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槐（1915—1998），原名王永开，乳名二伢子，1915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柏树街白茅冲一户贫农家庭。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5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中，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四分区副政委，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文名：王宗槐

别名：王永开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西、万载

出生日期：1915年08月14日

逝世日期：1998年10月31日

职业：军人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15年8月14日出生在江西省万载县双桥乡白矛冲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上私塾几个月，后当织布学徒。

1929年10月加入赤色工会和赤色少年先锋队。

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月参加中央苏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

1933年冬任红2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不久任组织科青年干事。

1935年6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任红1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

1936年7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同年任红1军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

1937年2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

1939年7月被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授予“模范干部”称号。

1940年初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1年11月至1942年8月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即第3支队副政治委员。

1943年8月赴延安，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0月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47年9月至1948年5月任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副政治委员、纵队党委常委。

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4纵队政治委员。

1949年4月至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第63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50年6月至1952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组织部青年部部长。

1951年4月至1952年4月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委员。1951年11月至1956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本部党委书记。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总党委委员。

1952年3月至1956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1953年1月至10月兼任总政治部秘书长。

1955年评衔时，与赖传珠、徐立清、肖华负责少将评衔工作。

1958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

1959年4月至1969年任高等军事学院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

1960年11月至1963年4月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党委书记。

1962年9月至196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

1973年11月22日至1975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

1975年3月至8月任昆明军区党委常务委员。

1979年4月至1982年11月任第二炮兵党委常委。

1984年任中央军委派驻海军整党联络组组长。

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98年10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王宗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第九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教导营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秘书长、干部部副部长，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在中央苏区与部队青年工作结缘，在红军“青年冲锋季”中迅速成长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半年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他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并在一次护旗冲锋中光荣负伤，成了青年战士学习的好榜样。1932年1月，王宗槐被选为红三军七师的团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这次团代会共有300多名代表，会议大约开了10天。会上，他认识了萧华、刘志坚等人，并首次见到了周恩来、项英、萧劲光等领导。这次会议，为发展和加强红军部队的青年工作奠定了基础。正是从出席这届团代会开始，王宗槐与部队青年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2年2月底，红三军为贯彻上级有关青年工作的指示，在江西信丰县举办了约30人的青年骨干训练班。4个月后，青训班结业，王宗槐被分到红三军第七师政治部青年科任干事。也是在这一年，王宗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冬，王宗槐被调到红二师政治部青年科任干事。

1934年2月初，红军总政治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号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加强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以萧华为部长的总政青年部根据这一精神，提出在红军部队中开展“青年冲锋季”活动，受到全军上下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欢迎。

1939年5月，王宗槐（前排右1）

“青年冲锋季”活动，实际上是在青年战士中开展的竞赛活动。竞赛内容是“四不、五要、三努力”，即：不生病、不掉队、不怕苦、不犯纪律；每人要识300字，要团结友爱，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要搞好军民关系，要讲究卫生；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为便于记忆和贯彻执行，有人将这些内容以《苏武牧羊》的曲调谱成歌曲，在部队中广为传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时任红二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的王宗槐，在组织二师的“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要识300字，不少人觉得困难，他就跟大家在一块想办法：先认本连人的名字和行军经过的地点，让大家把不认识的字三个五个地写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以便边走边认，休息时就相互测验。这样的竞赛活动，做到了有布置、有检查，方法对头，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由于部队战斗频繁，物质生活条件差，文化生活也非常贫乏。那时活跃文化生活、鼓舞部队士气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唱革命歌曲，召开文艺晚会。一次开晚会时，师长陈光、师政委刘亚楼都上台参加演出。军团的聂荣臻政委，还有罗瑞卿也带头上台演戏。王宗槐很受感动和激励。原先他张口讲话就心跳脸红，但在感染和带动下，短短3个月，他学会了许多歌曲，走到哪儿教到哪儿。在苏区的两次演出中，他都男扮女装，上台演戏。一次是在江西黎川县演《苏区景》，由于他长得清秀，个子也不大，装扮苏区的绣花姑娘，演得很成功。

遵义城里打土豪

红军长征血战湘江后，王宗槐和先头营的战友们在占领通道县城后，经贵州之剑河、台江、施秉，跨乌江，攻团溪，追溃敌至距遵义40里的梅关。

1935年1月7日凌晨，先头营二师六团三营像一把尖刀插入了遵义新城，把红旗插在城里的一座楼房上。进城后的王宗槐，首要任务是带着警卫排两个班去遵义老城打土豪。这是二师政治部首长的命令。谁是该打击的具体对象呢？王宗槐向几个贫农作调查。老百姓都说：“柏拐子最坏，柏拐子最有钱。”这个柏拐子就是柏辉章，腿有点瘸，故名“柏拐子”，是贵州军阀的一名师长，在遵义城里有处别墅。在群众指点下，王宗槐等人在天主教堂旁找到了柏拐子的住处。他让一个班看守教堂，另一个班跟着他进了柏拐子家。这是一座两层的木楼，有凉台，家里的人都跑光了。经查找，柏拐子早把白银和贵重物品带走了，只留下为数不少的衣物、布匹和点心。见了点心，王宗槐才觉得肚子饿了，便向大伙下令道：“一边吃点心，一边没收财产。”他们把那些适合部队穿的衣服挑出来装在竹筐里，其余的抬到楼上。凉台下是条小街。他们在上边往下扔衣服，街上群众在下边抢。这里群众也许太穷了，不像别处那样怕财主报复。别处不敢要，这里的人争着抢。有的抢不到，战士们就朝他们身上扔。谈及这些事，王宗槐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那时，我们这些穷苦人出身的红军战士，只是想着打胜仗，多缴获些东西，一边武装自己，一边分给老百姓，这就是最大的乐趣了。

离开柏拐子家，他们把没收的东西交给了师部地方工作科，第二天就跟着师部向娄山关前进，一直北进到松坎地区。这时，后方传来了喜讯：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长征途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许多年后，王宗槐来到遵义会议旧址参观时，才惊喜地发现：“这不是柏拐子那座木楼吗？当年，我们还在这里打土豪呢！”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光辉照耀下，王宗槐和他的战友们回师遵义、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路上，部队一直缺盐。因为缺盐，人们往往全身无力。长征途中，正当王宗槐举步维艰时，团政委杨成武匀给他一包盐。那情谊，比金子还珍贵。在大渡河北岸的一座山上，王宗槐得病掉队了。偏巧，二师卫生部长叶青山带着收容队向他走来。一针打下去后，两位战友便架着他吃力地朝前走。走着走着，他有劲了，甩开左右，咬紧牙关独自朝前赶。快到雅安附近时，他终于追上了队伍。快过草地时，部队严重缺粮，团青年干事钟生溢（当时叫钟生益）在渡河作战中被河水冲走了干粮袋，几天来一直靠同志们的接济度命。王宗槐得知这一情况，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炒面一分为二，又将杨成武给他的咸盐匀出了一把，钟生溢含着眼泪收下了。1964年钟生溢在河南省军区任政委，偕同爱人到北京看望王宗槐时曾十分感激地说：“要不是你那碗炒面，我是过不了草地的。”

以字换盐

1937年8月，王宗槐调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上任不久，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即派他参加由司令部秘书长舒同带领的工作团，到山西定襄去发动群众，扩大武装。

以往红军招兵，都是本着“政治动员，自愿报名”的原则进行的。这次定襄招兵，依然遵照这一原则行事，难度可就大了。为了抗日救国，红军接受改编，摘下了红五星，换上了国民党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有的甚至不得不穿上国民党军的军服。这种外观上的相似之处给八路军的招兵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国民党军队一向是靠抓壮丁来补充兵员的，他们军纪涣散，欺压百姓，导致民怨沸腾，谁还会自愿参军呢？

王宗槐初到定襄，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幕：阎军野兽般地追逐年轻妇女，有些妇女吓得提着裤子逃跑，有的被奸后含恨自杀。许多百姓的耕牛被抢走，就连鸡窝里的鸡和蛋也尽被掏去。王宗槐目睹惨状，不禁感慨万千：“遭殃军呀，我咋跟你们同戴一种帽徽呢？

为了与阎军区别开来，舒同、王宗槐等人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不论天晴天阴，总把写有“八路军”三字的大草帽背在身后；二、宣传八路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严格军纪，秋毫无犯；四、教老百姓认识“八路军”三个字，以便从臂章上识别八路军。

好在定襄、五台等县大革命时期就有共产党活动，加上红军东征、平型关大捷等，都给人民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当地群众对八路军热情欢迎。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王宗槐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2月中旬的一天，聂荣臻和舒同向王宗槐布置任务说：“吕正操带了人民自卫军的主力两个营和一个特种营，来到路西（平汉铁路以西）的王快镇，进行整训，你代表军区去慰问，并帮助他们整训和建党建政（指政治机关）。”1941年，晋察冀第3军分区领导干部王平（右起）、王宗槐、詹才芳、潘峰在一起

这支人民自卫军原属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大都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忍辱挥泪告别故乡，退居华北。南撤途中，中共地下党员、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毅然决定回师北上。途经蒿城梅花镇时与敌激战一昼夜，毙伤日军700余人。10月10日，该团在晋县小樵镇举行誓师大会，在“保卫华北，保卫家乡”的口号中打出了人民自卫军的旗号，由吕正操任司令员。这支队伍刚刚脱离旧军队，存在不少问题，急需进行整顿。另外，部队中虽有几名共产党员，但没有党的组织，无法开展工作。

受领任务之后，王宗槐立即着手准备：筹集了一批饼干、罐头，还有大量的土特产，作为慰问品；让刚组建的军区抗敌剧社20位同志赶排了一台文艺节目，并让每人准备了一顶八路军斗笠。

王宗槐带慰问团到了王快镇，受到了人民自卫军的热烈欢迎。桌子上放了许多招待香烟，有英国南洋烟草公司的“红炮台”、“白金龙”，皆50支铁盒精装。最次的是国产中上等的“大婴孩”。因为王宗槐不会抽烟，这些烟他很少动。几天后，找他聊天的人越来越少了，是什么原因呢？一天，一位地下党员对他说：“自卫军官兵听说八路军里规矩太多，连烟都不准抽，原以为谣传，这下子见你这个组织部长都不抽，就相信了。他们有顾虑，担心将来改编后受约束，吃不消。”王宗槐大有感悟。红军里确实有不抽烟这条要求，那是从1934年开展“青年冲锋季”活动开始的，后来这一要求变成了青年官兵们的自觉行动，大家都养成了不吸烟的好习惯。长征途中，打下贵州桐梓城，缴获的“白金龙”香烟堆积如山，抽烟的可以随便拿，但除了几个年龄大的“老烟鬼”带了一些，其余的都分给了当地老百姓。改编八路军后，帽徽虽然变了，但老传统没有变。青年官兵之间仍然相互监督，很少有人抽烟。王宗槐一直从事青年工作，自然模范带头，所以也一直不会抽烟。眼下环境变了，任务也变得十分特殊，他认为原先的一些规定也应服从当前大局和工作需要而灵活变动。

1948年8月，王宗槐和王道邦在哈尔滨

为了打消人民自卫军一些官兵的顾虑，增强政治工作的渗透力，王宗槐立即学着抽起烟来。刚吸烟时又辣又呛，滋味很不好受，但他把这事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强忍着吸进去，吹出来，来人越多，他抽得越凶。这样人来人往，你递给我一支，我给你点个火，烟一冒，话就来了。聊天之际，他向大伙解释说：“抽烟损体伤财，八路军里不提倡，但也允许抽，靠自觉，不强迫。”这就解除了自卫军官兵们不必要的顾虑，整编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在短短10天内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路西整训结束后，这支队伍便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立足冀中，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打了许多漂亮仗，以后逐渐扩展为冀中军区。

慰问团返回阜平城后，聂荣臻听取了汇报，表示非常满意。政治部的青年同志不知内情，批评说：“你这个部长呀，怎么抽起烟来了？”王宗槐自我解嘲地说：“我改，我改！”

他刚刚把烟戒掉，新的任务又向他招手了。河北张仲翰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叫河北民军，2000多人，主要是青年学生。这支队伍主动向八路军靠拢。当他们行至阜平东边10公里的东庄时，张仲翰亲自到阜平见了聂荣臻，请求派人帮助整训。聂荣臻指派王宗槐和军区党委的张达一块去执行这次任务，民军副司令张文奎、政治部主任边冠三竭尽全力热情招待王宗槐、张达一行。王宗槐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无拘无束地递烟抽烟，双方关系十分融洽。很快这支部队的政治机关在整训中建立起来了。在此期间，王宗槐还向官兵们反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红军的光荣传统，使他们深受启发和鼓舞。后来河北民军被编为贺龙师长领导的一二0师三五九旅的一个团。由于不断执行这种发展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武装的任务，加上经常接触地方各界人士，王宗槐的抽烟嗜好也由假成真了。

1940年8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由晋察冀军区、一二九师、一二0师等发起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击战，史称百团大战。

战役开始前，聂荣臻、唐延杰带着精干的前方指挥班子赶到井陉附近的洪河漕小山村，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王宗槐是前线政治部负责人，他带着宣传干事刘秉真、巡视员王思众、诗人田间和其他几个政工干部，跟随“前指”行动。

战前准备阶段，王宗槐主持拟定了战时政治工作的电报，明确了战时政治工作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具体内容很多，主要包括各级政委、政治机关在战前政治工作中的职责；要求各部队严格保守军事秘密，不允许泄露战役意图；做好卫生防病，保证部队不生病，不掉队，保持战斗实力；到达集结地后立即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提出有力的政治口号，告诉每个战士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等。

一切部署完毕，王宗槐奉聂荣臻的命令赶到十六团。十六团原在冀中平原，有丰富的平原作战经验。这次到正太路西作战，不熟悉地形，缺乏山地作战经验。王宗槐带着几个同志赶到娘子关以东正太路以北的乏驴岭一线，帮助他们开展山地攻坚。8月20日夜10时，十六团按预定时间向敌人发起了进攻。经过这一夜的激战，摧毁了敌人在乏驴岭的各个据点，掩护了兄弟部队在正太路上的破击战。这一仗打得好。伤亡小，缴获大，尤其可贵的是，十六团在这战斗中取得了山地作战的经验。王宗槐代表“前指”肯定了十六团的功绩，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官兵们非常满意。大家说，这次胜利，你王部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却把功劳完全记在我们身上，真过意不去。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作战结束后，部队进行了几天休整。接着发起了第二阶段——涞（源）灵（丘）战役，摧毁了敌人的许多据点，歼敌1000多人。这期间，王宗槐一直在前线指导部队作战。他先到广灵县内的五分区了解情况，然后走了一夜山路，赶到三分区指挥中心唐县米城，代替生病的三分区政委王平，实施战地领导工作。王平康复后，他才回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它不仅以事实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而且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王宗槐作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军区“前指”政治工作负责人，自始至终战斗在第一线，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作出了应有贡献。

日军在百团大战中吃了大败仗，立即委任屠杀东北、华中人民的刽子手冈村宁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一到华北，就调集7万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首先扫荡北岳区，继而向军区机关和边区腹地疯狂进攻，迫使晋察冀军民进入了极为艰巨的1941年秋季反“扫荡”。

一场大战之后，军区机关从灵寿县李家沟回到了平山县的陈家院村。一天，晋东南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来一份电报，要晋察冀军区组织部上报一份营以上干部名册。项目不多，只要写上姓名、部别、职务这3项就行了。那时，组织部编有5个科：组织科、青年科、统计科、巡视科、干部科，都有科长，唯独干部科长由部长兼任。由于两名干部干事到职不久，情况不熟悉，加之手头没有资料可查，工作起来难度较大。

这种状况，是敌后抗战的特殊环境造成的。1939年秋季，晋察冀军区第一次反“扫荡”时，政治部组织部根据军区首长指示，烧掉了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履历表，埋在唐县稻园地里。不料，日伪军挖地3尺，把它挖出来了，暴露了晋察冀部队一些实力。聂荣臻知道后指示说：“往后，反‘扫荡’前把文件、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之后再填表、整理。”

此刻，面对白纸一张的干部档案资料，王宗槐自言自语道：“这是一场考验呀！”他拿出笔，把军区司、政、供、卫机关及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名单一一列出。然后，又把一至五分区的营长、教导员、团特派员、总支书记、机关股长、科长、协理员等营以上的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一一列了出来。那2名干事，一个制表，一个跟在后边抄写，3人一齐努力，仅用了5个小时，一份全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造成了，总计近2000个（因分散，萧克领导的冀热察挺进军和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军区按惯例自报，不计在内），与实数一个不差，许多同志为之惊讶，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表扬王宗槐是干部工作的“活词典”。

王宗槐这种能力的形成与聂荣臻经常向他询问干部情况有关。在谈到某个干部情况时，聂荣臻总爱问：“哪儿人？哪年参加的？任现职多久了？有啥特点？”

1987年7月，王宗槐与聂荣臻在北京

起初，王宗槐将这些情况记在一个小本本上，以备查问。有一回，他现翻现答，忙作一团，聂荣臻以平静的目光望着他，严肃的表情中透出一丝不快，随后便轻声慢语地说：“要记在脑子里。”

这句话使王宗槐找到了工作中的差距，于是，他在熟悉干部上狠下功夫。干部开会，尤其开学习讨论会，他尽量参加，以掌握干部的觉悟情况和思想动态；经常到各部队了解情况，掌握干部的业绩和工作能力；给外来干部和慕名而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分配工作，逐一跟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家庭、爱好、经历、特长及对工作分配的要求等。每次谈完话，他都要闭目回想一下他们谈话的内容，直到记住了才罢休。由于他对工作尽心尽力受到了组织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1940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河北省曲阳县武家湾选先进个人时，一致推举王宗槐为军区的“模范干部”。

百团大战之后，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起了空前大“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这时，王宗槐向组织上请求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敌后去工作，聂荣臻批准了他的要求，派他到三分区去当政治部主任。

三分区所辖区域为平汉铁路至新乐以西地区及部分路东地区，包括河北省的阜平、唐县、完县、曲阳、望都、定县等地。这时除了阜平县，其他县城都被日军占领了，不少村庄也都成了游击区。天上有敌人飞机盘旋，地上是碉堡林立，铁丝网纵横交错，封锁沟交织成网。敌人妄图将这里的抗日军民拖垮困死。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王宗槐和他的战友们坚持在乡村山野瞅机歼敌。敌人的封锁切割，使分区的主力部队不能得心应手地开展游击战。白天行动，受到日伪军据点的监视和制约；晚上活动，老百姓的看家狗汪汪叫，无形中成了敌人的报告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王宗槐和分区领导们向老百姓积极宣传抗日的道理，发动各家各户顾全大局，打死自家爱犬。

1962年11月，王宗槐（右4）在云南

有些村庄的思想工作不细，简单粗暴地发动民兵，见狗就打，引起群众的不满。有的把狗藏在白薯井里，留下了许多隐患。如何消除隐患？王宗槐想出了办法：夜间进村检查，故意露出响动而引出狗吠。抓到这样的“典型”，立即进行教育：“汉奸告密你恨不恨？爱犬‘告密’怎么办？”由于思想工作到位，方式方法亦得当，整个分区在数日内再也听不到狗叫声了。这就为分区部队夜晚行动提供了静悄悄的环境。他们“端”碉堡，割电线，平壕沟，抓“舌头”，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同时，面对面地对敌开展政治攻势。这项活动主要是分区政治部组织实施的。王宗槐等人把口齿清楚、声音洪亮的广播员组织起来，在武装分队的掩护下，有计划地向敌伪各据点喊话，造成舆论攻势，进行政治瓦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被大家誉为武装宣传。对不听宣传者，他们则给以武力惩罚，搞得敌伪乌龟似地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逞凶，就连八路军大摇大摆在碉堡前通过，伪军也不敢干涉。

1942年9月，王宗槐调到滹沱河流域的四分区任副政委。在这里，他和他的战友们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反蚕食、反“扫荡”、护秋收、拆碉堡、破坏封锁线，并派出一支又一支的敌后武工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这对扭转困难局面，变被动为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王宗槐工作成绩突出，大伙选举他为晋察冀军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并在投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过程中选为监票员，监督和公示了选举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