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逸人(1896-1966年)，现代医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少攻岐黄术，自学成才，早年即创办“江左国医讲习所”于沪，后赴山西任中医改进研究会任理事，并主编《山西医学杂志》。后曾避乱于武汉、重庆。胜利后至南京中医进修学校、江苏省中医学校任教。1955年由卫生部聘至中医研究院，任西苑医院内科主任，后于1961年派赴宁夏自治区医院中医内科主任。时氏学识渊博，古今中外，融会贯通，致力于中西医汇通，著述颇丰。

著有《时氏生理学》、《时氏病理学》、《时氏诊断学》、《时氏处方学》、《中国药物学》、《中国内科病学》、《中国妇科病学》、《中国儿科病学》、《中国传染病学》、《温病全书》、《中医伤寒与温病》、《时氏内经学》、《中国时令病学》等达十余种之多。著作著作本论文集收集了时逸人先生自1923~1949年所撰写的150余篇医学论文。共分三个部分。

一、研究性论文，主要展示的是时先生对西医进入中国最初阶段的态度、改造中医的方法、创立一种新的中医基础理论的思路等文章。向我们展示了在那个时期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生存的艰难。在文章中，先生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重新组建中医理论学说。提出的“截补中西医药学术，而另造第三者之特殊医学”的观点，时先生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建立非中、西医以外的第三种医学设想的人。

这方面发表的文章有“整理国医学术之主张”、“研究中国医学的几个信条”、“论中医历代著作家之宗旨与得失”、“中国医书的分类及研究程序”等等。足以看出一位青年中医学家全身心地为中医的继承、发展努力地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二、临床性论文，主要是对病证、中药及方剂的研究性论文。虽然这部分只有四十余篇文章，但内容范围涉及广泛，除内伤杂病外，还包括妇产科疾病的论文十余篇。

三、其他论文，包括序文、通讯及一些杂文等。其中“医药公有制实施计划案进行的程序”一文，应该是最早的有关“医药公有制”和中国医学管理体系的论述。

时逸人少时习儒，1912年授业于同邑名医汪允恭，悉得其术。1916年悬壶开业。1928年在上海创设江左国医讲习所，并受聘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等校任教。1929年任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常务理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辗转武汉、重庆、昆明等地业医，后返回上海。先后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等校任教授、教务长。后又与施今墨、张赞臣、俞慎初等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并主办《复兴中医杂志》。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南京创办首都中医院、中医专修班等，并在江苏中医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高级师资培训班任教。1955年秋调至北京，应聘为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1961年5月赴宁夏支边，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医院中医科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医药卫生学会副理事长，后因病返回南京。

时逸人主张中西医相互结合，他将中西医病证分别类比归纳，用中西医两种术语描述症状，用中医理论阐释病机，用西医理论解释病理，中西医双重诊断，再根据不同疾病，或专以中药治疗，或以中药为主辅以西药，或中西药并重。注重实效，强调结合，形成了近现代中西医临床各科结合的雏形。他所论言之结合，具有中西医互弥不足之意。虽然，他的一些做法，在现在看来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毕竟为中西医结合做了有益的尝试。

在外感热病辨治规律的探讨方面，时逸人突破历代医家已有的成见，将伤寒与温病中非传染性病证进行了整和，提出了“时令病学”的新命题。他认为“伤寒与温病原属同一性质之病症，惟有单属风寒感冒及兼有伏热之不同，无门户之争执，此其一。初、中期之病情传变，不出三阳经范围，末期间有三阴经之症状。伤寒温病，莫不如是，此其二。温病系属感冒性病症兼有伏热者，如发现肺系病状，则为肺系温病，发现胃系病状，则为胃系温病。在经过上言之，初期多发现肺系病状，失治或误治，方始发现胃系病状，是肺胃之争。在病机上仅属先后之分，此其三。古医皆以伤寒为新感，温病多伏邪，或疑温病有伏邪，又有新感；余则以为新感、伏邪二项，为四时六气所同具，正不必以伤寒温病限之，此其四。”

在治疗上，他认为“伤寒以辛温发散为主，温病以辛凉发散为主，暑温以清暑宣达为主，伏暑以清透伏热为主，秋燥以润燥宣肺化痰为主，冬温以利咽通便为主。滋阴生津之方法为温病所必需，但须斟酌病情适宜用之可也。”临证之际,对各种疾病的治疗灵活加减运用成方，师古而不泥古。对危急病人的诊治，认为变化顷刻，故审病辨证必须深入分析。对慢性疾病，多强调脾胃为后天之本，如有肾阴虚损服滋腻过久碍及脾胃者，认为务必先调脾胃，后再补肾缓图。

时逸人从事中医工作50余年，学术精湛，经验丰富，同时热心中医教育，为后世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弟子众多，桃李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