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俄罗斯的世界短篇小说巨匠，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其剧作也对二十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藉此忠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现况。他的作品的两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辛辣的讽刺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1860年1月，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塔甘罗格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876年，契诃夫父亲经营的杂货铺破产，为了躲债，全家不得不迁往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来维持生计和继续学业。在这段时间，少年契诃夫写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没有父亲的人》。

1879年契诃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以“安东?契洪特”之名为杂志供稿，起先发表的作品多为讽刺小品。在《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的影响下，契诃夫建立了自己“简洁、精悍”的写作风格。《一个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意见薄》等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全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1884年契诃夫自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次年写就了第一篇与自己职业生活有关的小说《死尸》。随后以迥异于先前写作风格的中篇小说《猎人》在俄国文坛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契诃夫逐渐进入文学创作的成熟期。他的名作《草原》、《第六病室》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阶段契诃夫还写了大量的戏剧作品，主要以轻松诙谐的喜剧为主，如《蠢货》、《结婚》、《求婚》、《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纪念日》等。其中比较特别的一部戏剧作品为《伊凡诺夫》，在这部作品中契诃夫流露了他对人生的痛苦思索。 但真正令契诃夫在戏剧舞台上站稳脚跟、成为不可替代的一代戏剧大师的是他写于1895年的作品《海鸥》。《海鸥》的成功奠定了契诃夫作为剧作家的地位，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世界一流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海鸥》令契诃夫与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结下友谊，他之后的戏剧作品如《万尼亚舅舅》、《三姐妹》以及《樱桃园》均由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 契诃夫晚期的作品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艺术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比如《带小狗的女人》、《在峡谷里》、《新娘》等。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因病逝世于德国巴登维勒，时年44岁。随后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一生才华横溢，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和深邃诗意的“非戏剧化”戏剧，在西方他被称为“自然主义剧作家中最自然的剧作家”。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年)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年)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年），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年），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年），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年）。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凡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年)和《公爵夫人》(1889年)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年；《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年；《在昏暗中》，1887年；《天真的话》，1887年；《短篇小说集》，1888年）。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年)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年)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年)、《蠢货》(1888年)、《求婚》(1888～1889年)、《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年)、《纪念日》(1891～1892年)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年)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年)和《在流放中》(1892年)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年)。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

第一阶段 ，1880 ～1886年 ，用笔名“东沙?契洪特”发表了大量短篇诙谐幽默故事。其中多数尚属肤浅之作，但也有一些针砭了时弊，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如《一个官员之死》和《英国女子》、《变色龙》、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80年代中期发表的 《哀伤》 、《苦恼》和 《万卡》 等，用冷峻的笔触描写 普通劳动者 和穷 人孩子难以 诉说的苦难，表明作者的创作转向直面人生。 第二阶段 ，1886～1892年 ，1886年他首次署真名“安东?契诃夫”发表《好人》和《在途中》。小说体裁兼有中短篇，题材广泛，主题多含严肃的社会性，从各个角度提出“这生活是怎样反常”的问题 。如 《 仇敌 》 、《渴睡》、《草原》、《命名日》和《公爵夫人》、《哥萨克》和《灯光》、《没有意思的故事》 、《在流放中》和《第六病房》等，都是他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其中最后一篇，曾使列宁深受感动。 第三阶段为1892年以后。作品大多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 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艺术上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代表作《带阁楼的房子》和《我的一生》对当时流行的“小事论”渐进论和托尔斯泰的“平民化”’了否定性描写，认为需要有“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套中人》揭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保守势力的猖獗和虚弱，反映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新的社会情绪；《带狗的女人》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虚伪生活的无聊和可憎可恶；《醋栗》和《姚内奇》批判了蜷伏在个人幸福小天地里的庸俗和无聊，指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争“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女人的王国》、《农民》、《出诊》和《在峡谷里》等篇，生动地展示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俄国社会两极分化、极端不公、农民破产和富农的贪婪残酷等可怕景象；《未婚妻》的主人公甚至提出要“把生活翻一个身”，表达出奔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个阶段的作品，虽仍限于中短篇，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他所写的是“对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是“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因此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高尔基说过 ，契诃夫的小说是“ 内容比文字要 多得多的作品 ”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契诃夫从 19世纪80 年代起同时进行戏剧创作 。最初写的都是戏剧小品或独幕喜剧，内容接近早期幽默故事。较出名的《伊凡诺夫》属正剧，批判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接连完成4部多幕剧。第一部《海鸥》，通过3个性格迥异的艺术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及不同命运，表明只有对艰难现实怀有信心的人才有前途和价值。第二部《万尼亚舅舅》，写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作者同情主人公的善良勤恳，谴责其因缺乏理想而变得消沉的人生态度。第三部《三姊妹 》所写3位年轻知识分子女性都很善良 、真诚 ， 渴望光明美好的未来，却无奈只能生活在痛苦的期待中。借此成功地揭示了现实中“ 美的毁灭 ”的主题 ；同时通过男主人公吐露的“巨大的、健康的风雷已经临近”的预感，给剧本整个压抑哀愁的图景增添了一丝乐观的亮光。最后一部《樱桃园》，展示俄国贵族庄园无可挽回的没落及其为资本势力代替的客观历史过程；同时借青年主人公的形象使告别过去的哀伤同向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交织在一起，砍伐樱桃园的刀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尽管这“新生活”并不明确 。这4部剧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作家中后期的一些小说基本一致。都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各色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揭示社会的重要迫切问题。剧情的开展朴质自然，同时含有丰富的潜台词，洋溢着浓郁的抒情，充满诗意。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年）；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年)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年)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年)和《三年》(1895年)等作品；而《出诊》(1898年)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年)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年)和《我的一生》(1896年)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年)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年)和《姚内奇》(1898年)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文学小说：

《胜利者》（1883)、《变色龙》(1884)、《草原》(1888)、《没意思的故事》(1889)、《库页岛》(1893--1894)、《在流放中》(1892)、《第三病室》（1893）；戏剧作品：《结婚》(1890)、《蠢货》(1888)、《求婚》(1888-1889)、 《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伊凡诺夫》(1887-1889)、《樱桃园》(1903-1904)等等。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1896年的一天，契诃夫的四幕喜剧《海鸥》首次在彼得堡公演。 剧院里座无虚席。在右首的特等座位上，一位年轻、美丽、穿着素雅大方的女士，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舞台。她满脸绯红。看得出来，她是带着一种特别激动、紧张的心情来观看这次公演的。 第三幕开始了，女主人公妮娜与剧作家特里果林在告别，她递给他一个纪念章，接着说：“……作为临别纪念吧。我让人把你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刻在上边了……另一面刻上了你的一本书的名字……”。 “这太可贵了！”特里果林吻了吻纪念章说，“多么可爱的礼物呵！” 妮娜走了，特里果林拿着纪念章翻来翻去地爱抚着，清清楚楚地读道：“……121面，第11和第12行。”然后走到一边，又把这些数字读了一遍，问刚刚走进来的女主人：“这里有我的什么作品吗？”接着又读道：“121面……”。 他拿到了那本书，找到了那几行，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着： “要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来，拿去就是。” 他走到一边，把这句话又重读了一遍。 这样一个并不特别显眼的情节，却在这位年轻的女士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她一下子呆住了，好像透不过气来，脑子嗡嗡直叫。但她还是强自镇定，努力地记住了那几个数字，在心里默默地念了好几遍：121面，第11和12行。……演出结束后，她心慌意乱地坐上马车，向家里驰去。 二那是1895年2月的一天，契诃夫收到了高尔采夫（《俄罗斯思想》杂志主编）转给他的一个精致的小包裹。里面是一个漂亮的小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个金质的表链坠子，样式很特别，也很有趣，既不是通常的圆形、菱形，或长方形，也不是那种俗气的象征爱情的心形，而是一本书的模型。书的一面刻着：《安?契诃夫小说集》，另一面刻着：“第267页，第6行和第7行。” 按照这个页码翻开《契诃夫小说集》，就会在《邻居》这篇作品里，找到我们已经从特里果林嘴里读到过的这样两行文字： “要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来，拿去就是。” 多么新奇的礼物，多么真诚的爱的表白！从这简短的一句话里，似乎可以感受到一颗充满着矛盾、痛苦，并与这种复杂感情进行搏斗的灵魂的轻微的颤栗。 这，到底是谁的赠品？契诃夫立刻就明白了，完完全全地明白了：这是28岁的女作家阿维诺娃的礼物。 契诃夫仔细地把礼物珍臧起来，他一声也不响，既不回信，也不去看望。这是明明白白的，他们相爱几年了，已经达到心心相印，灵犀互通的程度，爱得热烈而又深沉，纯洁而又高尚……但他们又都明白，结合在一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阿维诺娃不仅有一个热爱自己的丈夫，而且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如果她要交出自己的生命的话，那绝不是一个，不是，而是四个，连孩子们在内。

记得有一回．他们和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谈。有人谈到：因为选错了丈大或妻子而不得不破坏夫妇生活，这样做对不对？有的说，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既在教堂里证过婚，就不能变动；有的举出了种种理由来激烈地反对。契诃夫听着，一语不发，但突然向阿维诺娃小声问道：“您的看法呢？”阿维诺娃不假思索地说：“先得断定这样做值不值得。”“我不明白，怎样叫值不值得？“值不值得为了新的感情而有所牺牲。……要知道，牺牲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孩子们。应该想到牺牲，而不是想到自己。这样一来，值不值得就很清楚了。” 这就很清楚了，他还不能作任何答复，但又必须有所答复。……一年后，他们意外地相会了。在一个作家举办的假面舞会上，阿维诺娃化了装，她戴着假面，嘴里含着一枚黑桃，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嗓音，径直走到契诃夫的面前，站住了。 “看见了你，我真高兴！”她说。 “你不认识我，假面人。”契诃夫仔细地瞧着她，回答道。 真的不认识吗？不，契诃夫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契诃夫挽住她的胳膊，带到一个空无一人的走廊上。 “你知道，我的戏不久就要上演了。” “我知道，《海鸥》。” “那就很仔细地看吧。我要在戏里答复你。可是务必要仔细听，别忘了。” “你要回答我的什么问题呢？” “回答许多问题，务必细心听戏，都记住。” 阿维诺娃等待着契诃夫的这个许诺，她不安地等待着这一天……三“看来这就是回答， 他从舞台上回答我了：121页，11和12行……”阿维诺娃在心里默诵着这几个数字，“但这个数字跟我刻在表链坠子上的完全不同。 到底是怎样的回答呢？”她焦灼不安地想。 回到家里，她找到契诃夫的集子，用颤抖的手，翻到121页，找到那两行： “……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入神地瞧着我？你喜欢我吗？” 不可理解。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开玩笑吗？她躺到了床上，忽然又爬了起来。闪电似的，脑子里升起了一个念头：“对我的回答，为什么不会在我的书里选出两行呢？”她急忙找到了自己的小说集《幸福的人》，按页码翻到那两行，念道： “年轻的姑娘们不应该去参加假面舞会。” 对了，这才是真正的回答。它确实回答了许多问题：是谁送那表链坠子的，是谁戴着假面的，是谁那样深深地爱着他……一切，所有的一切，他全都知道。 她的双眼，噙满了痛苦而又幸福的泪水。 在爱情上，他们没有再前进一步。契诃夫与阿维诺娃很少见面，但一直保持着真挚、亲密的友谊，书信不断。契诃夫在信里指导女作家的写作，坦率地、恳切地指出作品中的缺点与不足，给予温和的、中肯而有益的忠告。这种书信联系，一直保持到契诃夫逝世。

俄罗斯本土，从上世纪初到80年代末，契诃夫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位伟大的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社会历史风貌和各阶层民众的生活，而且还由于契诃夫发表过许多有关文学创作要真实、不要虚假的言论，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契诃夫是最正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最优秀的作品都是用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念和方法创作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苏联学术界为了维护现实主义传统的纯洁性和权威性，往往拒绝承认俄国经典作家与西欧作家之间存在着精神上、思想上和创作方法上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被西方现代派奉为精神领袖，而长期进不了正统的俄国文学史。事实上，俄罗斯的很多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都有非现实主义的一面，他们同西欧作家也存在着种种理不清、割不断的联系。契诃夫就是这样的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的那种略带封闭的研究格局有了明显改观。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一套“契诃夫学”系列丛书，正式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本就是《契诃夫与法国》 1992 ，接着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契诃夫与德国》 1996 。这两本书都是以俄国学者与法、德两国学者合作的形式，探讨契诃夫与两国作家 如莫泊桑、霍夫特曼、弗洛伊德等 、两国文学相互影响的渊源关系，从而打开了一条契诃夫与西方文学的通道，让更多读者看到契诃夫的创作不仅有现实主义的一面，而且还有非现实主义的一面。这是契诃夫研究史上至关重要的突破。

除了俄罗斯本土外，西方国家主要是西欧和美国对契诃夫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英、美、法、德等国都有许多造诣很深的契诃夫研究专家，如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特洛亚、J．L．斯泰恩、J．C．奥茨等等。西方学者对契诃夫戏剧的评论多于小说评论，普遍认为契诃夫是欧美现代戏剧的一位杰出先驱。如美国作家、戏剧评论家奥茨曾说过：“在掌握题材时所根据的哲学观点以及他所运用的许多戏剧技巧方面，契诃夫是当代荒诞戏剧的先声。”西方“契诃夫学”的另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契诃夫是一位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家。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契诃夫发表过不少强调文学创作要客观真实、反对主观介入、尽量减少作品中主观成分的见解。在西方学者看来，契诃夫的这些文学观点非常接近于左拉的“只描写事物，不对事物作出任何评判”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另一方面，契诃夫作为一个医生，在文学创作中十分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他往往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剖人物，描绘日常的社会生活，虽然不如福楼拜、左拉那样精细入微，但作品中渗透的严格和严谨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西方学者看到了契诃夫与左拉自然主义的某种吻合之处。另外，在戏剧创作上，契诃夫主张把最平凡最琐碎的生活搬上舞台，他说：“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他们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说聪明话。他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勾引女人、说蠢话，必须把这些表现在舞台上才对。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吃饭，谈天气、打牌。”正因为契诃夫把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搬上了舞台，创立了“非戏剧化”的戏剧，西方某些评论家把契诃夫称之为“自然主义剧作家中最自然的剧作家”。在中国，人们对契诃夫的认识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不断变化的过程。回顾中国读者对契诃夫的接受，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五四”和三、四十年代。从1907年吴梼从日文译介第一篇契诃夫小说《黑衣教士》算起，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第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出版了一系列契诃夫作品的中译本。这一时期关于契诃夫的评论专著和论文较少，但中国著名作家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均有精辟的论述。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1、叶尔米洛夫：《契诃夫传》，北京，1960。2、http://www.soobb.com/Destination_Wiki_34102_2.html#.E7.9F.AD.E7.AF.87.E5.B0.8F.E8.AF.B43、http://www.soobb.com/Destination_Wiki_34102.html4、http://www.nongli.com/today/todayxx.asp?256.htm5、http://book.jqcq.com/extend/3/2452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