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士，1907出生于沈阳，祖籍安徽霍邱。1923年入北京俄文法政大学读书，结识当时在法政大学任教的瞿秋白，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加入过“未名社”。

王青士：碧血丹心照龙华

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然退出国民党，并于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霍邱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并参与组织和领导了1928年7月的霍邱七二七暴动。暴动失利后，他遭反动当局通缉，先后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中共 北平市委书记。1930年夏，他受党的派遣到 山西，任中共 太原特委书记，后任中共山西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为整顿和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山西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中共山东临时省委重建后，王青士任组织部长兼 青岛市委书记。

1931年1月，王青士化名 汪秋实，代表山东党组织，到上海参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他与一些同志一起，反对 王明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左”的错误。

1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王青士与 何孟雄、 林育南、 李求实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2月7日，在上海 龙华英勇就义，时年24岁。

王青士10岁那年，在奉天(沈阳)铜元局做官的父亲就去世了。孤儿寡母，寄食异乡，生活无着，母亲就领着一家大小五口人从奉天回到安徽霍丘县的老家。然而，王氏亲戚对这位寡妇不仅冷眼相看，而且还骂这些孩子是“丫头”生的，四个孩子时时承受着无情的凌辱。王青士就是在这种侮辱和咒骂声中成长起来的。

1920年夏天，王青士读完了小学。因霍丘没有中学，而王青士又十分向往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于是在说服了母亲之后，他就和弟弟王冶秋一同去北京求学。

来到北京后，他首先把弟弟王冶秋安排在北京西山中学读书。王青士又根据自己的爱好，加入了北平美术研究会，在那里旁听、学习绘画和摄影；不久，又进了俄文政治学校。在俄文政治学校里，他曾参加由北京大学组织的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争回旅大、取消卖国“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由于王青士经常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因此使他失去了毕业后赴苏联留学的机会。同时，他的正义爱国行动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惧和仇恨，对他开始了监视。于是他气愤地退了学，于1926年回到安徽霍丘老家暂居。

为了传播进步思想，增长人们的知识，王青士在霍丘城里开了一家门面不大的“开明书屋”。这在一个县城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很能启发这个比较闭塞的山村小县的土户乡民。因此，这个书店就显得颇为兴旺景气。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王冶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此时，王青士的同窗好友李何林也是共产党员，也回到了霍丘。这一来，“开明书屋”和王青士的家，自然成了他们聚会的地方，书店的任务也就更加明确了。1927年底，王青士正式向王冶秋、李何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并经他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王青士经常跟同志们秘密集会，学习革命道理，研究党的各项工作。

党的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都在酝酿发动武装起义和组织暴动。1927年冬天，陕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人魏野畴来到了皖北阜阳，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并与霍丘、叶集党组织接上了组织关系。

根据中共皖北特委的指示，霍丘党组织改为霍丘县委，并决定进一步发展党组织，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暴动做好准备工作。此时，王青士已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社交面也比较广，奔走四方进行联络活动，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展了十余名党员，使霍丘县党的力量很快地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宣传、鼓动农民暴动，中共霍丘县委从李何林任校长的县立高等小学借来了一部油印机。到了晚上，王青士带领几个党、团员悄悄地到一座寺院，在一尊佛像背后，点起小油灯，为暴动油印了大批传单。这时，正在准备暴动的各县党组织，突然接到阜阳暴动惨遭镇压的消息，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皖北。但霍丘县委仍决定单独举行一次以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标语为斗争手段的“文字暴动”，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县委决定：如果“文字暴动u2019失败就保存有生力量，迅速撤退，转移革命力量，等待有利时机再战。

在准备“文字暴动”时，王青士把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来，反动报纸公布的各地暴动消息作了统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就发动了大小暴动160余次。他用这些活生生的材料教育党团员，树立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1928年7月27日，一夜之间，霍丘县境内，横跨200余里的大小集镇和乡村，都撒遍了“打倒土豪劣绅”的传单；大街小巷的墙上，到处贴满了“苏维埃政权万岁”的标语。这次“文字暴动”把霍丘县城和农村都轰动了，农民们拍手称快，地主豪绅如坐针毡。“文字暴动”那天，正是新任国民党县长就职的第二天。这个县长没有想到“赤党分子”用这种传单和标语来给他一个“下马威”，这使他大大恼火。第二天，敌县长派了警备队队长孙庚山带领大批军警、民团，到处搜捕昨夜的“闹事者”。他们从分析印刷传单的油印机，找到了线索，首先袭击县立高等小学和开明书屋。李何林已隐蔽起来。王青士把藏匿在书店夹壁中的全县党、团员名册焚为灰烬。当王青士赶到家中和亲人告别时，孙庚山带领警备队闯进了前门，他立即从后院翻墙逃到一个佃户家里。

随着暴动的失利，王青士、王冶秋、李烈飞等人已处在危急的困境中，最后只得去上海暂避风险。他们在上海苦寻了三个月也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再次来到北平。此时，设在北平景山东街内西老胡同的“未名社”，是鲁迅先生主办的七个出版社之一，是全国著名进步出版社。“未名社”包括鲁迅共有六人。当时鲁迅和曹靖华都在上海，其他四位是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和韦丛芜，恰巧都是安徽霍丘人，而李何林和李霁野又是安徽第三师范学校的老同学。靠着同乡、同学的关系，王青士和李何林两人就以“店伙”的身份参加了“未名社”的工作。

王青士是闲不住的“店伙”，稍有闲暇时，就到处打听寻找组织。终于在1928年11月由娄凝光根据北京大学党组织的指示，与王青士接头。他找到了党组织，后编入中共北大支部。王青士和李何林在“未名社”做校对、印刷方面的工作。因为王青士喜欢美术，不久他又为出版社的门市部画广告。王青士画的广告立意新颖，别具一格。他曾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名作《烟袋》画广告。他的广告得到了出版社负责人的赞赏，就又交给他设计书籍封面的任务，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第四十一》、《蠢货》、《建塔者》等几部封面设计作品。在“未名社”工作期间，王青士还担任了北平沙滩地区的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党和团的地下工作者，常常来这里找他接头联系工作，当时地下工作者赵赤萍、王林、王水剑等人都是“未名社”的常客。“未名社”成了名符其实的“地下联络站”。

1930年3月，全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在上海成立。王青士接受上级指示，参与了北方“左联”和“社联”的工作。他在团结左翼文化工作者，宣传党的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等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

1930年春夏之际，中共山西太原市委特派顺直省委年轻的交通员高克亭，去天津顺直省委机关所在地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当高克亭准备返回太原时，顺直省委告诉他，党中央决定在山西成立特委，由王青士任特委书记，要王青士、高克亭一起前往太原。王青士来到太原后，被安排在新民街李子和家居住。根据太原党的情况，王青士深入基层，亲自到各支部去进行教育工作。坐落在太原北门外四五华里的太原兵工厂，是山西工人最多的聚焦点。王青士亲自到这里开展工运工作。他在恢复和整顿山西党组织的工作方面，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1930年，山东省委书记张金德、李克平等人不幸先后被捕，省委工作再次处于瘫痪状态。11月底，王青士同张含辉、吴亚鲁等一起来到山东，受命重建山东省委工作。12月初，王青士来到青岛(当时省委所在地)，听取了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韩良慧、罗石冰等关于山东、青岛的情况汇报，根据上级指示组成山东临时省委。王青士任省委组织部长，分管青岛工作。

山东临时省委组建后，王青士即于12月8日动身，去潍县、益都、寿光、广绕等县，在这些地区党组织的配合下，整顿和恢复了各县县委和地方支部的工作，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宣传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和“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12月25日，王青士回到青岛，继续领导党组织肃清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虽然王青士在山西工作期间，是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受害者，但是他能根据自己所犯错误的教训，主动带头纠正，肃清影响。由于王青士的现身说法，使山东和青岛的党组织认识到盲动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避免了新的损失。

1931年1月初，王青士离开青岛去上海，以汪秋实的名字代表山东省党组织参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王青士坚决反对王明及其追随者的错误路线，并在1月7日的会上，同反对王明的同志一起愤而退场，以示对错误路线的抗议。

在会议期间，王青士除了积极参加会议，同王明一伙作斗争外，还挤出时间，以“山东省临委组织部长汪秋实”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大纲。他在报告中说：“对于群众斗争抓得不紧，布置不切实，空喊口号，政治口号与日常生活联系不好，往往断送了斗争，或成了群众的尾巴。应当抓住群众目前的迫切要求，以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扩大群众组织及群众武装的建立”，来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

1931年1月17日，对王明一伙不满的同志，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两处秘密举行会议。会议由江苏省省委委员何孟雄、作家李求实(即李伟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林育南等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总”、“海总”、上海、江苏、山东及浙江党组织的代表，王青士、罗石冰代表山东出席会议。此外还邀请了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

会议正在进行中，帝国主义租界工部局巡捕包围了会场，将所有与会的同志全部逮捕。19日上午九时，上海特区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判。法官匆匆忙忙宣读了被告人姓名和“罪状”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把全体案犯引渡到龙华去。尽管大家不服判决，但仍被法警们强行押上囚车，解往龙华。

在审讯中，王青士和全体被捕者受尽酷刑，没有一个人吐露出半点口供。

正在党组织全力以赴进行营救的时刻，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接到南京方面拍来的第三次电报，传达蒋介石的手谕，着令上海方面将这一案件全部“案犯”立即处决。

2月7日夜，看守长点过被押的24个人的名字后，又对照每个人的照片，叫大家盖手印。这时，柔石大喊：“同志，这是执行书!我们不能盖!”

同志们听到柔石的呼声后，立即象火山爆发似的发出一片怒吼：

“坚决不能盖!”

“为什么不敢公开审判!”

“什么法庭，你们是一群猪?!”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审讯室里一片大乱，王青士等人和敌人撕打着，最后被用一条链子锁上。同志们踏着大雪覆盖的荒地，高喊着口号，挣扎着和敌人搏斗。当大家在微弱的灯光下看到敌人已掘好的土坑，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他们被敌人排成两行，高唱着国际歌，面对敌人在黑暗中的黑洞洞枪口，迎接着最后的斗争。这时，敌人的机枪响了，在“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呼喊声中，王青士同其他23位同志一起壮烈的倒在殷红的血泊之中。时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