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察·铁良（1863年－1939年），字宝臣，穆尔察氏，满洲镶白旗人。清末大臣，以“知兵”自称。曾为荣禄幕僚。后任户部、兵部侍郎。1903年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协助袁世凯创设北洋六镇新军。继任军机大臣。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1910年调任江宁将军。辛亥革命时，防守南京，与革命军作战，并与善耆等皇族成员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后，又以“遗老”身份在青岛、大连、天津等地，积极参与清帝复辟活动。1938年，76岁的铁良在天津英租界戈登道寓所病死，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他的墓碑上刻着“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前江宁将军予谥庄靖满洲穆尔察公墓志铭”。

铁良早年在吉安读书，祖父死后，他与父亲服丧回京，由其母博尔济吉特氏授学业。四年后父亲去世，因家境艰难，铁良放弃科举，改而研究财经、军事。学成后，铁良入荣禄幕府，协助处理各种军务，深得荣禄信任。荣禄将其举荐入兵部，为兵部侍郎，会办京旗练兵。

1903年，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擢为户部尚书。不久，清廷设立总理练兵处，统一对新军的领导，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协助袁世凯办理各项练兵事宜，并暗中监视袁世凯。

1905年入军机处，升任军机大臣。

1906年官制改革，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统一为陆军部，铁良离任军机，专任陆军部大臣。慈禧恐袁世凯尾大不掉，将北洋六镇中的一、三、五、六镇尽数划归铁良统领，造成铁良与袁世凯相抗的“均势”。

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死，铁良因劝说隆裕太后训政，企图排挤摄政王载沣未遂。于是摄政王载沣免去铁良陆军部尚书之职，将兵权收归皇室。

1909年，铁良被排挤出京，1910年调任江宁将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铁良与两江总督张人骏死守江宁。江宁陷落后，铁良乘日本兵舰逃上海保得性命，被朝廷免职。

1912年，铁良回到北京，与载洵、载涛、良弼等结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不仅反对袁世凯，反对南北议和，反对清帝退位。袁世凯组建内阁后，宗社党作鸟兽散。铁良寓居于天津，开始寻找日本这一“外援”，并时往来于青岛、大连及日本等地，与肃亲王善耆等策划复辟清室。

1917年7月，铁良积极参与“张勋复辟”。其间，溥仪命铁良、张人骏等人为弼德院顾问。闹剧收场后，铁良又奔回天津租界寓居。

1931年参与策划挟持溥仪前往奉天省，之后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铁良也参与其中。

1938年，76岁的铁良在天津英租界戈登道寓所病死，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他的墓碑上刻着“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前江宁将军予谥庄靖满洲穆尔察公墓志铭”。

白手起家

铁良1863年出生，为镶白旗人。祖父曾为江西吉安知府，但是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家境败落，最贫苦时一度断炊，铁良之母曾命其拿三方旧砚台出外售卖，终日未得一钱。无奈之中，铁良只得放弃科举，自研财经、军事，后来从神机营月薪一两的“书手”干起，历任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户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陆军部尚书，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铁良坚定维护朝廷旧制。据说，铁良执掌陆军部时，有某司员汇报公务，说了当下最时髦的词汇“改良”，铁良立即问：“你刚才说什么？”该司员“惧而谢罪”。

1904年7月17日，朝廷颁布谕旨，令铁良南下考察江南制造局移厂一事，“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

地方对其用意也心知肚明。在铁良的第一站上海，当地的《警钟日报》便以《民穷财尽何以堪此》为题，指责铁良此行是为了“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两江总督魏光焘还指示手下迅速造假清册，弥补亏空。

8月20日，铁良离京，先后前往上海、苏州、南京、芜湖、武昌等地，至次年年初返京时，八个省份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土膏捐税”已被铁良收归中央；张之洞、魏光焘等督抚的勇营武装，或被改编或被解散；江南制造局的大笔经费及用人权亦被铁良夺走。至此，地方势力大为削弱，中央实力一时增强。回京后，铁良复奏折文长达万言，详明切实，得到慈禧太后的赞赏。

北洋军建立后，袁世凯保奏铁良为京旗常备军翼长，参与训练新军，以示讨好满人之意。就连练兵处“襄办”，也是袁世凯保奏铁良当上的。时人一度视铁良为“袁之爪牙”。

但是，铁良心中另有一套想法。“比朝眷日隆，乃思夺世凯之权，谓海外党人排满之说甚炽，以汉人久握军事大权，甚非慎固根本之计也。”尤其当铁良南下归来，发现筹来的军饷，多被练兵处会办袁世凯用来充实北洋军后，遏制其进一步扩张，便成了铁良的要务。

还是从粮饷发放开始。

1905年，铁良就任户部尚书，随即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同时，铁良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依靠留日归来的多尔衮后代良弼联络士官学生，与袁世凯嫡系倾轧。对此，袁世凯大为不满。

1906年春夏之交，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纷纷回国。8月26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项，在这次会上，关于立宪缓急，铁良和袁世凯又发生了一场争论。铁良无法反对已成共识的立宪潮流，但坚决反对袁世凯期待的“急进”，在他看来，主张设立大权独揽的“责任内阁”，还想担任副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野心已昭然若揭。用铁良一句直白的话说：“如乃公所谓立宪，实与立宪本旨不合”，“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

袁世凯随后觐见慈禧，联合奕劻参了铁良一本：“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结果弄巧成拙，西太后本来已经拟旨，不让铁良等“反对派”再参加御前会议，但袁世凯的表现，让她马上改变了主意，将此旨留中不发，贴上“野心家”标签的袁世凯成了众臣攻击的对象。据说，在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甚至掏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劝解，方才作罢。

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上谕，设陆军部，一切军务均归其管辖，任命铁良为该部尚书。袁世凯大势已去，只得主动交归北洋六镇中的四镇。次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失去了最后的军权。

袁铁之争，铁良已占了上风。曾担任铁良幕僚的恽宝惠曾道，“铁良敢于这样做，仍由于宫廷之主持。慈禧太后之为人，阴鸷而多智谋，对满汉大臣能恩威并用，权不旁落，绝非一般妇女所能及。”

1904年5、6月间，湖北革命党人张难先、胡瑛、吕大森等人成立科学补习所，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排满思想。科学补习所成立不久，就和长沙的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积极响应长沙起义。正当各项工作积极准备之时，不料长沙事败，消息泄秘，湖南巡抚急电湖北督都，查封科学补习所。科学补习所遭到破坏后，多数成员还留在当地，继续活动。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是王汉、胡瑛谋刺清政府户部侍郎铁良。

科学补习所解散后，王汉、胡瑛把准备响应长沙起义使用的枪支、弹药藏匿于汉阳南郊的鹦鹉洲，伺机再行动。时值外界风传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倚望江南财赋，充实内府。1904年8月，铁良以钦差大臣身份南下，巡查各省军事财政，搜刮钱财。1905年1月下旬，铁良由湖南到武汉经河南返回北京。得到此消息，王汉便向刘静庵、胡瑛建议：“革命空气何其岑寂，而天下之祸已亟，士大夫犹昏昏然无所知觉，如之奈何！今清廷重臣南下，将以百姓为奴，猜疑防范之心，无时或竟。我欲拼却一身，刺杀此獠，如何？”刘静庵、胡瑛等，认为这是“国贼”，如不铲除则百姓更难生活，遂议决以暗杀的手段除掉这个清廷大吏。鉴于刘静庵年老行动不便，最后由王汉与胡瑛二人担任此使命。王汉临行前，自知此次之行凶多吉少，遂挥笔留下七言诗《别内》：“人生历尽许多艰，方能打破生死关。今朝一死乃真死，非比往昔徒空言。未知此去何时会，生死悠悠一寸心。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

王汉、胡瑛初步拟定的行刺地点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但是二人达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王汉便与胡瑛商议，先赴河南彰德寻找时机，这是火车北上的必经站。二人遂携带鹦鹉洲所藏手枪，赶赴彰德预备行刺。

二人在彰德潜伏数日，而铁良迟迟不至。胡瑛临阵退缩，王汉说：“吾不敢强君惧死也，君可别寓一旅店，待吾死后，设法收吾尸，以死状告武昌同志足矣。”遂独承担起刺杀使命。没过几日，铁良乘车到达彰德，此时王汉早已携枪候于站内。见铁良下车，王汉选一有利地点，对准铁良，便举枪射击。然而王汉平时缺乏射击训练，致连发不中。及至清吏四出搜捕，王汉不甘遭敌人毒手，遂投道傍井自杀。次日，铁良命彰德府打捞上尸体，在其遗骸上发现绝命书数千言，“皆阐明民族民权大义，及愤亲贵乱政，愿以身殉，为天下倡。”

胡瑛闻王汉死讯，即假扮为商人，与彰德士绅交涉，辗转保出王汉尸体，草葬于当地。王汉死时“年二十二，结婚仅月余”。

王汉刺杀铁良的活动虽然失败，但却唤起了其他革命志士的慷慨奋起。王汉牺牲的消息传到日本，二百余名留学生在东京玉川亭举办追悼大会，群情激昂，遂后一系列的暗杀活动迭起不断。

无论对于贸易、税收，还是陆海军建制、训练等，铁良“皆深研之而沿窥其奥秘”。根据美国驻南京副领事Gracey的说法，铁良是一位“能干、头脑清楚、聪明敏锐、性格果断”的强势官员。

铁良，这位清廷能吏，终究被一个积重难返的专制政权，不分远近亲疏一并吞噬，其心迹如何，已不可知，耐人寻味的是他墓志铭对此事的记载——“噎娼者以公门墙严峻，妨害其营私；憎恶者以公体性忠纯，不与之朋比。于是机牙四出，钓谤飞谋，足使机隍不安，退出枢府。”将被免原因归于犯了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