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义田照片

崔义田

崔义田个人资料:崔义田(1906—1989),男, 奉天(今辽宁)锦西人。1935年毕业于辽宁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军医处外科主治军医、后方医院院长,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后勤卫生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卫生部副部长、顾问,国际外科学会会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名誉顾问。是第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资料更新时间:2020-04-26 15:24:42

将军 军事人物 医学人物

一、个人资料简介

崔义田(1906—1989),男, 奉天(今辽宁)锦西人。1935年毕业于辽宁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军医处外科主治军医、后方医院院长,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后勤卫生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卫生部副部长、顾问,国际外科学会会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名誉顾问。是第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二、基本内容

崔义田(1906—1989) 辽宁锦西人。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第3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1989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曾主编和撰写了《新四军卫生工作》、《白衣战士忆陈总》、《粟裕同志关怀部队卫生建设》。 图片说明:中为崔义田。

三、为大上海清创

他接管了上海的卫生系统,又用这个系统服务全国

1949年5月25日上午9时左右,人民解放军20军59师177团向上海市中心挺进。

进入南京路,马路两侧挤满了欢迎群众,从国际饭店向东到西藏路口,人群越聚越多,人民保安队维持着秩序。苏州河边的敌人在向西藏路上打枪,卫生员张玉龙听到前面人群中有人中弹倒地,立刻跑步前去抢救,却被人民保安队中的医护人员抢先一步救走。

第20军是上海战役的两支主力部队之一,肩负着解放浦东的重任。敌人在浦东有网状的地堡群坚守,卫生队估计会有一场恶战。可是在向高行、塘桥、张家楼、高昌庙等地进攻时,一路炸药开道,连续炸毁了敌人用钢筋水泥构成的地堡群,卫生队只收到少量伤员,倒觉得有些“不过瘾”。

现年84岁的陈煜轩老人,当时在177团卫生队材料室工作。“当时我心里想,在上海人眼里,不知道对我们这些卫生兵是怎样的感觉,是不是有些稚嫩不够威武?穿着粗布军装和布鞋布袜,是不是显得土?”

同日,一辆美式吉普穿越硝烟弥漫的十里洋场,在华成烟草公司门口停住,车里坐着的人个矮体胖、戴眼镜---他叫崔义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处长的名义,负责上海市医药卫生及教育机构接管工作。

此前,崔义田已在江苏丹阳的干部进城训练中,按照陈毅的要求准备了一个月。而他在陈毅麾下工作,到此时正好10年。

崔义田是辽宁锦西人,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9年5月,时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向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崔义田提出到前方工作的要求。崔义田当即表示:“我是东北人,为了民族生存,不做亡国奴,很愿意到前方去。”从此开始了他与陈毅长达15年的共事。而这最后5年,就是接管大上海。

两天后,上海解放。政务院委任崔义田为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解放军卫生兵给上海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但更繁重的是接下来的工作。

清除浮厝24万具

在拥有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之后,打扫战场、搞一场大清洁运动,为大上海“清创”,迫在眉睫。

战争之后的大上海,并不只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华美光鲜,废墟、垃圾、流行病,甚至露尸浮厝(暴露在地面上的棺木),都要求城市的整治从头开始。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刚刚运转起来的市卫生局,就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整治方案,组织力量突击清除垃圾。一周内清除堆积垃圾15000多吨,沙袋泥土3189吨,掩埋浮厝3034具。

1950年后,“清洁运动”被纳入“爱国卫生运动”,长年不断。而直到1951年底,上海市卫生局殡葬管理所还不断收到人民群众的大量来信,要求处理露尸浮厝。比较集中的是在斜土路、瞿真人路(瞿溪路)一带,其次是在中山路的光复西路至交通路一段铁路沿线的两侧。有的露天堆放,有的层层乱叠,最多达四五层,臭气四溢,野狗争食,目不忍睹,严重妨碍卫生。

崔义田认为,若一具一具地处理,难以彻底解决问题,遂报请市府批准,进行全面清除。据统计,1949年6月至1954年10月底,上海共清除浮厝24万具。

还有增设环卫公共设施,方便市民生活。解放前,上海到处垃圾堆积、污水横流、污浊不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进行破坏,不能带走的设施统统被炸毁。

解放初期,首先是对损坏的公厕、小便池、垃圾箱进行维修。继而在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增设活动厕所和简易厕所700余座,垃圾箱4000多只,初步解决公共设施缺乏的急需。

现年87岁、曾任173团卫生队长的顾定宇向本刊记者回忆说,睡在马路上的进城解放军解大小便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能去老百姓家,更不能拉撒在街上,就把排水沟围起来当厕所。”

一两黄金治愈一名妓女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时任175团后勤处处长兼卫生队长的孙克文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准备渡海攻打台湾,解放军战士们开始学游泳,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十几天后,许多人出现了发高烧、风疹块和腿肿等症状,并波及4万余人。”

“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病,我们立即向军部汇报,并通过上海市委向市卫生局寻求支援。最后确诊为u2018日本血吸虫病u2019。”孙克文说。

崔义田组织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和各医学院校的师生近千人,分赴各部队,开展血吸虫病的普查和防治。由于抓得及时,措施得力,染病战士几乎都恢复了健康。

“这为以后南方各省市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积累了经验,可以说是部队医疗成果向地方转化的成功范例。”后来出任上海长海医院、长征医院院长的孙克文说。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华东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涉及4个省市115个县区,患者人数600余万,几千万群众的生活、生产和生育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崔义田亲自带队深入到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苏北高邮进行调研,采取以消灭钉螺为主,同时查治病人,辅以粪水管理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全面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需要漫长努力。直至1975年,上海各县才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打预防针、防治霍乱、性病等,是崔义田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后主抓的大事。”孙克文说。

但是,性病防治作为工作上的一个尾巴,一直拖到崔义田任期过半才解决。

1951年11月25日晚8点,上海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查封了全市所有妓院,娼妓制度在上海被彻底废止。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专家沈奕斐解释说,早在解放之初,共产党已经有想法要取缔全国的娼妓制度。但因为上海市百废待兴,而这些娼妓都有各种各样的病,当时没有物质条件给她们治愈。

为收容所中的妓女治疗性病常用的是青霉素,当时叫作盘尼西林。“在上海医药仓库里存放的盘尼西林,原来是准备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但是治疗性病如果没有这种药,疗效很缓慢。崔义田向市委打了报告,陈毅特批先把妇女教养所这些姐妹们的毛病治好。”

那时盘尼西林非常昂贵。一名患有早期梅毒的妓女,如果三个疗程治愈的话,单单盘尼西林大概就需要100多元,何况很多人都已经是晚期。当时黄金的价值是一两90元,所以治疗一个人的费用超过一两黄金。单单治疗性病这一项,在妇女教养所就用去了18万元。

国防医学院学生从台北归来

人事上的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在接管初期。

卫生局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各人的出身、经历、性格都不同,在工作中常有不同意见,在党组会议上决策时,有时甚至发生争吵。

有些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对上海某些知识分子的工作作风,以至谈吐、衣着、生活方式等都看不惯。而崔义田总是耐心疏导,要干部们主动团结知识分子,共同做好工作。

崔义田自己也是个外来户。

老部下严真在《崔义田纪念文集》中回忆最初人事融合上的艰难:“在崔部长领导下接管的药政系统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小单位,如X线机修配所不到十个人。我接管的商邱路药厂还算比较大,亦只有100多人。起初我感到失望,千里迢迢随崔部长南下,却接管这样一个地方。”

“经深入了解,这里人才济济,我为之震惊。药厂厂长是国内著名的药学界老前辈,我国第一部《中华药典》的编纂者,国立药专的创办人孟目的教授。青霉素实验室的领导人童村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面对这些专家、高级知识分子,我开始感到任务的艰巨与繁重,只有经常向崔部长汇报情况,以便更好地执行党的接管政策。”

崔义田既注意发挥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上海地下党同志的工作作用,又从政策上关注上海留用人员的安排,如安排留用人员李穆先任副局长(国民党撤退时委任李为代局长)。

上海解放之初,崔义田就向华东军区首长请示,在原国防医学院旧址创办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由崔兼任部长。

一位随国民党撤退到台北的国防医学院学生返回上海。他在台北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陈毅市长的讲话,欢迎国防医学院的师生回上海,到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工作和学习。他托人向崔义田打听是否确有此事。崔义田指示说:“这个学生你们应该收下,今后如果还有回来的,你们也应该收下。”

5000两黄金的订单

崔义田接管了上海的卫生系统,又用这个系统服务全国。

当时,全国有高等医学院校43所,华东就有19所,占全国院校总数的44%,而有的省区却一所也没有。

不久,陈毅在一次报告中谈到医学院校问题,发出“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私立上海东南医学院立即响应。

1949年8月3日,崔义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长的名义,与该校负责人汤蠡舟、张锡琪等谈话时表示:“皖北和皖南还没有一所高等医学院校,下去办学,大有可为。内迁以后如有困难还可以来找我们,上海是你们的娘家嘛!”随后,该校迁往怀远。

就在七八月之交的那几天,崔义田还处理了一件大事。他在办公室接见了一行神秘来客。

1949年春,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未来得及休整的第四野战军奉命挥师南下。部队渡江前后,疟疾、痢疾、中暑、胃肠炎、夜盲症等疾病不断发生。四野后勤卫生部虽采取了防治措施,但因缺少防治这几种多发病的有效药物,疾病发生和蔓延的势头仍难以控制。

四野下决心,把历年积存的老家底--- 5000多两黄金拿出来,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责成四野卫生部派人携带黄金,前往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买药。

任务落在了崔义田头上。他连夜召开市医药公司所属医药处和门市部负责人会议,布置任务:“门市部没有的药,拿库存的;医药公司没有的,找私营厂商想办法。”

崔义田连夜领着四野来人找药,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地巡视,检查药品质量,落实采购数量。一连跑了10多个仓库。次日,购药小组成员将购到的药品装箱、打包,通过水路和陆路发运到汉口。仅半个月时间,数额巨大的购药任务即告完成。

几百箱防治疟疾、痢疾、胃肠炎等南方多发病的应急药品,立即发到四野各部队,很快就控制住了疫病的发展。

5年之后,崔义田“北上”。1954年4月,由周恩来总理提名,他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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