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原名黄廷权，又名黄廷材，1907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谢家镇郊(今上海市崇明县新民乡卫东村)一个富裕家庭。他幼读私塾，后就读于崇明县第六高等小学，上海复旦大学附中。

黄天，原名黄庭财，１９０８年生，江苏崇明岛（今属上海市）人。１９３１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酷爱戏剧，在校期间曾参加过中外名剧的排演。１９３５年在杭州组建“三五剧社”，排演了《雷雨》《湖上的悲剧》等，曾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告别双亲和妻子儿女，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１９３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边区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执行委员、陕北公学剧团团长、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化科长、“抗敌剧社”副社长等职。在陕公期间，由黄天执导，把苏联名剧《母亲》搬上舞台，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他率陕公剧团排演了一批地方色彩浓郁、配合当时斗争形式的抗日剧目，深入到边区农村、工矿企业、八路军驻地演出，深受观众喜爱。陕公校长成仿吾曾赞誉剧团是“陕北公学的骄傲，是值得载入陕公学校校史的一颗明珠，在炽热的战斗岁月里，它发出耀眼的光辉。”１９４３年黄天调冀察热辽军区“尖兵剧社”任社长。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利用战斗间隙或行军途中，与今歌等合作，创作了十几个反映军民浴血抗战和人民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痛苦生活的歌剧、话剧、活报剧剧本，如《夜深人静时》《拥军模范于萍》《满洲泪》《地狱与人间》等，热情讴歌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狠与残暴，充满着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和对敌人强烈的恨。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日，冀察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和黄天率“尖兵剧社”和“长城剧社”，在河北迁安联合演出黄天、今歌创作的大型四幕歌剧《地狱与人间》，引起巨大反响。在赴军区所在地玉田演出途中，于７月４日在遵化杨家峪村遭遇日伪军包围。在组织指挥突围的战斗中，他两次冲回到村中，解救被包围的同志，最后弹尽，壮烈牺牲，时年３７岁。

青年时代，黄天受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进步，追求真理。读中学时，他把原名黄廷权改为黄廷材，表明了自己厌恶趋炎附势，愿以公正严明，真才实学而成为国家栋梁的朴素理想。他于1926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在校期间，他参与排演过多部进步戏剧，广泛接触过编剧、导演、剧务等多方面专业知识。1931年黄天大学毕业，一年多后由上海中华职业介绍所介绍到浙江省建设厅昆虫局，任图书馆主任。工作之余他曾自发组织进步团体“三五剧社”，自费执导排演了田汉的《湖上的悲剧》、《洪水》、《名优之死》和曹禺的《雷雨》等揭露社会现状的剧目，并多次在剧中担任主演。他还曾将传统京剧《打渔杀家》改编成现代话剧《讨渔税》，编写过剧本《尤三姐》，并为杭州一家日报编辑过《戏剧周刊》。

在昆虫局工作期间，黄天经常阅读鲁讯、高尔基的作品，加之受共产党员周定一的影响，进一步激发了对革命的向往与热情。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黄天舍弃了80元月薪的丰厚收入，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和年仅七岁便失去母亲的小女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于同年11月入陕北公学六队。1938年黄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他将名字改为黄天。他毕业留校后分配在生活指导室(政治部)，后调救亡室(俱乐部)工作。1938年8月，陕北公学流动剧团成立，不久，校长成仿吾亲自从总校将黄天调来担任了剧团团长。他率领剧团坚持“流动”性质，多次组织演员深入边区农村，上演了一批地方特色鲜明，深受群众喜爱的剧目。

高尔基的名著《母亲》搬上新中国文艺舞台，最早是从陕公流动剧团开始的。剧本由黄天、侯金镜、章文龙等集体讨论，由侯金镜执笔完成，黄天执导排演。他是集体创作成员，是这部名剧最早的导演和改编主持人，同时他还在剧中扮演了主要人物——米哈伊尔·符拉索夫。1939年5月1日，《母亲》如期上演并大获成功。后来剧团还走出校出，在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地方接连演出，反响强烈，胡乔木、冯文彬等闻讯，热情相邀剧组到安吴堡青训班去联欢演出，受到青训班学员热烈欢迎。

从1938年8月至1939年7月的十个月间，陕公流动剧团在黄天率领下走上了一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正确道路。实践中大家提高了政治觉悟和艺术水平，许多团员如郭维(电影《董存瑞》导演、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党书记)、章文龙(《解放军报》主编)等一大批同志成长为新中国文艺宣传战线上的领导和艺术骨干。剧团也被成仿吾校长称为“是陕北公学的骄傲，是值得载入我们陕北公学校史的一颗明珠。”

1938年底，根据时局的发展，党中央决定陕公等四校成立华北联大，于1939年7月离开延安，千里挺进华北，开展国防教育。陕公流动剧团与鲁艺部分师生合并，成立华北联大文工团，黄天任团长兼党支部书记。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文工团到达河北阜平。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他们赶排了《黄河大合唱》等一批节目，深入战地慰问，受到军民欢迎，其中一些节目后来还广泛流传于边区各地。

1940年1月，黄天调华北联大校部政治部，1941年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科科长。

黄天负责的文艺科，只有四名干事，却要担负指导全军区的文艺宣传工作。由于全科的共同努力，工作搞得很活跃。黄天也因此被评为模范干部。

1940年12月，黄天任中共北方分局文委委员；1941年6月任晋察冀边区文联执委；1942年4月任抗敌剧社副社长。

1943年8月，为加强对冀东文艺工作的全面领导，黄天调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治部刚刚组建的尖兵剧社任社长。冀东是华北联结东北的战略要地，在孤悬敌后的险恶环境中，黄天率剧社发挥尖兵特点，英勇顽强地坚持文艺阵地。工作中，他首先狠抓思想教育、形势教育，鼓舞大家特别是从城市来的同志勇敢地直面现实，建立必胜信心。其次他狠抓剧社成员军事素质和应急能力的提高，并从实践出发，对轻装、集合、行军、排练方式甚至连洗脚、上厕所等细节作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规定。他还果断地抽调力量组成战斗班，平时演出，战时应急自卫，这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剧社军事化、战斗化程度。

在尖兵剧社工作期间，黄天努力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火热的抗日斗争服务的方针。几年来，他们跟随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过滦河跨燕山越长城，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行动，足迹遍及冀东。剧社成立一年间，在行军3600余里，分散到连队七个月的情况下，组织了83个舞台演出，105场音乐会，还创作剧本58个，歌曲、器乐曲、宣传画、街头诗120多件，出版大众报三期，《尖兵歌集》六集，以及连队、乡村学校使用和阅读的大量文娱材料。这些产生在碉堡下、战壕里的作品，贴近火热的斗争实际，直接反映冀热辽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痛苦和欢乐，并具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冀东地方特色，所以广大军民都把观看剧社的演出当作是至高的精神享受。形势相对好转之后，剧社不管走到哪里，往往一搭台，方圆几十里的老乡便潮水般涌来。1944年7月在丰玉遵联合县境内的一次演出，观众竟多达万余人。

尖兵剧社路南前线工作组共有五名同志，他们在敌人眼皮底下办起了《大众报》，承担写稿、编辑、排版、刻写、装订整个工序。而全部家当只是两只小手枪，五支自来水笔，五颗手榴弹和十几本平时积累的素材记录。剧社的美术组，全部人马只有三个半人(一人是兼职)，既能写标语、画宣传画、举办画展、为刊物画插图、编写美术丛书，还能搞舞美设计，制造布景，为演员化妆，简直像个小美术出版社兼抗战广告公司。他们在当年艰苦条件下所做的一切，不仅是功绩，而是奇迹，就连当年被营救的美国盟军飞行员看了尖兵剧社的演出以后，也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连连称奇。

1944年秋冀热辽军区成立之后，所属的十四分区胜利剧社、十五分区长城剧社、十六分区前锋剧社、十七分区海滨剧社、十八分区宣传队，都是在尖兵剧社的扶植和帮助下组建与发展的。此外，黄天还注意到乡村和连队的文艺活动，甚至对村小学的儿童剧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经过他与同志们不遗余力的工作，冀热辽的抗战文艺活动一改1943年尖兵剧社一花独秀的局面，得以更加广泛深入发展，同时也为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后文艺战线上工作的开展积蓄了力量，培养了干部。

黄天的创作坚持了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方向。作品中有反映冀东人民在铁蹄下痛苦生活的《满洲泪》、《沟线上》、《抓壮丁》，有歌颂军民斗争和鱼水深情的《拥军模范于平》、《前门后户》、《夜深人静时》等等，还配合形势创作了大量歌词，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如火如荼的冀东抗战斗争。

黄天将火热的斗争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那时剧社几乎天天要换宿营地，每到一村，他至少要访问自己的房东。每接触一个新的部队，他都抓紧机会与干部战士谈话。他口袋里装着一个笔记本，随时随地积累创作素材和群众语汇，睡到半夜还起来点上小油灯追记。为了创作大型歌剧《地狱与人间》，他背上米袋和背包，先后两次深入像史前一样荒寂的“无人区”体验生活。在那里，他与当地坚持斗争的群众一起穴居野处，忍饥受冻，回来时只剩下空心棉袄，单衣和干粮都送给了苦难中的乡亲们。

《地狱与人间》是黄天艺术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绝笔。排练完毕即被军区首长指名要求在军区召开的纪念抗战八周年大会上演出。抗战胜利后，冀热辽军队奉命出关，这个剧又搬到大城市的舞台上，强烈震撼着观众的心灵。

1945年7月3日，奉军区首长之命，尖兵剧社与十五分区长城剧社的部分同志共60多人，在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和黄天等率领下，由遵化县支队一个加强排护送，开赴玉田，参加军区召开的“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大会，并准备演出黄天的力作——歌剧《地狱与人间》(今歌作曲)。

队伍从迁安团汀出发，穿越平(北平)唐(山)公路，跋涉百余里，一直走到深夜。因人困马乏实在难以坚持，才山同志临时决定，部队在距原定宿营地鲁家峪15公里的杨家峪宿营。

进了村，黄天将尖兵剧社的同志们一一安顿好之后，又专门来到村东头杨大娘家，亲切看望长城剧社的同志们，还用自己仅剩的一点稿费从房东家给他们买了水果，直至午夜，才回去休息。

天将拂晓，1700多日伪军讨伐队突然将村子团团围住。为组织队伍突围，黄天两次冲入村中。大部分同志脱险了，但才山、黄天、今歌等十几名留下掩护的领导和同志，却被敌人重重围困在村中，再无突围的希望。包围圈步步紧缩，劝降声、叫骂声喧嚣一时……。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恪守不渝的崇高信条，也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最后的抗争手段。对于黄天这位坚贞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有一副“士可杀不可辱”的铮铮铁骨。他怒视着步步逼进的刺刀，迅速而又镇定地烧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之后从容饮弹，时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