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统（1898—1970年），早期活动家、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工作。建国后曾任劳动部副部长、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施存统任团中央书记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中对施存统予以充分肯定。

中文名：施存统

别名：施存统、复亮、伏量、伏图，化名方国昌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浙江金华市

出生日期：1898

逝世日期：1970年

职业：劳动部副部长、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毕业院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工作

性别：男

儿子：施光南

施存统，浙江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叶村人。原名施存统、复亮、伏量，别号伏图，化名方国昌。

1917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当选为青年团中央书记（第一任）。

1924年到上海大学任教。后在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

1927年任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

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著译工作，并任上海大陆大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为文化界救国会领导人之一，并与黄炎培、章乃器等组织民主建国会。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后任劳动部副部长。曾当选为民建中央常委和副主席。是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70年11月29日病逝北京。著有《现代唯物论》、《中国现代经济史》、译有《资本制度浅说》、《世界史纲》、《社会进化论》等。

其子是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1899年冬生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东叶村。祖父施长春，世代务农。祖母徐氏，粗识文字。祖母性格刚强，辛勤劳作，备受艰辛。虽然施复亮自幼家境贫寒，但是他发誓努力读书，将来为父母争气。祖母还教育施复亮，如果做官就要作清官，不能贪财，要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些教诲对施复亮一生影响很大。

施复亮9岁入私塾，习读四书五经，两年后转入金华长山小学。他学习刻苦，尤其是作文成绩特别优秀，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

1917年，由大舅父资助他考取位于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春，母亲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导致双目失明，兼患其它疾病，又因生活贫困得不到医治，同时还饱受父亲的打骂和虐待，终于过早地离开人世，年仅45岁。母亲的早逝对施复亮刺激很大，他不断地苦苦思索：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我爱母亲，可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可是，对父亲同样要尽孝，我又不能反对他。恰在这个时候，《浙江新潮》向他约稿，施复亮就写了《非孝》一文。他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此文一出，舆论哗然，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由于文章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施复亮被迫离开学校，这就是引起轰动的“一师风潮”。

1920年4月间，施存统与俞秀松打算从上海去福建的漳州，投笔从戎，去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停留时，施存统由俞秀松介绍，认识了戴季陶，又由戴介绍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戴季陶与陈独秀都很欣赏这个写《非孝》的勇敢的年轻人。当戴季陶知道他们想去投靠陈炯明时，就说服他们“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二人被说服后，决定留在上海，先在《星期评论》社寄身，同时打算到工厂做工。但当时施存统正患肺病，所以就不得不暂时放弃到工厂做工的打算。

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第一次来到中国，魏金斯基抵达上海后，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有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共8人，还由戴季陶负责起草了党纲，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参与了党纲的讨论和修改。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这5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个党员。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日本东京，施存统经常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陈独秀、李达还介绍施存统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还指定施存统为该小组的负责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时，发展缓慢，中共“一大”前，成员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二人，当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他们二人就互相推选对方担任代表，因为周佛海已多年没有回国了，最后决定由周佛海代表日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这一时期的施存统，在日本看到许多国内查禁的书籍，他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翻译的《资本论大纲》和《社会进化论》等，深受读者赞赏。

中共“一大”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很快，成员发展到10多个人，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王”的彭湃，该小组的组长依然是施存统。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派张太雷来到了东京，由施存统介绍与日本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可是很不幸，同年12月，施存统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捕，在东京监狱里关了10多天后，1922年1月，施存统被日本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施存统回国后，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派，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全国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中间有湖南省的刘少奇、易礼容，北京的代表邓中夏，广东的代表是谭平山、陈公博，太原的代表贺昌、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也参加了会议，而且蔡和森在大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会上还决定了团的纲领，选举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团中央委员，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所以，施存统才是真正的团中央第一任书记。1922年底，团中央随着党中央由上海搬到北京。

当时，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市东南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0名左右，有湖北省林育南，北京的刘仁静、邓中夏，此外还有瞿秋白、恽代英等。因为施存统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在会上他力辞团中央的一切职务，后经大会讨论，同意了施存统的请求，于是，施存统离开了团中央。施存统离开团中央后，1923年秋，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4年10月，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离校，社会学系主任一职就由施存统继任。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施复亮遭军阀孙传芳的通缉，党组织上安排施复亮奔赴广州，在广州施复亮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1927年2月，党组织又调施复亮夫妇到武汉中央军校任教官。后来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奉命被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妻子钟复光此时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施复亮觉得共产党前途无望，在思想上，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满共产党的暴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施复亮写了《悲痛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因为施复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施复亮还是国民党党员，施复亮在《悲痛的自白》中宣布不退出国民党。施复亮退出共产党后，有一段时间，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曾经幻想通过改变国民党的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后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他对国民党绝望了，决心埋头做一个书呆子，就这样施复亮从政坛上退到了书斋里。1929年到1936年间，施复亮编著了《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唯物史观经济史》、《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这些书有些是他一个人译的，有的是与陈望道等人共译的。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下的中国，这些书经常遭到查禁，施复亮赖以生活的稿费、版税收入自然很微薄。但他的这些书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施复亮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民国大学教授《资本论》，九一八的炮声让已经回到书斋里的施复亮再次开始关心政治，他在北平公开演讲，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不少学生纷纷去他任教的民国大学“听左派教授施存统演讲”。因为思想激进，施复亮曾经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欲逮捕五大教授之一，因为学生提前报信，施复亮才得以逃脱。因为遭国民党通缉，1933年由冯玉祥资助，施复亮东渡日本卖书、读书。1935年春，冯玉祥将军聘请他到泰山讲学，冯还赠送给他2000元。1935年暑期，他又与夫人钟复光同去日本读书、卖书。1936年春，施复亮在上海与人共筹进化书局，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同年施复亮应李宗仁之邀去广西大学教书。

1941年，施复亮失业，度日艰难，儿子施光南还不满一岁。有人劝告施复亮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对此，施复亮严辞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表明了他不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

抗战胜利后，施复亮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参与民主建国会的筹建，成为在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名著一时的战士。1946年2月12日，施复亮在重庆校场口事件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毒打以至脑震荡。当时我在重庆女子中学读书，请假服侍施复亮。校场口事件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在医院中，由施复亮口授母亲钟复光笔录一篇题为《愤怒的抗议》文章，揭露国民党的罪恶行径，他在文中指出：“我对于这种事实，不能不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个人是被打了，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要向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进行的。”周恩来、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在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就赶往医院慰问了施复亮等人。

施复亮出院后，重庆的空气十分紧张。蒋介石已在策划发动全面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受到镇压，民主人士受到监视。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提议施复亮迅速离开重庆以免受到迫害。6月初，施复亮与新华社的一些同志乘飞机迁往上海。施复亮在上海想找个工作维持生活，但是国民党教育部已密令全国各学校，不准聘用施复亮任教。期间，施复亮曾去主编《京沪月刊》，但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有反对蒋介石的内容而被辞绝了。施复亮没有工作，甚至连住房也没有着落。这时候，一位名叫周庚的中共地下党员帮助了施复亮，请我们搬到他的家中居住，父亲非常感谢这位在困难中接济他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施复亮担任了国家劳动部副部长职务，对比解放前，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家中一日三餐十分简单，他的一双皮鞋穿了20年。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品供应紧张，我见光南常开夜车，脸色不好，就买了半斤巧克力给他，施复亮知道后批评我说：“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不能忘记农村，不能忘记农民。”

施复亮烟酒不沾，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多余的钱参加储蓄，一旦公益事业需要，马上慷慨解囊。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捐款1145000元（旧币），河北水灾捐款2000元，支持家乡办学捐助2000元，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施复亮去世以后，没有给家庭留下一分钱。

虽然他亦曾经努力的站在共产主义方面奋斗，尤其是难得的，他曾经不顾友谊的向戴季陶、周佛海等的曲说施行严厉的攻击，并且他曾经做过一篇彻底批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文章（因党的决定未曾发表），在那时他都认为这样做是确实有必要的；然而，到了现在，一切都变了！自从许克祥、唐生智诸将军，赶走了我们这些对汪精卫等保持着许多幻想，没有决心领导工农群众为保卫革命血战的共产党人，剩下了他在武汉“消极”、“烦闷”、“考虑”，从他的“悲痛中的自白”，决定了他自己新的“政治立场”。

据我们看来，汪精卫之分共，显然证明没有无产阶级工农的力量，小资产阶级在豪绅资产阶级压迫之下，一定是会走到背叛出卖革命的路上的。但据汪精卫自己说，他在去年四五六七月间，却曾经“艰难苦斗”，而且“为生平动心忍性之尤”。

因此想到施存统的“消极”、“烦闷”、“考虑”、“悲痛”，而且据他说，他所以“不顾一切讥笑与谩骂甚至于压迫”而投到汪精卫、唐生智的脚下，是为的“奋斗”，这些话头，大概总是小资产阶级变节失身以后一定应当要说的罢！

施存统站在他的立场上最大的发明，是中国革命有两个系统，而且亦只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承继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的系统，以解放整个被压迫民族为革命的出发点，在国民革命中去完成社会革命；一个是承继第三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系统，以解放无产阶级为革命的出发点，中国革命只是以帮手的资格参加世界革命。

他郑重地说：“中国革命只有在孙先生这个国民革命的理论之下才能完成，这好像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只有在马克思那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之下才能完成一样。”而且还说：“中国革命自有他自己的立场。”

施存统并不毁谤马克思主义，但汇合他这些意思可得一结论，便是曾琦、冯自由诸先觉所久已喊出来的一句话，“不适国情”！呜呼！施存统真可谓“觉悟”了！

施存统知道不讳言阶级，而且他分析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大体亦是对的，但在其中却有意无意混进去了许多错误的观念，于是便型成了他这一种曲学阿世的“国民革命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