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宥（1416年——1481年），字克宽，号湄邱。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人，生于明代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代进士，曾官任都御史等职。邢宥病逝后的第二年，宪宗命礼部备牲仪翰林院撰文，遣官谕祭葬之于铜斗山之阳。邢宥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刚正不阿，清代海南探花张岳崧将其同海瑞、邱浚誉为海南三贤。

邢宥，字克宽，号湄丘，明琼州府文昌县水北都（今海南省文昌县文教镇）水吼村人。少时勤奋聪敏，5岁读《三字经》，10岁能诗，14岁补文昌邑庠生。明正统六年（1441年）乡试中举，十三年，登二甲进士第，入刑部任职。次年，任四川道监察御史。景泰元年（1450年），参加处理宦官王振被诉其家人窝藏财物案，经多方细密查对，纯属假案，为被诬告者20多人辩白，初露头角。二年冬，出巡福建，巡海官欲将违禁入海的数千名民众诬为盗贼枭首示众，痛哭喊冤之声震天动地。他疑为冤案，力主暂缓行刑。后果然抓获真盗，使几千民众幸免于难。五年，出巡辽东，查出沈阳军官中有50多人盗窃官仓储粮，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只严惩为首的两名，其余戴罪守城，在敌军进犯时英勇作战，将功赎罪，沈阳城化险为夷。天顺四年（1460年），升任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一带）知州，在纷繁案件中能逐一公正审理，民甚信服。天顺七年（1463年），受诬告降职，调任福建晋江县令。成化元年（1465年），遇赦复职，改任苏州知州。治苏“一本情理，不出奇，不立苛，惟省役均赋，节浮费，以便民为主。不期月，政化民洽，歌颂之声，播闻远近”（丘濬《湄丘邢公墓志铭》）。二年，苏州发大水，灾荒遍地，不待奏辄发米100万石赈济40余万灾民，果断处事，急民所急，获得宪宗“赐敕褒奖”，并加升浙江布政司左参政。不久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命出巡江南11个府，总理南畿兵民财赋和嘉、湖、杭3个府粮储，提督屯种，整顿江浙盐政，考察任免江南各府文武官吏，政绩显著。

六年（1470年），乞归获准。于水吼村后东昆港北湄山丘盖“湄丘草亭”，自号“湄丘道人”， 以读书写作自娱，至晚年仍手不释卷。著有《湄丘集》10卷，今存2卷。丘濬说他“诗文虽少作，然作必有意趣，不为无益之语，字画亦遒美有法”。临终前嘱咐长子顼说：“吾居官无余藏，汝母之服未除而有斯疾，必不起。我死丧礼宜从俭，汝能勤俭以保门第，吾目瞑矣。”言讫而终。宪宗命礼部备牲仪，翰林院撰文，遣官谕祭。与丘濬、海瑞并称海南“一鼎三足”。

邢宥生于明代永乐十四年（1416年），小时候就聪敏异常，五岁读《三字经》，日记数十言；10岁作《勉学诗》，初露他已具治国齐家之志。入乡校时，每次月试季考均名列前茅。十四岁补文昌弟子员，26岁乡试中举，正统十三年（1448）年，登二甲进士第。 邢宥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作为，在学问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一生中非常喜欢读书写作，对书法也有一定的研究。著作有《湄丘集》传世，对于海南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清代海南探花张岳崧将其同海瑞、邱浚誉为海南三贤。 邢宥的祖籍在河南省汴梁（今开封市），南宋初期迁来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六世祖宣仪，在宋代知文昌县，高伯祖梦璜在南宋时知万安军，曾祖父在元代任琼山、文昌二县的知县。 邢宥为官时犹以善断疑案而著称，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他在监察御史任上，正逢太监王振家出事被抄家。当时有人诬告王振的家人孙太安藏匿钱财，牵连20多人被捕。朝廷特派邢宥与锦衣卫官于信审理此案。于信主张立即没收孙家财产，并横蛮地威胁说：“不然，祸立至。“邢宥沉着果断，秉公办事，经过多方稠密查核，证实该案纯属伪造，从而挽救了数十个民众的性命。赢得当地人民拍手称颂。 景泰二年（1451年），邢宥巡抚福建，恰有巡海官符文抓获犯禁入海的几十人，被判死刑。临刑时，冤屈痛哭之声震天动地。邢宥疑为伪案，便缓期执行。经过一月查究，果然抓获真盗，从而挽救了数十个民众的性命。 　

邢宥还非常善于谋兵用计。景泰五年（1454年），邢宥出巡辽东，发现沈阳军官中有50多人偷盗官府储藏的物资。邢宥考虑到沈阳三面受敌，如果对这些犯错误的军官都从严惩处，一旦敌人侵犯，将无人带兵守城。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只罢黜为首的两名军官，罚其余的守城，城守得好，立功者可以赎罪、受奖。没有多久，敌人果然侵扰沈阳，这50多名受从宽处理的军官英勇杀敌，护城立功，使沈阳化险为夷。 英宗（朱祁镇）天顺四年（1460年），44岁的邢宥被提升为浙江台州知府（今浙江省临海县一带）。台州的民事案件虽然很多，但邢宥都不厌其烦，细致地一一缘情据理，加以断处，使得民众信服。邢宥居台州一共4年。回京时，有人诬告“台民争持金帛数百里外赆”送邢宥，至使被降为晋江（在福建，明代为泉州府治所县城）县令。赴任未到三月，遇赦，“宪宗复其职，改知苏州”。当时的苏州，“田赋甲天下，丁役杂办视他郡倍蓰焉”，因此有“妄宗揽纳秋赋，置之法，得其脏万缗，以堤沙河，甓官道”。

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苏州大水，“民饥，不待奏辄发米20万斛以赈”，救了40余万灾民。同僚对邢宥这种专擅的做法深表忧虑，但邢宥颇不以为然，毅然说道：民命危在旦夕，如果等待呈报批准才开仓救济，那就来不及了。专擅之罪，我一人担当。邢宥此举，得到明宪宗的谅理，对他“赐勒褒奖”。苏州民众对邢宥更是赞颂不已。 因为邢宥“素廉介，及治苏，严而不苛”，所以被宋杰“荐于朝”，提升为浙江布政司左参政。成化二年秋，又被提拔为都察院左御史，巡抚南畿，总督兵民财赋，兼理浙江喜湖抗三府粮储。邢宥在任期间，经常“询官治，察民隐，奖廉能，黜贪懦，枉奸宄，抑豪右，事无微钜，靡不悉心”。据《明史》记载，邢宥罢黜不称职的属吏共170余人。同年冬季，邢宥兼理两浙盐政，“法罪伪造”。 成化五年，53岁的钦差大臣邢宥，巡抚江南浙江二省，“凡一应军务，民情利病，官吏黜陟，悉所从宜处置，免其先奏”。 成化六年，邢宥正式向朝廷请求辞官，经再三请求，皇帝才批准了他。邢宥辞官后，回到故乡文昌市水吼村，在东昆港北湄的山丘上盖了一间“湄邱草亭”，以读书写作自娱，因此自号“湄邱道人”。虽到晚年，仍手不释卷，“足迹未尝至城市”，著有“湄邱集”十卷，今存二卷。对邢宥的著作，海南明代大诗人、大学问家丘浚评道：“诗文虽少作，然作必有意趣，不为无益之语，字画亦遒美有法”。

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五月二十日，邢宥寿终正寝，享年65岁。邢宥病逝后的第二年，宪宗命礼部备牲仪，翰林院撰文，遣官谕祭葬于铜斗山之阳。 　 　

邢宥墓位于文昌市文教镇铜斗村的铜斗山南面，座北朝南，是邢宥与夫人林氏异穴合葬墓。墓占地750平方米，分前庭、阳埕、拜亭和墓穴，地面有神道、碑碣、列兽等，是一座大型明墓。 “文革”期间，邢宥墓穴和石刻列兽一对。虽面目全非，但慕名前来瞻仰的海内外游客常年有之。现文昌市政府对邢宥墓进行修复、保护，让前来参观、瞻仰的人们看到这座明代著名贤臣陵墓的原貌，成为文昌市一处重要的旅游景观。 邢宥与邱浚交谊甚厚。邱浚自京师奔葬时曾到文昌水吼村探望邢宥，邢宥为邱浚送行至琼山与文昌交界处的胡芦铺（今大致坡镇），后人为了表示对他们友好情谊的纪念，特地修建了一座“约亭”，此亭位于琼山市大致坡镇南侧。 海南文昌市孔庙附近有邢宥纪念馆，由海内外邢氏家族子弟筹集资金建成，每年清明时节，便有来自海内外的邢氏子弟在此祭拜。

邢宥比丘濬早六年考中进士，初任职四川道监察御史。明英宗正统年间，司礼太监王振专权，大肆贪污受贿，在京城东建豪华宅第，家藏“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其他珍奇宝贝不计其数。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挟帝亲征瓦剌部，兵败土木堡，明英宗被俘，王振亦被愤怒的明军所杀。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清算王振罪恶，抄没他的家产，有人揭发其亲属孙太安等藏匿他的财产，朝廷派邢宥与锦衣卫官于信审理此案，结果查无实据。其时朝野上下对王振一党恨之入骨，凡有牵连者都主张“杀无赦”。于信慑于众怒，对邢宥说，不管有无实情都要办他的“罪”，不然可要惹祸上身。邢宥坚决不从，说：“没有事实根据，便硬要假造材料使人陷于法网，这是我们办案的人亲手杀他了！”由于他的坚持，此案最终得以秉公处理，使被冤枉诬陷的孙太安等二十多人得全性命。从此邢宥秉公执法的声誉振动朝野。 明代实行海禁，沿海居民有私自造船出海者，即犯杀头之罪。丘濬《湄丘邢公墓志铭》载：有一次，巡海官符文捕获犯禁入海者十数人（一说数千人，恐为笔误），奏请朝廷要处以极刑，一时间呼冤叫屈之声震天动地。邢宥作为办案官，面对群众的呼声不敢大意，怀疑这些被捕的群众并非真凶，便力请暂缓行刑，再次深入侦察、审核。结果不久之后，抓到了真正的凶犯，这十多位即将成为刀下冤魂的无辜百姓始获重生。（此事，据内阁大学士刘吉的《中顺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邢公墓碑铭》所记，犯事的群众被诬为“强盗”而非犯禁入海者） 景泰五年（1454年），邢宥作为监察御史巡按辽东潘阳，发现当地军官私盗公家物资储备者五十多人。有人建议统统逮捕法办。邢宥以为，辽东为国防前线，潘阳三面受敌，形势于我不利，若将犯事的军官统统捉拿，必将严重影响防务。结果奏请朝廷，只惩办为首者二人，其余的责令“罚赎”，以守城之功赎罪。不久，胡骑杀到城下，边防危急，全赖这些“罚赎”的军官奋勇抵御，才保全了一城百姓免遭荼毒。在抵御胡骑的侵袭战斗中，副将焦礼有功，而主将曹义欲贪冒此功，掠为己有，邢宥探得其实，欲依法弹劾曹义。 其时都察院都御史寇深与曹义为同党，急忙找邢宥，替曹义说情。面对顶头上司寇深的说情，邢宥坚持原则，不为所动，最后还是上奏朝廷，处罚了曹义，还焦礼以公道。因此，寇深对邢宥怀恨在心。至明英宗天顺年间，寇深主政都察院，时有知县甄铎设冤狱致死人命，有人告发甄铎以重金、宝物行贿忠国公石亨，为自己开脱罪责，朝廷命都察院派员查办。 这石亨是帮助英宗复辟的得力干将，最受明英宗的器重，当时权倾朝野，声威赫赫，人人惧怕，因此都察院谁都不敢接这个案子。寇深趁机报复邢宥，特派他亲自处理这个案子，意欲“借刀杀人”让忠国公石亨收拾他。结果，邢宥秉公而断，据实而言，石亨也无可奈何。 明天顺四年（1460年），邢宥升为台州知府。在任期间，修理公廨，使吏员得以安居，修理浮桥，使民间便于往来，处理讼狱“缘情据理，民自信服”。在台州四年，深得民心，但却被寇深等辈诬奏巡按辽东时有过失，被逮捕回京问罪。台州百姓知他廉洁，家无储蓄，争着给他银两，都被他婉然拒绝，又有地方耆旧数十人亲到京都为他说情，希望再派他到台州，结果却因此被贬官为晋江县令。

直到明宪宗即位后的成化元年，邢宥始得重新启用为苏州知府。苏州是当时经济发达，“赋甲天下”的重要郡邑，全国的赋税近十分之一仰给于此，朝廷内外的许多支出、应酬都要找苏州知府，所以作为郡守，既是个美差又是个苦差，最难以侍候那些贪得无厌的达官贵人。 邢宥到任后，对那些贪污腐化，亏损公帑的现象，严加管束，“绳治责偿，且得余钱数万缗”，不仅惩治了贪污腐败分子，还收回了被亏空的公款数万缗。邢宥将这些钱去创建储粮的“永丰仓”，又筑沙河长堤，建桥梁，为民众永久之利。 苏州民俗喜奢侈，办事辅张浪费，讲排场，摆阔气，邢宥以身作则，提倡俭约，什么“游宴亭馆，老佛殿阁”的游玩消费场所，他从不光顾。“惟省徭均赋，节浮费以便民为主”，因此，“不期月，政化孚洽，歌颂之声，播闻远近”。

成化二年（1466年），苏州水灾为害，民多艰食，饥民蜂拥至富有储粮的大户强行抢夺，一时治安扰乱，人心惶惶。邢宥立即出榜告示，允许群众点名有储粮的富户，由官府请出地方绅士带领群众到富室借贷。拒不借贷或上门强抢者，均有罪。这样虽平息了一场动乱，但所得粮食仍不足以救饥，邢宥又令会计核算地方军饷，决定只留足一年的储备，其余的统统拿出来赈济灾民。 按明朝的律法，擅自动用军饷是犯法的，吏员们劝邢宥三思而行。邢宥说：“受灾饥民危在旦夕，若等请示朝廷恩准，民众都饿死了！若朝廷怪罪下来，我愿承担一切责任。”因为邢宥的果敢行事，苏州一郡被救活的群众有四十余万。事后，群众为感念他的恩德，建了生祠来纪念他。朝廷得知事情的原委也大力表彰嘉奖，并升他为浙江左参政（刘吉的《墓碑铭》作“浙江布政使”，显误），仍兼管苏州知府事。本年秋天，邢宥又升为左佥都御史，奉朝廷之命巡抚江南，“总督兵民财赋，兼理浙江嘉、湖、杭三府粮储，提督屯种”，一切军政大权都由他掌握，“询吏治，察民隐，奖廉能，黜贪懦，杜奸宄，抑豪右，事无微巨，靡不悉心”。成化四年（戊子）他奉朝廷之命整顿两浙盐法，将那些伪造贩盐指标的奸商绳之以法，保全国家盐业税赋；五年（己丑），又奉朝廷之命考察百官，“凡军民利病，悉听从宜处置”。当时被邢宥考察罢免的官员达一百七十多人，因为事实俱在，都不敢有怨言。

成化六年（1470年），邢宥因上京议事，得知宪宗宠信万贵妃，一时奸人当道，朝政日非。巴结万贵妃而登上“首辅”（宰相）位置的万安媚附讨好万贵妃，而与他结成一伙的内阁大臣们只知争宠窃禄不理朝政，人称“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昏庸腐败气息充斥朝野。邢宥对此十分失望，曾自叹“藩参即领一州易，都宪重兼百政难”（《任都御史纪恩》），遂上章请求“致仕”退休回到海南文昌老家，归养林下。这年，邢宥才五十五岁。回到故乡文昌水吼村，从此一直到死，邢宥都未曾离乡村一步。 他筑一草亭于故居附近，名之曰“湄丘草亭”，自号“湄丘道人”。邢宥虽曾官居四品大员之职，但清廉为政，无多余积蓄，这草亭决非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的豪华建筑，实乃名符其实的一个茅草亭子，而且就地取材，“伐丘之树为楹，斫丘之竹为椽，筑丘之土为墙，又剪丘之茅苫盖之”，亭成之后，相与往还的是平头百姓与农夫野老，“不爱见乎车马客与之话时事也”。这就是邢宥退休后的胸怀本趣，他已不愿和达官贵人们谈论时事政治，只想过一个地道的平民生活。所以他说：“丘宜乎约，亭宜乎朴，不宜侈且雅也。雅吾不为，侈吾不能也。”（《湄丘草亭记》）直到六十六岁，邢宥在故乡逝世。临终前他对长子顼说：“我做官多年，没有多余积蓄，丧事一定要从简……” 邢宥生前曾写信给好友丘濬，请他为自己作《墓志铭》，他去世后，他的长子顼专程到北京请丘濬写《墓志铭》，但同时，顼又请内阁大学士刘吉为父亲写《墓碑铭》。也许他觉得丘濬的官职还不够高，不足以光耀其先父坟茔的缘故吧（此时丘濬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而刘吉与邢宥为同年进士，且刘吉对邢宥其人也颇敬重，称赞邢宥“平居温温然，不为崭绝崖岸，及临事断有不可拔者。自为御史时，称有职守，虽于总宪者，尚不屈就”。 这段话的意思是，邢宥平时待人接物温和平易，不摆那种高傲自是，拒人千里的高贵派头，但处理事情时，能坚持原则，忠于职守，虽顶头上司施压也不会迁就屈服。然而，这刘吉其时虽贵为内阁大学士，却是个混迹官场的老官僚，一生善于逢迎讨好，正是以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之一，官场上口碑极差，人称“刘棉花”，意思是经多次弹劾也不丢官，“越弹越发”。且他素与丘濬有矛盾，曾撰联讥讽丘濬“貌如卢杞心尤险；行似荆公性更偏”。把丘濬形容为形貌不雅，个性偏执阴险的老顽固。但究其实，丘濬一生的品格行事比刘吉自然光明磊落得多。邢宥的长子邢顼让这两篇墓铭都落在父亲的坟墓上，不仅内容小有异同，且作为知人论世的人事纷纭，也颇有尴尬抵捂之憾，让识者婉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