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献文帝拓跋弘（454年-476年；在位465年-471年）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皇帝。是文成帝拓跋浚长子。456年被立为太子，465年继位。他崇文重教，兴学轻赋，喜玄好佛。469年就将襁褓中的长子立为太子。皇兴五年（471年）传位於太子拓跋宏，自为太上皇，专心信佛。476年，由于杀了嫡母冯太后宠爱的大臣，被对方毒死，时年23岁。

早年经历

拓跋弘，文成帝 拓跋濬长子，母李贵人（后追封为元皇后）。 兴光元年（454年）六月初一日，文成帝出巡 阴山。七月初五日（8月14日），拓跋弘在 阴山北部出生。 太安二年（456年）二月，拓跋弘被立为皇太子。拓跋弘聪明睿智、机敏颖悟，从小就有济救百姓的志向，仁孝纯至，礼敬师友。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文成帝去世。五月十二日，皇太子拓跋弘继位，是为献文帝。尊奉嫡母皇后冯氏（ 冯太后）为皇太后。车骑大将军 乙浑假称圣旨杀害尚书杨保年、平阳公 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于宫中。五月十六日，侍中、司徒、平原王 陆丽从汤泉入朝，乙浑又把他杀了。五月十七日，献文帝任命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为太尉、录尚书事，东安王 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 和其奴为司空。

和平六年（465年）乙浑上台后，看到献文帝年幼，趁机借用献文帝的诏令，大肆排斥异己，建立独裁的统治。乙浑把尚书杨保年、平阳公 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平原王 陆丽、司卫监穆多侯害死。他很快夺取权力，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并于七月初二日被封为为丞相，位居诸王上；朝廷内外，事不拘大小，都由他断决处理，并被封为太原王。

面对凶残的乙浑，年纪尚幼的献文帝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在 冯太后那里痛哭。开始时，冯太后对乙浑疯狂屠杀大臣也没有任何办法，也不敢得罪乙浑，只能拜他为丞相，以此保住献文帝的帝位。由于权位的逐渐稳定，乙浑的欲望愈来愈大，已经不满足于 丞相的地位，准备伺机发动 宫廷政变。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初二日，冯太后诏命元丕、元贺、牛益得等人率军，包围 乙浑府把乙浑杀死。由于局势混乱，冯太后下诏临朝听政，处理所有的军国政务。

皇兴五年（471年）八月，献文帝不念情于世务，经常有出世之心，打算把皇位禅让给叔父京兆王 拓跋子推，但遭到群臣们坚决反对，献文帝只好作罢。

八月二十一日，献文帝下诏传位于皇太子 拓跋宏，群臣上奏以新帝拓跋宏年幼，不能处理朝政，让献文帝亲自处理朝政，并为献文帝上尊号为 太上皇。八月二十三日，献文帝迁居崇光宫，宫中设备简陋，宫阶是土筑成，国家大事都告知献文帝。

延兴二年(公元472年)二月，太上皇献文帝戎装出京，在北郊带着将领们击退柔然的进攻；十一月，献文帝骑上战马，征讨柔然，一直杀到漠南，逼柔然后撤几千里。献文帝还颁布诏令，让工商杂伎一律务农，禁止滥杀牲畜，保护农业生产，对那些克己奉公的牧守加以提拔，对那些贪婪残暴的官员严惩不贷。

延兴四年（474年）六月，献文帝再次下令：处理一切案件都要按法律办事，以事实为依据，用刑要慎重。

承明元年六月辛未日（476年7月20日），拓跋弘离奇驾崩于永安殿，年仅二十三岁。谥曰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于金陵。

魏献文帝拓跋弘，为北魏第六位皇帝。其在位时，因亲自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女水之战而名著史册，关于其出生地，《魏书》说：“显祖献文皇帝讳弘，文成皇帝之长子也。兴光元年（公元454年）生于阴山之北。” 至于生于阴山之北何处，史书语焉不详，始终是一个谜。本文试就献文帝拓跋弘出生地作一考释，并就教于方家。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于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建国，定都盛乐（今和林格尔土城子），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至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南迁都城于洛阳，在一个多世纪里，北魏王朝和北境外强敌——柔然始终处于严重对峙状态。柔然是一个以掳掠人财为专业的游牧国家。公元5世纪初，柔然崛起于漠北，兵强马盛，逐渐南侵，不断攻掠北魏北境，对北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抵御和防止柔然入侵，北魏除了在北境修筑了“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两千余里”的长城，设置了武川、怀朔等军镇“备置戍卫”和大举出兵追剿来犯之敌外，北魏诸帝还经常行幸作为北境天然屏障的阴山，以巩固和加强阴山防线。

据《魏书》记载，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曾9次行幸阴山，仅正平元年（公元451年）就两次巡幸阴山。拓跋焘死后，其长孙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后，在位14年中，史书明确记载其"行幸阴山"就达8次之多，其中"兴光元年（公元454年）夏六月，行幸阴山"时，李贵人为其生长子拓跋弘。《魏书》说“献文皇帝讳弘”，“兴光元年七月生于阴山之北”。　魏帝频繁行幸阴山，而且在阴山停留时间很长，一般都在两三个月，有时会更长些。如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六月辛酉，行幸广德宫”，“冬十二月，皇太子朝于行宫”，在阴山行宫逗留半年之久。出于巡幸的需要，魏帝在阴山上建有行宫。魏帝行宫既是魏帝运筹帷幄、指挥军事行动的前线指挥部，也是魏帝及随行后妃生活起居之所在，而著名于史籍的阴山行宫只见于广德宫（亦称广德殿）。《魏书》载：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三年五月，行幸阴山北。六月丙戌，杨难当朝于行宫。先是，起殿于阴山北，殿成而难当至，因曰广德焉”。《魏书》继续写道：“六年夏八月，车驾幸阴山北，次于广德宫。”上述几段话明确指出：魏帝阴山行宫在阴山北，名曰广德宫。广德宫建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魏帝在行幸阴山北时，驻跸处即在广德宫。献文帝拓跋弘生于阴山北，亦当生在广德宫中。

献文帝拓跋弘是北魏王朝的一个特殊皇帝，其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既富有喜剧的色彩，又充满着悲剧的情调。他文武全才，十二岁继位就显露出了超人的才能和魄力。整顿内政，增强国力，四出征讨，致力于统一，俨然一副英明君主大有作为的架势。但是，在亲政五年以后，正当其统治事业进展顺利之际，他却突然将皇位让给了五岁的太子拓拔宏。　对拓拔弘的这种异常举动，《魏书·显祖纪》和《北史·魏本纪》的解释是，拓拔弘热衷于老庄、佛图之学，因此看破红尘，“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想抛开政务纷繁的皇位去过清静优雅的生活。而《魏书·天象志》却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这两种说法，究竟孰是孰非呢？

实际上，拓拔弘虽好老庄、佛图，但并不厌世，《魏书·显祖纪》说他“聪睿机悟”，从小就有君临天下的“济民神武之规”。他十二岁亲政以后，“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拔清节，黜贪污”，使北魏吏治面貌大为改观。本来北魏前期百官无俸禄，官吏贪污受贿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了吏治的败坏，导致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拓拔弘用赏罚和黜陟的办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受贿问题，但也暂时收到明显的效果，“于是魏之牧守始有廉洁著闻者”（《魏书·显祖纪》）。这是自拓拔氏入主中原以来没有过的好现象，故不能不说拓拔弘有治国之术。他还根据中原的实际情况，改革赋税制度，“命因民贫富为三等输租之法，等为三品，上三品输平城，中输他州，下输本州”（《魏书·显祖纪》）。这样既不影响国家赋税的使用，又解决了广大贫苦百姓远途输赋、疲于赋役的问题，同时也使贫富有所差别。他又一改拓拔焘以来重征赋税的政策，在国家财政仍很紧张的情况下，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下诏免除了常赋之外的十五种杂调，减轻了中原人民的负担，缓和了民族矛盾。拓拔弘即位以来，军事上也取得很大胜利。对北，他亲自督率四路大军征讨柔然，斩首五万级，俘获万余人，得戎马器件不可胜计。柔然远遁，北边得以安宁。对南，重用大将尉元，降宋将毕众敬、张谠等，取得刘宋之徐州和兖州，拓宽了北魏的南疆。拓拔弘即位五年，内政、外交均取得如此大的显著成果，足以证明拓拔弘是个文能武练，既有雄心又有胆略的皇帝。　 拓拔弘也具有政治家的刚严素质，他并没有被老庄、佛图理论束缚。为了进一步整治贪污受贿之风，他曾制定一条强硬的法律，“吏受所监临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与者以从坐论”（《魏书·显祖纪》），还进一步规定“有能纠告尚书已下罪状者，随所纠官轻重授之”。这条法律是十分苛刻的，充分体现了他不惜任何代价整治社会的决心。　对于不附于已，对统治不利的人，拓拔弘能断然采取措施，格杀勿论。慕容白曜是北魏有名的大将，他统率北魏大军与宋军多次作战，降城陷垒，夺得宋之青齐二州，扬魏威于东土。但是，由于他在拓拔弘刚即皇位时，曾附于太尉乙浑，乙浑因专擅朝权被诛杀，拓拔弘考虑到慕容白曜是乙浑党羽，怕他在南疆拥重兵，功高难制，便在慕容白曜取得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时候，以谋反的罪名将他杀死，并杀了他的弟弟慕容如意。　 拓拔弘具备君主的内外素质，他禅位之前的一切举动都没有表现出受老庄、佛图的任何影响。禅位之后，他也没有去过太上皇的清闲日子，更没有沉湎于老庄而避世无为。相反，仍是“国之大事咸以闻”（《魏书·显祖纪》），他还频频发布诏令，制定国策，并亲自带兵出征，实际上仍旧履行着皇帝的职责，发挥着皇帝的作用，丝毫没有“雅薄时务”的迹象。因此，说拓拔弘是因热衷老庄、佛图之学而禅位，显然有悖史实。似乎《魏书·天象志》所谓“上迫于太后，传位于太子”的说法更切合实际。《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在引用这条史料之后，曾以“冯太后若迫显祖传位，当夺其大政，安得犹总万机”为由，对此表示反对。显然，胡三省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迫于太后”这句话的含义了，认为它是指冯太后强行指令拓拔弘让出皇位，所以觉得于理难通。事实上，从冯太后的身份和地位及北魏宫廷中权力分配情况看，她也不具备这一条件。但是，冯太后是个既热衷于政治，又娴于权术的女人，她和拓拔弘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她完全可以利用其太后的地位和在宫中的便利条件，创造一种氛围，使拓拔弘处于一种被逼迫的内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寻求解脱，让出皇位，这才是“迫于太后”的本意。　事实上，在拓拔弘突然禅位后又继续执政这些事件的背后，就隐藏着一场深刻而又复杂的政治斗争。

冯太后是拓拔弘父亲文成皇帝拓拔濬的皇后，但非拓拔弘之母。她是个“猜忍多权数”（《资治通鉴》宋苍梧王元徽四年），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曾在拓拔弘刚即位居丧期间不能亲政时，临朝称制。这段时间内，她亲自策划诛杀了专权乱政的太尉乙浑，使举朝肃然。但是，冯氏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施展她的政治才能，就因拓拔弘居丧期满，不得不归政。她对政治一直兴趣浓厚，然而，风华正茂的拓拔弘亲政以后，治国有方，才能出众，使冯太后无法插手国事，于是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阂。再加上冯氏与拓拔弘之间本无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磨擦便逐渐加深。冯氏年轻寡居，“内行不正”（《魏书·皇后列传》），引起臣下窃讥，损害了拓拔弘统治者的形象。拓拔弘对此十分反感，他借故杀死了冯太后所宠幸的李奕，这一举动进一步将他们二人推到了敌对的地位。由于史料严重缺乏，我们无法知道他们之间进行明争暗斗的具体过程。但从后来拓拔弘被毒死，冯太后执政，对继位的孝文帝施加种种迫害等事件中，完全可以推断出，冯太后当时正在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与拓拔弘较量，她的力量正在逐渐壮大，拓拔弘看到了这种不可避免的殊死斗争的倪端，也预感到了以后统治的艰难。也许是拓拔弘“仁孝纯至”（《魏书·显祖纪》）的性格所决定，或者是某种力量的制约，使得他没有先发制人，对冯太后采取措施，但他禅位之念实由此而生。　拓拔弘面对即将爆发的宫廷内讧，想以禅位来逃避斗争，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决定的。当时太子已立，他却并没有打算把皇位传给太子，而是首先选择了皇叔京兆王拓拔子推。拓拔弘认为，身为中都大官的拓拔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时誉”（《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这样一个名望权力俱重的拓拔宗室成员，如能登上皇位，应该能够对付冯太后，保证北魏王朝的统治稳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皇统便转移，拓拔弘自己和太子才有可能免遭冯太后算计。

但是，皇位的继承和转让乃是封建国家最为敏感和重要的政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由皇帝一人决定，而是由统治集团中之权力派共同决定的。况且，这种极为异常的禅位实属罕见，出人意料。故拓拔弘的想法一经提出，公卿们先是面面相觑，继而是强烈反对。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拓拔子推的弟弟任城王拓拔云，他说：“陛下方隆太平，临覆四海，岂得上违宗庙，下弃兆民。且父子相传，其来久矣。陛下必欲委弃尘务，则皇太子宜承正统。”接着指出禅位于拓拔子推将导致的严重后果，“陛下若更受旁支”，必将“启奸乱之心，斯乃祸福之原，不可不慎也”（《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接着重臣源贺、宗室拓拔丕、尚书陆馛也纷纷表示反对，他们反对禅位的共同想法是，若禅位于皇叔则必然紊乱皇统秩序，启逆乱之心。退一步讲，若必禅位，应禅于皇太子，这是迎合众愿，稳定统治的最好选择。但是禅位于太子正是拓拔弘所忌，因为那样就失去了他禅位的意义。他听完群臣的发言后，变色作怒。他仍想从别处打开缺口，取得支持，于是又问身边的选部尚书赵黑，得到的回答是：“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汉族元老高允综合群臣意见后提出：“愿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追念周公辅成王之事。”大局已定，拓拔弘不得不接受众人意见，被迫说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这一过程已经很清楚地展示出，拓拔弘禅位是迫不得已的，而禅位于太子也是迫不得已的。　然而，拓拔弘并没有真的把太子交给别人“使群公辅之”，也没有去享受他所谓“优游履道，颐神养性”（《魏书·显祖纪》）的太上皇生活，而是继续执政，且更加有志。这是由于拓拔弘感到，当时北魏的宗室和大臣，无一人能够如周公辅成王那样，有力地制约冯太后的力量，帮助小皇帝度过难关，顺利亲政。而且，如果拓拔弘不亲政，冯太后必然要临朝称制，这对小皇帝更加不利。在形势的逼迫之下，拓拔弘不得不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执政。　拓拔弘禅位后，为了成功地辅佐幼帝，给他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更加奋发努力，多次发布诏令，而且在政治、军事、内政、外交之上都积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他亲自带兵出征，保卫边疆。公元472年，柔然入侵，兵至五原，拓拔弘亲自带兵征讨，在柔然闻风远遁之后，他仍穷追不舍，想度过漠北，一举消灭柔然主力，清除北边隐患。但因柔然已走得太远，追及甚难，于是返回。　东部敕勒本已归附北魏，但在柔然势力强大之后，又于472年叛归柔然，拓拔弘再次带兵追讨，一直追至大漠中之石碛，使敕勒的叛逃没有对内地造成危害。河西吐谷浑归附之后也复叛，北魏派兵镇压之后，拓拔弘带着小皇帝巡幸河西，表示安抚，意在向吐谷浑张扬小皇帝孝文帝的威力，为以后的统治打下基础。公元473年，拓拔弘带兵南伐，并令全国广集赋税人丁，作出大规模向南用兵的姿态，欲虚张声势，以攻为守，起到安定南疆的作用。　 内政方面，拓拔弘“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慎择牧守，进廉退贪”。他特别重视刑狱，“大刑多令覆鞠”，不准轻易判死刑，意在为小皇帝收买人心，于是造成了囚犯多年关押的情况。他说：“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于仓猝而滥乎！”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北魏“所刑多得其宜”（《资治通鉴》宋苍梧王元徽二年）。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北魏统治。此外，在拓拔弘以太上皇帝身份执政期间，北魏还颁发了下列诏令，诸如，罢门房之诛；禁杀耕牛做祭；令工商杂伎尽归农业等等。这些诏令虽不以太上皇之名下，但实际上是以他的意图拟定的。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拓跋弘一心想励精图治，内外并举，创造一个清明安定的天下，为小皇帝孝文帝的亲政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就更证明了他禅位是被迫的，继续执政也是被迫的。但是，在封建政权中，政治斗争是残酷的，不是你死我活便是两败俱伤，拓拔弘虽然在禅位之后又被迫重新振作起来，迎接斗争，但终因手段不够强硬，没有先发治人，在禅位五年之后被冯太后毒死。这位年轻的太上皇没有实现他的夙愿，为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献文帝拓跋弘继续执行拓跋珪的政策，他在平城等地建起大量房屋，并将塞外的鲜卑人及其他胡人内迁到关东地区。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官方移民政策，目的是恢复与发展久经破坏的中原地区，遇到的阻力却恰与其深远的意义成正比。当时的官员不会去体谅老百姓对于故土的依恋之情，更不懂得组织“居委会”去做思想工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多半是采取硬性逼迫的手段，造成了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感。部分流氓无赖乘机煽动情绪，许多年轻人逃亡集结在外，不少郡县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土匪或强盗。　献文帝拓跋弘面对民患十分头疼，又不想大动干戈地镇压，就与公卿们商量：“朕本来是要为民除害，可惜让那些官员坏了事儿，以至于乱事频起。如今违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我的意思是通过大赦安抚，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元城人侯屈说：“民众逃亡做强盗，这是大罪，如今不给他们定罪就把他们赦免，乃是u2018为上者反求于下u2019（即本末倒置，不是执行政策的人的行为），恐怕不妥。依臣所见，不如诛杀首恶，赦免余党，此举足可安定天下。”清河人崔宏（这位又是清河崔氏一族，后来鼎鼎有名的北魏汉臣崔浩正是他的长子）则说：“圣明的君主统领民众，目的便在于安定团结，而不是跟民众去较量胜负。赦免罪行虽不是正招，但却便于执行。侯屈的意思是先诛后赦，还不如一招赦免全部搞定为好！如果有人赦免了之后还不老实，到时再杀也不为晚。”献文帝拓跋弘赞同崔宏的建议，依计执行，果然许多人就不再为乱，对于继续作乱搞破坏的少数人，拓跋嗣就不再手软，派将军于栗领兵一万前去平定，很快解决了不安定的因素。

《 魏书》：“聪睿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仁孝纯至，礼敬师友。”

《魏书》史臣曰：“聪睿夙成，兼资能断，其显祖之谓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而早怀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哉！”

《 北史》论曰：“献文聪睿夙成，兼资雄断，故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而早有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