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1592年11月28日－1643年9月21日），满洲爱新觉罗氏，名皇太极（亦作皇太子、洪太极、黄台吉），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后金第二代君主。明天启六年（1626年）在沈阳继后金汗位。次年改元天聪。他对内大力推行封建化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相继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并多次带兵攻打明朝，将西部国界扩张至锦州、宁远一线。十年四月改元崇德，改国号大清，正式称帝。逝于崇德八年（1643年），年五十二岁。后葬于沈阳昭陵（今沈阳市北陵公园北）。

中文名： 爱新觉罗·皇太极 出生地： 赫图阿拉城 出生日期： 1592年11月28日 逝世日期： 1643年9月21日 在位： 1626年-1643年 年号： 天聪、崇德 庙号： 清太宗 陵墓： 昭陵 生肖： 龙

皇太极，即清太宗。后金汗，清朝皇帝，1626～1643年在位。军事家，政治家。满族，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明万历二十年十月廿五（1592年11月28日）生于赫图阿拉城。自少年起常随父兄狩猎和征战，骑射娴熟。四十年，从父出征海西女真乌拉部，克六城。

四十三年，授正白旗主旗贝勒。后金天命元年（1616）正月，封和硕贝勒，与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合称“四大贝勒”，共理军机，统兵出征。

三年，随父攻明，献计袭取抚顺（今属辽宁）。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与诸贝勒率兵大破明军西路杜松部、北路马林部，与代善破东路刘綎部。不久随父攻取明开原、铁岭，灭叶赫部。 六年，参加沈辽之战，攻占沈阳后，在浑河南岸以百骑破明援军数千。攻辽阳，率军先入明阵。

七年，参加广宁（今北镇）之战，克义州(今义县)。十年，与兄阿巴泰率精骑5000驰援科尔沁，迫使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远遁。十一年，从父参加宁远之战失利，退兵沈阳。 是年九月，在努尔哈赤卒后，于沈阳继后金汗位，改次年为天聪元年。定先征服朝鲜（今朝鲜、韩国）和漠南蒙古，以解除攻明后顾之忧的战略方针。对明则采纳汉族降官建议，确立“讲和与自固之策”，重用汉将，削弱明朝实力，志在入关夺取全国政权。

天聪元年（1627），命贝勒阿敏、济尔哈朗进兵朝鲜，迫国王李倧遣使请盟。与明辽东巡抚袁崇焕通使议和，待机而动，五月，亲率八旗军5万余发起宁锦之战，兵败还师。次年，以使臣屡为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所杀，率精骑奔袭，获敖木伦（今辽宁大凌河上游）之捷，俘众万余。复率满蒙联军西征察哈尔，追逐至兴安岭。

三年，率满蒙联军10万绕道蒙古，自龙井关（今河北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逾边墙，突袭明京师（今北京），互有胜负。巧施反间计，致明廷逮杀督师袁崇焕。陷京畿州县多处。东归连下遵化（今属河北）、永平（今卢龙）、滦州（今滦县）、迁安四城，留兵据守。颁发八旗临阵赏罚令。

五年，命人铸红衣大炮，名“天佑助威大将军”（为后金造炮之始）。令以归附汉族军民组建一旗汉军，由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事。遣将率满、蒙、汉军数万攻明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挖壕筑墙，长期围困，在城周围50里内挖壕四道，按八旗左右翼方位扎营盘45处，切断守城明军与外界联系。百余天中，督军交战数十次，各有伤亡，又亲率主力击败明援军4万，迫明总兵祖大寿于粮尽援绝献城投降，旋纵其归锦州。次年，阅汉兵，定仪仗制。率满、蒙军再征察哈尔部，迫林丹汗弃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逃遁青海，基本控制宣（今河北宣化）、大（今山西大同）以北地区。不久，废除与三大贝勒并坐的旧制，自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

皇太极雕像七年，谕各牛录额真以恤贫训农习射。亲自出迎渡海来降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等，隆礼厚待，授都元帅、总兵官。遣兵取旅顺。次年，率军9万绕道蒙古，从长城北部诸口入关，袭掠宣、大一带，收察哈尔部余众。是冬，遣兵征黑龙江虎尔哈及东海女真瓦尔喀部，巩固和扩大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九年，命贝勒多尔衮、岳托等领兵万余赴黄河以西收降林丹汗之子额哲，得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统一漠南蒙古，建立蒙古八旗制。是年十月，废除诸申（女真）旧号，定族名为满洲。

十年四月，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遣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兵由喜峰口入长城，攻掠京畿地区，连破12城，俘人畜18万余。十二月，以朝鲜拒绝臣服，亲领大军攻之，逼李倧乞降称臣、与明断盟，乃还师。崇德二年（1637），令贝子硕托、恭顺王孔有德等率舟师袭取明军所占皮岛（今朝鲜椴岛）。重申不可废骑射之制。七月，编汉军为两旗，以总兵石廷柱、马光远为都统。次年，亲征喀尔喀蒙古，迫查萨克图汗远遁。九月，以多尔衮、岳托分统左右两翼八旗军入长城，由北京至山西界，复至山东，次年三月退兵，转战数千里，克府、州、县城数十座，俘人畜号46万余。是年，分汉军两旗为四旗。

五年，改变入关掳掠、消耗明朝实力的方略，采取长围久困和野战打援之策，与明军展开松锦之战。命济尔哈朗与多尔衮轮流担任前方主帅，率兵往义州筑城屯田，逐步进围锦州。六年，闻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计13万步骑援锦州，亲统大军，抵达松山戚家堡，命师横截松山至锦州大路，断明军饷道，设伏以待，大败明军。七年二月，破松山，俘降洪承畴。三月，迫明总兵祖大寿献锦州，复降清。塔山、杏山相继而下，历时两年余的松锦之战告捷。六月，将汉军四旗改编为八旗。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军10万余入关攻明，深入山东腹地，克降府、州、县城88座，俘掠人口30余万、牲畜30余万。

八年，遣阿尔津等征黑龙江虎尔哈部，叶臣等更戍锦州。八月初九（1643年9月21日）病卒，年52岁。 皇太极一生博览群史，允文允武，长于计谋，优礼汉官，建立八旗蒙、汉诸军，运用新兵器，灵活用兵，不断改变战法，所向多捷，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加强集权

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多次对外掠夺，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他虽继承了汗位，但实际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分值”政务。权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虚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极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打击、削弱分权势力，提高汗权。天聪四年，皇太极以阿敏弃守滦州、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将其终身幽禁。五年，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口角时，竟拔刀相向。皇太极借机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衔。至此，四大贝勒，仅剩他和代善两人。六年，皇太极终于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务的旧制，改成自己南面独坐，取得了汗的独尊地位。另外，皇太极仿照明制，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三年，建立了由满汉文人组成的“文馆”，职掌“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政事”，为皇太极推行汉化运筹帷幄。五年，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十年，又将“文馆”扩充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统称“内三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稍后，又建立了都察院，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在经济上，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在辽东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奴隶制政策，汉人纷纷逃亡和暴动，生产凋敝，后金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皇太极执政伊始，便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把原先努尔哈赤所推行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的政策改为每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用汉官管理，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隶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拓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奴仆争取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皇太极注意体恤民力，凡有妨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复兴筑，使百姓能“专勤南亩，以重本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努尔哈赤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他认为要战胜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朝鲜，这既可以解除后顾之懮，又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共同对付明朝。天聪元年一月，皇太极不宣而战，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三万大军入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都和约》。1636年，皇太极又以朝鲜“屡败盟誓”，“助明害我”为由，亲率十万大军入侵朝鲜，包围南汉山城。国王李倧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沈阳为人质。对蒙古，皇太极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首先争取与察哈尔林丹汗不和的科尔沁、喀喇沁等部的归附。皇太极的昭陵年，达成共同征讨林丹汗的协议。经过几次征战，林丹汗势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一万人渡黄河西进，至托里图，俘获了林丹汗子额哲及其部众一千余户，统一了漠南蒙古。为了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皇太极用联姻、赏赐、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袭职例、崇奉喇嘛教、与西藏僧俗头领建立联系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

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比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1]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意，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首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入赴归化城（今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否则，自取祸患。”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纳缎布帛六千余匹。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衷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往寻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四月降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并获元朝历代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以及其他贝勒、寨桑，纷率所部来归。漠南蒙古各部悉隶金汗之下。

皇太极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随从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长期归顺于己，也不能仅仅依靠盟誓，而须以武力作后盾，用制度、法令来约束各部，使他们听从金汗统辖和指挥。天聪三年正月，他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之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须从征，违者，罚马一百匹驼十头。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罚马十匹。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

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借外藩蒙古科尔沁、敖汉、阿禄、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贝勒来朝的机会，具体定其法例。他谕告诸贝勒：“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达尔汉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赖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定各部地界，严禁各部互相侵越，第二年天聪九年二月，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除盲人及手足残废者外，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俱照例编审，共编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壮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隶于满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旧蒙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达赖、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八人为同山额真，各旗均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

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八旗的编立，为金国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马，加强了满蒙联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对金国的巩固和强大，以及对明国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金国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皇太极深知满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天聪三年，首次考试儒生，网罗了两百名汉族文人。此后又多次举行考试，分别优劣，量才录用。五年，大凌河战役后，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天聪七、八年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沉志祥等明朝将领纷纷自愿来投，皇太极对他们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从此全力以赴地对明朝发动侵略。是年秋，他命阿济格统兵南侵，掠夺人畜十八万。崇德三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率军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为了从正面打开山海关，自五年三月起，发动了锦州战役。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往援锦州祖大寿。皇太极指挥作战，后明军因塔山粮草被夺而决定分成两路突围。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困守松山城，松山副将夏承德密约降清，以为内应。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仅剩宁远一孤城。

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清宁宫中猝然病死（“端坐无疾而终”，应是心肌梗塞或脑溢血之类的疾病），葬沈阳昭陵（通称沈阳北陵）。庙号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天聪汗皇太极雄才大略，+不满足于守成，决心要开创崭新的局面。他执政后，踌躇满志，从面临的内政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第一，“安民”。努尔哈赤晚年，境内的人民反抗如火如荼。皇太极继位后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知道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因此规定，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令“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结果“逃者皆止，奸细绝迹”。皇太极非常强调满洲、汉人“均属一体”，审罪、服役，不要有差别。他了解到从前按满官品级分配被掠的汉人为奴，编庄服役，汉人常受欺凌，就改革为每个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他还禁止诸贝勒大臣属下私至汉官家勒索财物及进行骚扰。这使汉人得到安定，感到后金统治下的地方是一块“乐土”。

第二，“重本”。后金进入辽沈以后，不仅当地汉人从事农业，连满族也把农业作为本业了。皇太极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为的是“专勤南亩，以重本务”。他下令，所有村庄田土，八旗既已稳定，以后就不要变更了。对庄民的财产及所养牛羊鸡猪等，都不准任意妄取。

第三，加强集权统治。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带有浓厚的民族原始特色。皇太极当汗以后，倾心仿照明朝大搞专制集权。他上台伊始，设了八大臣管理国务，称八固山额真，在旗内总管一切事务，国家有事，与诸贝勒“偕坐共议”，狩猎出师，各领本旗兵行，还负有稽察责任。固山额真的设立，削弱了诸贝勒的权力，却加强了汗权。更有过之者是废除三大贝勒“直月”制度。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皇太极即汗位，四去其一，其余三大贝勒仍“分月掌理”，这是一种分权制度。天聪三年(1629)完全改为由以下诸贝勒代行直月之事。皇太极的权力便高高在上了。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国，直到皇太极为汗的第五年，政府机构还不大完善。为了强化统治，皇太极根据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仿照明朝的政体，正式设立了六部，并以多尔衮等贝勒分管各部，贝勒以下，每部设满、蒙、汉承政三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只有工部省设蒙古、汉军参政六员。后来证明，由于六部的设立，“各司其事，事不留行”。

满族早期实行一夫多妻多妾制，不同于汉族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大福晋和侧福晋都是妻，都有正式的名分，都称为福晋，侧福晋只比大福晋的地位略低；小福晋和格格、媵妾、婢妾等都是妾，都是没有名分的，庶福晋仅是对她们的尊称而已，地位远低于大福晋和侧福晋。大福晋和侧福晋这些妻所生子女都属嫡出，地位高；小福晋和格格、媵妾、婢妾等妾所生子女属庶出，地位较低，远低于大福晋和侧福晋的子女。

盛京的崇德五宫后妃，也称五大福晋。

中宫-清宁宫 皇后——清宁宫中宫大福晋——国君福晋

东宫-关睢宫 宸妃——东关睢宫福晋——东大福晋

西宫-麟趾宫 贵妃——西麟趾宫福晋——西大福晋

次东宫-衍庆宫 淑妃——东衍庆宫福晋——东侧福晋

次西宫-永福宫 庄妃——西永福宫福晋——西侧福晋

五大福晋的地位远高于其他妃子。她们都是蒙古女子，为蒙古最高姓氏博尔济吉特氏。

大妃（大福晋）和皇后

元妃（1593-1612），钮祜禄氏。巴图鲁赠宏毅公额亦都之女。万历二十一年生。万历三十五年来归，为元配嫡福晋，是第一任大福晋。万历四十年卒，年二十。子一，皇三子洛博会。

继妃，乌拉那拉氏。乌拉贝勒博克铎之女。太祖大妃阿巴亥之从姑。万历三十六年来归，初为侧福晋。万历四十年，元妃钮祜禄氏去世后，成为继室大福晋，是第二任大福晋。天命八年五月前，因违背太祖不许乘轿旨意而被废弃，失去大福晋的身份。当遣归母家，是否再嫁待考，生卒年不详。子二，皇长子豪格；皇次子洛格。女一，皇长女，封固伦公主，嫁敖汉部旺第，称敖汉公主。

孝端文皇后（1600-1649），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哲哲。科尔沁贝勒、后赠福亲王莽古思之女。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生。万历四十二年四月来归，初为侧福晋。天命八年五月前，继妃乌拉那拉氏被废黜后，成为第三任大福晋。天聪初，封为大妃，也称中宫大福晋。崇德元年七月册立为中宫-清宁宫皇后，也称清宁宫中宫大福晋，为国君福晋。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位，尊为（母后）皇太后。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顺治六年四月十七日崩，年五十。随葬昭陵，升祔太庙。谥曰孝端文皇后；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女三，皇次女马喀塔，即固伦温庄长公主，嫁额哲；皇三女，即固伦端靖长公主，嫁奇塔特；皇八女，即固伦端贞长公主，嫁巴雅思祜朗。

孝庄文皇后（1613-1687），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科尔沁贝勒、后赠忠亲王宰桑-布和之女，台吉、后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妹。孝端文皇后之侄女。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生。天命十年二月来归，为侧福晋。天聪时，称西宫福晋。崇德元年七月册封次西宫-永福宫 庄妃，也称西永福宫福晋，为西侧福晋。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其子福临即位。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尊为（圣母）皇太后。顺治八年二月，世祖亲政，上徽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简称昭圣皇太后；屡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顺治十八年世祖崩，皇三子玄烨即位为康熙帝，尊为太皇太后，称昭圣太皇太后；屡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崩，年七十五。葬孝陵之南，曰昭西陵。谥曰孝庄文皇后；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子一，皇九子福临，即顺治帝。女三，皇四女雅图，即固伦雍穆长公主，嫁弼尔塔哈尔；皇五女阿图，即固伦淑慧长公主，先嫁索尔哈，复嫁色布腾；皇七女，即固伦端献长公主，嫁喇玛思。

侧妃（侧福晋）

侧妃只比大妃及皇后的地位略低，也是妻，有正式的名分，也被称为福晋。侧妃所生子女也属嫡出，地位较高。

有2位侧妃，侧妃叶赫那拉氏和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被皇太极改嫁给他人。故而她俩所生子女的地位低于其他侧妃，但是高于庶妃。

侧妃，叶赫那拉氏。叶赫贝勒阿纳布之女。初嫁正黄旗包衣喀尔喀马，喀尔喀马贝勒为乌拉那拉氏，与布占泰同宗（满文老档载，为布占泰之弟），后逃至叶赫部，为金台石贝勒所抚养，生二子，第二子乌努春。天命四年，征叶赫部，喀尔喀马贝勒被皇太极处死，叶赫那拉氏氏归皇太极；天聪二年十二月，生皇五子硕塞。其后，被赐予曾任内大臣的占.土谢图为妻，日期不详。占.土谢图行围时被虎伤身亡。再嫁达尔琥，达尔琥为哈达部孟格布。

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巴雅尔戴青之女。天聪六年二月来归，为侧福晋，称为东宫福晋。九年十月初七日，以不遂汗意，将其改嫁给叶赫部德勒格尔台吉之子南褚，卒年不详。女二，皇六女，封固伦公主，嫁夸扎；皇九女，嫁哈尚。

敏惠恭和元妃（1609-1641），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海兰珠。科尔沁贝勒宰桑之女、台吉、后封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妹。孝庄文皇后之姊，孝端文皇后的侄女。万历三十七年生。早嫁夫亡，仍归科尔沁部。天聪八年十月，其兄台吉吴克善送之来归，时年已二十六，为侧福晋。崇德元年七月册封东宫-关睢宫 宸妃，也称东关睢宫福晋，为东大福晋。六年九月十八日薨，年三十三。追封元妃，谥曰敏惠恭和。葬昭陵贵妃园寝。子一，皇八子，二岁殇。皇太极最宠爱的妃子。

懿靖大贵妃（？-1674），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名娜木钟，又一名为德勒格德勒。阿霸垓后封郡王额齐克诺颜之女。初嫁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为多罗大福晋（第一大妃），称囊囊大福晋，统管阿纥土门万户斡耳朵，史称囊囊太后。天聪七年（1634）夏，林丹汗卒；天聪八年（1635），她生下林丹汗次子阿布鼐（亦作阿布奈）。天聪九年三月，归顺满清，改嫁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元年七月册封西宫-麟趾宫 贵妃，也称西麟趾宫福晋，为西大福晋。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顺治九年十月尊皇考懿靖大贵妃。康熙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薨。葬昭陵贵妃园寝。又为皇太极生一子一女，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皇十一女，即固伦端顺长公主，嫁噶尔玛索诺木。还抚养一蒙古女，名淑济（疑为蒙古林丹汗之女），嫁济旺之子德参济王子噶尔玛德参（噶尔玛）。

康惠淑妃（？-1669），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名巴特玛·璪。阿霸垓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之女。初嫁察哈尔林丹汗，为第四大妃，称芭德玛瑙伯奇福晋，统管窦土门万户斡耳朵，故又称窦土门福晋。天聪七年（1634）夏，林丹汗卒；天聪八年八月率先归顺满清，改嫁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元年七册封次东宫-衍庆宫 淑妃，也称东衍庆宫福晋，为东侧福晋。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顺治九年十月尊皇考康惠淑妃。康熙六年卒。葬昭陵贵妃园寝。抚养一蒙古女（疑为蒙古林丹汗之女），嫁多尔衮。

庶妃（庶福晋）

庶妃，包括小福晋、格格、媵妾、婢妾等，都是没有名分的妾，庶福晋仅是对她们的尊称而已。其中生育子女者才能成为小福晋，所生子女属庶出。

庶妃，颜扎氏，称小福晋。布颜之女。天命十一年来归。子一，皇四子叶布舒。

庶妃，那拉氏，称小福晋。英格布之女。天聪八年来归。生一子，皇六子高塞。女二，皇十女，封县君，嫁辉塞；皇十三女，嫁拉哈。

庶妃，伊尔根觉罗氏，称小福晋。安塔锡之女。崇德元年来归。子一，皇七子常舒。

庶妃，克伊克勒氏，称小福晋。拜祜之女。崇德三年来归。子一，皇十子韬塞。

庶妃，赛音诺颜氏（也称阙氏），称小福晋。崇德元年来归。女一，皇十二女，封乡君，嫁班第。

庶妃，察哈尔奇垒氏（？-1645），称小福晋。察哈尔部谔勒济图固英塞桑之女。崇德五年来归。女一，皇十四女，封和硕恪纯长公主，嫁吴应熊。顺治二年卒。

皇子（11人，成年8人）

皇长子，爱新觉罗·豪格(1609-1647）。生母为继妃乌拉那拉氏。万历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子时生。顺治五年三月卒。肃武亲王。

皇次子，爱新觉罗·洛格（1611-1621），幼殇。 生母为继妃乌拉那拉氏。万历三十九年生；四十九年殇。

皇三子，爱新觉罗·洛博会（1611-1617），幼殇。生母为元妃钮祜禄氏。万历三十九年生；四十五年殇。

皇四子，爱新觉罗·叶布舒（1627-1690）。生母为庶妃颜扎氏。天聪元年十月十八日子时生。康熙二十九年卒。辅国公。

皇五子，爱新觉罗·硕塞（16291654）。生母为侧妃叶赫那拉氏。天聪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亥时（1629.01.29）生。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卒。承泽裕亲王。

皇六子，爱新觉罗·高塞（1637-1670）。生母为庶妃那拉氏。崇德二年二月十六日子时生。康熙九年卒。镇国悫厚公。

皇七子，爱新觉罗·常舒（1637-1699）。生母为庶妃伊尔根觉罗氏。崇德二年四月十九日寅时生。康熙三十八年卒。辅国公。

皇八子（1637-1638），未命名，幼殇。生母为敏惠恭和元妃博尔济吉特氏。崇德二年七月初八日亥时生。崇德四年正月殇。

皇九子，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戌时（1638.03.15）生于盛京盛京皇宫的永福宫。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崩于北京紫禁城的养心殿。顺治帝。

皇十子，爱新觉罗·韬塞（1639-1695）。生母为庶妃克伊克勒氏。崇德四年二月初八日戌时生。康熙三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卯刻卒。辅国公。

皇十一子，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1641-1655）。生母为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崇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申时（1641.01.20）生。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卒。襄昭亲王。

皇女（亲生女14人；养女1人）

皇长女(1621—1654)，封固伦公主。生母为继妃乌拉那拉氏。天命六年三月十二日生。天聪七年(1633)嫁蒙古敖汉部博尔济吉特氏台吉班第，称敖汉公主。封固伦公主。顺治十一年(1654)卒。班第于崇德元年(1636)封敖汉郡王；顺治十三年(1656)卒。　

皇次女(1625—1663)，名马喀塔，封固伦温庄公主。生母为孝端文皇后。天命十年生。初封固伦公主。天聪九年(1635)许配给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博尔济吉特氏额尔孔果洛额哲；清崇德元年(1636)出嫁。是年，额哲封察哈尔亲王；六年(1641)额哲卒。顺治二年(1645)复嫁额哲之弟阿布鼐。顺治十四年(1657)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封固伦永宁长公主；后改封固伦温庄长公主。阿布鼐在顺治五年袭其兄额哲遗爵封察哈尔亲王；后因“负恩失礼”被削爵并处死。公主于康熙二年(1663)卒。

皇三女(1628—1686)，封固伦靖端长公主。生母为孝端文皇后。天聪二年七月初三日生。初封固伦公主。崇德三年(1638)十二月许配给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奇塔特，即其生母孝端文皇后之侄；四年出嫁。奇塔特于崇德八年(1643）赐封固伦额驸；顺治六年(1649)封科尔沁郡王；八年闰二月卒。十三年(1656)公主回到京师。十四年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十二月封固伦延庆长公主；后改封固伦端靖长公主；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卒。

皇四女(1629—1678)，名雅图，封固伦雍穆公主。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天聪三年正月初八日生。 初封固伦公主。七年许配给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弼尔塔哈尔，即其生母孝庄文皇后哥之兄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第三子；祟德六年(1641)出嫁。弼尔塔哈尔于崇德八年(1643)赐封固伦额驸；康熙五年(1666)袭其父爵受封为卓礼克图亲王；六年卒。顺治十三年(1656)公主回到京师；十四年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十二月封固伦兴平长公主；后改封固伦雍穆长公主；康熙十七年闰二月卒。

皇五女(1632一1700)，名阿图，封固伦淑慧公主。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天聪六年二月十二日生。初封固伦公主。祟德六年(1641)正月许配给蒙古喀尔喀部额驹恩格德里之子博尔济吉特氏索尔哈；八年出嫁。索尔哈在崇德元年(1636)袭其兄额尔克代青之三等甲喇章京，即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顺治初年卒。顺治五年(1648)复嫁蒙古巴林部辅国公博尔济吉持氏色布腾，称巴林公主。色布腾为元太祖21世孙，顺治五年封辅国公；七年晋巴林郡王；康熙七年(1668)二月卒。公主于顺治十四年(1657)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二月封固伦和顺长公主，后改封固伦淑慧长公主。阿图为其母孝庄文皇后所钟爱。色布腾卒后，康熙十二年(1673)太皇太后病，康熙帝派人将公主接到京师，以后又多次到京师。三十一年(1692)沼设护卫长史视贝勒例。三十九年(1700）正月初十日卒于京师。

皇六女(1633—1649)，封固伦公主。生母为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天聪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生。封固伦公主。祟德六年(I 641)许配给伊尔根觉罗氏都统阿山之子夸札；顺治元年(1644)出嫁；六年三月卒。夸札在顺治五年(1648)因罪被罚锾；六年(1649)在公主去世一个月后也去世。

皇七女(1633—1648)，封固伦淑哲公主，谥固伦端献公主。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天聪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生。初号淑哲公主。崇德六年(1641)许配给蒙古扎鲁特部内大臣俄尔齐桑之子博尔济吉特氏铿吉尔格（亦作喇玛思）；顺治二年(1645)出嫁。顺治五年公主卒。赐谥曰固伦端献长公主。

皇八女，封固伦永安公主(1634—1692)，谥固伦端贞公主。生母为孝端文皇后。天聪八年闰八月十六日生。初封固伦公主。祟德六年(1641)许配给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额驸巴达礼之长子博尔济吉特氏巴雅斯护朗；顺治二年(1645)时出嫁。十四年(1657)二月封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封固伦昌乐长公主；改封固伦永安长公主。巴雅斯护朗在康熙十一年(1672)五月袭其父爵土谢图亲王；是年八月卒。康旭二十一年(1692)正月公主卒。赐谥曰固伦端贞长公主。

皇九女(1635一l 652)，未受封。生母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天聪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生。顺治五年(1648)嫁蒙古博尔济吉持氏哈尚。八年哈尚卒；九年公主卒。

皇十女(1635—1561)，封县君品级，称固山格格。生母为庶妃那拉氏。天聪九年生。封县君，即固山格格。顺治八年(1651)八月嫁一等公瓜尔佳氏辉塞。婚后不到三个月，辉塞卒，公主未再嫁。十八年(1661)公主卒。

皇十一女(1636—1650)，封固伦公主，谥固伦端顺公主。生母为懿靖大贵妃。崇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生。嫁博尔济吉特氏噶尔玛索诺木。 初封固伦公主。顺治四年(1647)嫁蒙古阿霸垓部博尔济吉特氏噶尔玛索诺木。七年卒；十三年(1656)六月赐谥固伦端顺长公主。噶尔玛索诺木与公主婚后授与一等精奇尼哈番(子)。公主去世后，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之女复嫁给他，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三年(1664)卒。

皇十二女(1637—1678)，封乡君品级，称格格。生母为庶妃赛音诺颜氏（也称阙氏）。崇德二年三月十五日生。嫁博尔济吉特氏班第。封乡君，即格格。顺治八年（1651)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头等侍卫班第。康熙十七年(1678)卒。班第在康熙十年(1671)任理藩院侍郎；三十年(1691)任理藩院尚书；三十九年(1700)卒。

皇十三女(1638一1657)，未受封。生母为庶妃那拉氏。崇德三年七月初七日生。顺治九年(1652)嫁副都统瓜尔佳氏拉哈。十四年(1657)四月卒。

皇十四女（1641一1703），封和硕恪纯公主。生母庶妃察哈尔奇垒氏。崇德五年六年生。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初封和硕公主。顺治十年(1653)嫁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十四年尊和硕长公主。十六年(1659)十二月封和硕建宁长公主，后改封和硕恪纯长公主。吴应熊与公主婚后，顺治十年(1654)授三等子，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七年(1668)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四年因其父吴三佳反叛清廷，同其子吴世霖皆被处死。吴应熊死后，康熙皇帝经常下诏慰藉公主，谓其“为叛寇所累”。四十三年(1703)公主卒。

养女(1615—1637)，封和硕公主。皇大极的从兄克勤郡王岳托之长女，生母为嫡福晋哈达那拉氏（哈达部吴尔古代与努尔哈赤第三女莽古济公主之女）。皇太极抚为己女。天聪二年(1628)嫁蒙古科尔沁部台吉博尔济吉特氏曼珠习礼。祟德二年(1637)封和硕公主；是年七月十九日卒。曼珠习礼与公主婚后，赐号达尔汉巴图鲁，祟德元年(1636)封达尔汉郡王，顺治十六年(1659)晋达尔汉亲王，康熙四年(1665)卒。

清太宗皇太极不仅是一个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优秀君王，而且也是一位求贤若渴，善于惠政揽人、敢于大胆用人、能够充分信任和器重人才的卓越领导者。在他统治的17年里，他充分认识人才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广揽满、汉、蒙古(尤其汉族知识分子)各族人才，并委以重任，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从而为清兵入关夺取全国政权、代明而立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清太宗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在建立“大清国”之后即实行开科取土，为兴盛大清畅通荐才渠道。即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他也时刻不废渴求人才拳拳之心，并一再提醒部下：“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得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助力，其利赖宁有穷乎？” 为了从更大范围延揽天下英才而用之，明崇祯八年，后金(清)天聪九年，亦即1635年，他面向全国下达了不拘一格网络天下英才的《荐贤诏》：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荐贤为要。尔满、汉、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见之人，即当悉行举荐。所举之人，无论旧归新附，及己仕未仕，但有居心公正、克服任使者，即呈送吏部；有通晓文艺，居心公正、足备任使者，即呈送礼部。该部贝勒奏闻，朕将量才录用。天下才全德备之人，实不易得。但能公忠任事者，其速行举荐。 从清太宗的《荐贤诏》，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用人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用人不拘一格。满、汉、蒙古不分区别，但凡有才之士，皆在举荐之列。不分旧归新附，也不论是否及仕任职，发现足可任事者，都可大胆启用。所揽人才，不论才能高低，不以求全责备论之。能克胜任使者用，足备任使者亦用，并不企求找到与任用完美无缺之人，颇具清醒而务实的用人之风。 二、用人标准明确。国家以人才为本，大臣以荐贤为要，君臣合心，通力延揽人才。在清太宗皇太极的眼里，他的总体标准是“贤”。具体而言，就是重视居心公正，要求忠诚官事，看重克胜任使。也就是说，他用人首重其德，次重其忠，更重其才，力求才堪任用，能够有助国事。 三、量才录用，信任器重。清太宗非常重视人才作用的发挥，尤其他深知在清兵入关、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知识分子尤其汉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帮助和作用丝毫也不能忽视。因此对汉族知识分子不管是举家投靠者还是单身投靠者，他都一律恩养厚待，并根据其德能表现，对其中杰出人才委以重任，充分信任，让他们参与机务，给他们提供活动舞台，让他们充分施展才华，助推大清国日渐强盛。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范文程的使用。 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胸怀文韬武略，腹有治世良谋。皇太极深知范文程是个难得的政治人才，因此对范文程特别器重和信任，任命他为内秘书院太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凡事都注意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官员议政方案，征求他的意见；议政不决，与其议之；范文程参与议决的事情一律签署批准；范文程病，重大问题等待他裁决；范文程起草的重要文书“乃不复祥审”，悉信“当无谬也”。君臣信任之深，堪为历代典范。清太宗重视人才，重用人才，敢于大胆使用汉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可谓勇气、胆识、视野、胸襟、魄力、气度都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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