸存者回忆，当时撤退时，赵登禹因此前战斗中腿部已经负伤，乘坐在一辆黑色轿车中指挥余部撤退，不幸再次负伤，但是依然指挥余部反击，不料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两腿，当场昏迷。醒来后，他对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到城里告诉我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另一位将军佟麟阁，先是被枪击落马下，带伤继续指挥突围，后再次中弹身亡，时年45岁。
据统计，南苑守军7000余人，阵亡5000人之多，大部分牺牲于大红门这次战斗中，只有郑大章残部突出重围，回到北平。另一部人从南苑向南突围，“李鸿斌随冯玉祥的大儿子冯洪国去了固安，成功地逃出了日军的包围。”
据记载，29军在平津一带战役中，“南苑保卫战”是最为惨烈的一次。
南苑保卫战以失败告终，导致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29军全线南撤。从此，在中国的国土上，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开始了。
日军绘制的卢沟桥地区形势地图
汉奸的下场
值得说明的是，整个南苑保卫战的失败，汉奸潘毓桂的出卖扮演了重要角色。
团河增援部队遭到伏击，是因为潘毓桂的出卖;日军首先对准南苑力量相对薄弱的学生兵团下手，也是因为潘毓桂的出卖; 最让人痛恨的是大红门受伏击，损失惨重，两将军殉国，同样因为汉奸潘毓桂的出卖。
原来，发现日军不断增兵，南苑又遭袭击，宋哲元军长料定南苑难守，于28日上午就给赵登禹下达了撤离南苑的命令。但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于是冒死派员，几经周折，撤军“命令”才送达赵登禹手中，这已是28日下午1点的事了。其间汉奸潘毓桂，早已把宋哲元的撤退命令，包括撤退路线告知了日军，这样，才发生了大红门一带惨遭伏击的事情。
汉奸潘毓桂
潘毓桂何以在“南苑保卫战”中能知道29军最上层的机密呢?还得从军长宋哲元说起。
原来，在对日问题上，宋一开始是摇摆不定，潘正是宋对日表示“亲善”的窗口。在宋看来，“打”，要靠冯治安、何基沣他们;“和”，还要靠潘毓桂等人。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旧军人，极重封建理念。潘与宋为两代世交，宋的父亲原为潘父幕僚，因此宋对潘信任不疑，视作亲信。在机密问题上，宋也绝不背潘。但是潘毓桂其人，又的确是个死心踏地的汉奸，是宋哲元所没想到的。这就是汉奸潘毓桂能够出卖29军的症结所在，也是南苑保卫战损失惨重的症结所在。
南苑保卫战后潘毓桂情况如何?因与日本“精诚合作”，分得伪北平市警察局长的职务，不久升迁伪天津市市长。
抗战结束后，潘毓桂被民国政府逮捕，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上还挂着“汉奸潘毓桂”字样的布条，一路之上，遭到万人唾弃。由于潘家上下打点，并请著名律师为其辩护，当时民国法院以“潘1939年离开伪职，有悔悟之心”为由，从轻判处并很快得以保外就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人民政府认为潘毓桂所犯罪行远未清算，以汉奸罪名将其再次逮捕。潘毓桂1961年死于狱中，这就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汉奸潘毓桂的可耻下场。
国内报纸关于公祭佟麟阁赵登禹二将军的报道
后世纪念
佟麟阁将军
佟麟阁，中华民国军事将领，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高级将领之一。
七七事变时，佟麟阁以二十九副军长之职负责军事指挥。他通电全国的誓言是：“杀敌救国，军人天职”。他号召官兵：“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他对大学生训练团讲话时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你们可把我绑至天安门前，挖我双眼，割我双耳。”
193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二级上将。抗战胜利后，将南沟沿大街改名为佟麟阁路，以示纪念。
2014年9月，佟麟阁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2009年，佟麟阁将军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毛泽东高度评价佟麟阁：“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赵登禹将军
赵登禹，国军将领，抗日烈士。曾任冯玉祥的随身护兵，“中原大战”后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喜峰口大捷后，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卢沟桥事变后，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
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市政府将崇元观南至太平桥的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北平通县古运河西岸一条大街，被命名为“赵登禹大街”。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确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1997年，北京市大红门中学更名为北京市赵登禹中学。
2009年9月，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冯玉祥亲笔在照片上题写了“民国七年的打虎将军”来称赞赵登禹。
毛泽东高度评价赵登禹：“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