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1914年～1982年），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浙江宁波人。

苏青（1914年～1982年） 中国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浙江宁波人。

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外文系，后肄业移居上海。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

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40年代初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称为“犹太女作家”。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苏青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同时进入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1949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1954年《宝玉与黛玉》演出连满300多场，创剧团演出最高记录。文革中多次受批斗。

1982年病逝。

苏青，本名冯允庄，191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宁波至今仍是浙东到上海的门户，浙东和上海的洋货对流，给了宁波的行家以兴起的机会。据说她的家庭十分富有，她祖父是举人，之后先是经商，接着由殷商变成地主，家里有几千亩田地，属于这个城市里新兴的市民群。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苏青是热情的，直率的。1933年她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然而，虽说出生于书香门第、大户人家，有幸受到正规的文化教育，但在她父母看来，这到底不是女儿家的正经事，所以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早早地就辍学结婚了。

婚后，她与丈夫肄业移居上海。1935年，她为抒发生产的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杂志），发表时署名冯和仪，后用苏青作为笔名。这是她创作的开始。

20世纪40年代初，她与结婚10年的丈夫离婚，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在《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1943年，她的代表作品——描述自己走上职业妇女的经历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的。她描述了初婚的感受，写了生育的痛苦和欢乐，写了婚外恋，写了与各种男人打交道，最后写到一个千辛万苦的社会妇女的憧憬的破灭，独立入世之不易，以及在社会上始终寄人（男人）篱下的全部感受。但由于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她一时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因而毁誉参半。这本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了9次，到1948年底，竟已有18版之多。续篇在1947年出版，一年多的时间里也印了4版，毫不逊色于张爱玲的《传奇》。她同时还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著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她同时还活跃于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曾任汪伪政权要员陈公博的秘书。上海沦陷期间人们将她与张爱玲放在一起，称她们为“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抗战胜利后，她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宝玉与黛玉》1954年曾连续演出300多场，创造了剧团演出的最高记录。

但解放后，她却为她成名时期的经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55年，她与贾植芳先生就“胡风事件”通了一次信，探讨司马迁问题，因此被怀疑为“胡风分子”而进了监狱，从此在文坛上沉寂下去。文革中她又遭到多次批斗，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

平反以后，她在一个区属的小剧团———红旗锡剧团当编剧。除了整理、改编老戏之外，她也写些新戏，但却没有再写小说、散文，也不再署名苏青，而用她的本名冯和仪了。正所谓“千古文章未尽才”，以后的日子，她再也没能发挥她的文学创作才能。

1982年，她于贫病交加中在曾让她一度走红的上海寂寞离世，享年69岁。据说，当时灵堂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前来送行的亲友也只有四五个，全部的送葬时间仅七八分钟，十分凄凉。

苏青一生中留下的小说不多，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恐怕要算《结婚十年》了。这也是她对自己并不美满的婚姻生活的真实描述，从中不难看出她泼辣的率真和对爱情、对自由的不懈追求。

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是一大段给人印象颇深的，旧式婚礼的繁文缛节和西方文明的合璧。在各种礼仪以及带着喜庆色彩的花轿里和宴会中，18岁的她成了20岁的徐崇贤的妻子。他们婚前在同一所高中念书，通过两年的信，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过，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其实不过是信中二人对对方的称呼逐步变得亲昵，这也恐怕早就为这段婚姻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新婚燕尔，徐崇贤对她恩爱有加。然而，那淡淡的浮华毕竟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很快便黯淡下来，显露出斑驳的本色。

她虽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奶奶，但由于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对于生活低能得很；而且怀孕后生下的又偏偏是一个女儿，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里是极其可怕的。果然，她的不幸由此开始了。因为没能给徐家延续香火，她受尽公婆小姑的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她又与丈夫闺房失和，丈夫不久就另有所爱。更可悲的是，当她夏天回娘家省亲时，本欲向母亲哭诉一切，哪料嫁出去的女儿毕竟是泼出去的水，母女间竟也生疏、客气起来。为怕母亲伤心，也为了面子上好过，她把所有的苦衷从喉咙口硬逼回了肚子里。

离开娘家的前一晚，母亲在为她整理行装时发现陪嫁的戒指不见了，便找她询问。由于经济窘迫，她早已将戒指卖了贴补家用，但为了怕母亲识破，她便谎称丢了。做母亲的总是怜爱儿女，为了怕她在婆家受人嘲笑，抬不起头，母亲竟将自己本来预备带进棺材的戒指悄悄塞给她。虽然她在诉说这一切时平淡而抑郁，没有流露出过多的大喜大悲，但身为女子的无奈和悲哀还是遮掩不住，由字里行间溢了出来。

上海沦陷以后，夫妻二人的裂痕加大了，人性自私的一面更加充分地膨胀、暴露出来。尽管她的叙述依然很散淡，没有过多暴力的场面，但那股血腥味还是浓郁地散发开来。本来上海就是一个花花世界，消费高得令人咋舌，再加上战争爆发，社会秩序破坏，所有的事情，通通都离不开一个钱字。她一个柔弱女子，没有地位也没有收入，而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丈夫要钱以作家用，不想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从此以后，生性倔强的她开始卖文谋生，从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她到底还是个单纯的女子，即使最艰难的日子，她也能平常面对。在她的心中，始终点有一盏心灯，存着她对生活无限美好的期望，就像小女孩憧憬爱情时的那种柔韧的从容和热情。在那些独自写作谋生的日子里，面对生活的无助，她也会叹息，甚至发发牢骚宣泄心中的苦闷。可一旦拿起笔来，她便忘了自己。写作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也使她自尊自强，有了独立的人格。她在散文《我的手》中通过描述自己手的变化，写出了自谋生路的幸福。文章的最后，写一位母亲将自己粗糙的手样印在纸上，寄给了她的孩子们，然后默默地将身后的乌云吹向一边，把灿烂的阳光留给她的孩子们。这正是她对自己心情的白描，以此保持着自己那份可贵的单纯。

因为她的单纯，也因为她海阔天空的胸襟,大胆直爽的性格，婚姻带来的不幸很快被冲淡了。无论看到丈夫潦倒落魄，还是看到他意气风发，甚至听到他和自己的女友在她病中时一起在屋外合唱《风流寡妇》时，她都再没什么感觉。她喜欢不起来，而且居然连恨也恨不起来。虽然还和那个叫徐崇贤的男子共处一屋，却已是同床异梦。她的躯壳早已被摧残殆尽，只剩下空空洞洞的一颗心了。

就在别人都以为他们会这么不痛不痒地耗上一辈子的时候，她提出了离婚。所有人都很惊讶，但回头想想也就释然——维系他们婚姻的爱情已经离去，还要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做什么！一向对男女之爱冷眼旁观的张爱玲在她的文章中这样评价他们的婚姻：“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

她理想中的夫君应该有男子气概，但不是小白脸；是有架子的，但不官派；有一点落拓不羁，但又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人。她还希望有几个干净聪明的儿女，合得来的公婆、妯娌、小姑，此外还有谈得来的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还可以在料理家务之余写写文章。而这些徐崇贤都无法给她。他不过是个生意人，自私精明，在连良心都不值钱的乱世，家庭、亲情对于他更是没有丝毫价值。

由此看来，这对相处了十年的夫妇也的确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待在一起。就如苏青自己所说的：“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就这样，在结婚的第十年，两个“自由恋爱”的人分开了。

虽然苏青果断地离开了那个令她不快的家庭，虽然她卖文为生，可以自立而无求于人，但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也会感到寂寞，也会渴望热闹的人生。于是她身边走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他们和她谈文学人生，把她当做自己的红颜知己，但“结果终不免一别”。

女人在乱世中生活本就艰难，单身职业女人更是难上加难。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独立女子，但她也渴望真爱、承诺，她也有所希冀，然而男人们只是欣赏她，却不能给她这些。“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那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虽然她努力寻觅一个温柔的归宿，却也意识到由于性别的差异，女子很难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向社会问道：“红颜若不薄命，这红颜往往不为人知；薄命若非红颜，其薄命也被认作平常……历史学家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着美貌走。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该，只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其实，她并非不漂亮，相反还很耐看，至少是符合张爱玲的审美观的。“她难得这样静静立着，端想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人想到‘乱世佳人’。”于是每次男人们离她而去时，她就忍住眼泪说她也是玩弄男人的。但是，其实她很清楚在那个社会环境中“一个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于是，“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毁了。”当然，她并没有毁掉自己，她决心要用她有限的生命去“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

在这种背景下，她创作了《结婚十年》。这部印行了18版的作品立刻使她的创作高峰随之而来，包括中篇《歧途佳人》、短篇小说集《涛》以及多本散文集。她以女性的角度表现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而不避利的特点，充满了女性的自觉、迷惑和焦虑。她又适时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毫不避讳大谈性问题，为此读者给了她“大胆作家”的美名。她的这种世俗化受到市民读者的大力欢迎。

于是，报纸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她的一个小专栏。她不说风月，只和市民一起谈男人女人，谈结婚离婚，谈子女家长，谈职业人生。读她的文章就好似听她发言，快人快语，却句句在理。她自己也当编辑，一本《天地》杂志办得红红火火。“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苏青《做编辑的滋味》）胡兰成就是读了这上面发表的张爱玲的《封锁》，才成就了他们的一段情缘。

她就是这样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独自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独来独往，却热热闹闹；脸上带着看透一切的讽刺笑容，却一如她的文字一样无矫无饰，天真感性，直抵人心。

不仅文章如此，她做事也是“世俗”到底的。替她出书的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她可以自己把书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一个女子竟有这种大胆、泼辣的作风，或许是继承了宁波人的精明。

虽然她的能干、独立不禁让人觉得她有女权主义的嫌疑，但有些时候，她也不免流露出小女人的意识。比如，为了孩子，她放弃了再婚的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子之中，还写了《救救孩子》、《现代母性》等泣血之作。另外，她曾对张爱玲说，“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也说明她潜意识里还是习惯于依靠男人的。

王安忆谈到苏青，说她“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不错，虽然她们都是上海成为“孤岛”时走红的作家，很多人却是在张爱玲之后才知道她的，即使在她们一度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而后来张爱玲又终于走红时，她也没能红起来。

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两人成长的环境就大不相同。虽然同是大户人家出身，但苏青是从上海里弄的洋房里走出来的，而张爱玲则是由沪西公寓大楼上望下来的。一个童年幸福美满，快乐无忧，一个从小冷漠自负，郁郁寡欢；一个写散文，满篇谈的是衣食住行，一个写小说，始终唱的是女性哀歌；一个露在面上，朴实亲切；一个藏在纸后，寂寞苍凉。

看着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市民；读完张爱玲却还无法理解她洒脱寂寞的传奇。说到底，两人的差别便在这一近一远间。苏青是真实的，真实到随处可见，一口带着宁波味的上海话，一身极平常的衣服，要找她并不难。张爱玲则是虚无的，面上放开了手脚，骨子里还留着世故，没有颠覆的野心，却满是女性的聪敏和小心。她的“俗”是织进了“雅”里的，而苏青的“俗”则像白开水一样，清楚透彻。

在苏青的眼里和笔下，人生是多么实际——浪漫和美丽不是没有，但是搀杂在世俗、辛劳和众多小龌龊里，往往并不显得那样美好。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同样能找到类似的表达：“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但由于其出身是清末仕宦之家，华美中无处不透出奢华靡腐的气息，苏青则不然。正如实斋在《记苏青》一文里所说的：“除掉苏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点是坦白，那是赤裸裸的直言谈相，绝无忌讳。在读者看来，只觉她的文笔的妩媚可爱与天真，绝不是粗鲁俚俗的感觉。在她最近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警句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经她巧妙地标点一下，女人的心眼儿透露无遗了……”

1944年，她们共同就当时关于妇女、家庭、婚姻等问题坦诚地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珍贵记录代表了那个时代新女性的观念和思想，在60年后的今天所引起的反响依然是巨大的。

尽管两个人之间不乏差别，但这样不影响她们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虽然两人很少见面，却彼此相知。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腻。作为同行，她们都是当时文坛女作家中的前卫者。她们都用女性独有的细腻眼光写着身边的事情，她们有着相同的灵气。她们表面上和和气气，私下里也在相互嫉妒、竞争着，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又让她们惺惺相惜。“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张爱玲如是说。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与胡兰成恋爱而备受攻击，冷静而善于自我保护的她选择了沉默。最终，在昙花一现的风光日子后，张爱玲走了，在多少有点勉强地写完《十八春》和《小艾》后坚决地去了海外。她明白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她一定要走。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决定是正确的，使她最终没有受苏青的那份罪。

苏青没有走，她骨子里是个天真热心的人。在旧社会，虽然当过红作家，可也吃了不少苦，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她想像着一个新的社会总是好些。她留在上海和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合作，参加剧团编剧，到内地深入生活。因为古文底子好，编的历史剧还得到过政府的嘉奖。对于自己从事写作，她这样表白：“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我那时适逢其时，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民。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样，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沦陷区的人民也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心中并不觉愧怍。”对于有些所谓正义文人和地下工作者，她还犀利地指出：“虽然在笔名的掩护下，我们也略能窥到他们的真面目。考查他们的工作成绩，除了钻过防空洞外，也并未做过其他的什么地下工作。” 一个个性那么强的人能做到这一步，可见其心之诚。然而她仍未逃脱后来的政治运动。

1955年，她因涉嫌“胡风案”被关进了监狱。一年半后出狱，之后，她失去了工作，生活变得更为艰难。她疾病缠身，却无钱看病，不得已只好向自己的至亲骨肉们求助，而对方却与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这真是应了她说过的似是无心的一句话：“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也许将来我还得受孩子们的骗，辛辛苦苦一场空呀。”面对亲人的无情，她闭门谢客，任由身体继续恶化，也不医治。她侍弄了些花草，她说，“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对生活已经失望，惟一希望的只是快快死去。

弥留之际的她躺在病床上，最大的心愿只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禁书”的《结婚十年》，有个忠实的读者出高价复印了一册送给她。而那时她已是“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69个春秋。

她死后被安静地火化，骨灰也于三年后被一位失散几十年、从大洋彼岸来寻她的亲属带出国。她临终时曾希望葬回老家，没想到的是，最终还是走上张爱玲的路——远涉重洋。不同的只是张爱玲在生前，而她在死后。 如此凄凉的结局，恐怕是她自己也想不到的。

青山常在，绿水常流，我们却找不到文人苏青之墓。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是否她的灵魂也会感到凄凉无依？

她在《归宿》中对自己说：“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