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任农（1910-2003），男，汉族，1910年12月生，江西寻乌县人，原名邝有槐，曾用名邝世林，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高中文化，中将军衔。邝任农是第三、第四届中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八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邝任农于2003年4月25日逝世。

中文名： 邝任农

籍贯： 江西寻乌县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10年12月

去世年月： 2003年4月25日

所处时代： 近代

职业： 军人 革命家

成就： 中共八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邝任农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第三、第四届中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重要事件： 192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

1955年9月，邝任农被授予中将军衔。

1988年7月，邝任农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邝任农1912年2月13日生于江西省长宁（后改寻邬，今寻乌）县留车区雁洋村一个佃农家庭。6岁入私塾读书，1927年1月升入丘坊中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3月参加赣南寻邬农民起义。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寻邬短枪队副队长，县游击第21纵队排长、中队长。1929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50团营党代表，寻邬县赤卫总队总队长，红35军特务团团长、军需处处长，红21军经理部部长，红3军团第5师供给部部长，红1军团第1师供给部部长、军团供给部部长。邝任农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山城堡等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邝任农任八路军第115师供给部部长。参加平型关战斗。1939年赴山东，先后任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鲁南军区政治委员，第115师情报

处处长。参与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力量，组织铁道游击队等抗日武装频繁活动于铁路沿线，截获日军天津与南京、上海往来火车上的武器、油料、布匹等装备物资，解决部队军需供给和武器补给，并保障鲁南到延安交通线畅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小组中共代表，鲁中军区副司令员，济南警备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邝任农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兼民航总局局长。曾率中国民航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11个国家民航局（公司）代表会议，讨论国际航线飞行、通讯、机场和调度指挥等问题。组织领导民航系统实行总指挥调度室、地区管理处指挥调度室，区域指挥调度室，使民航飞行指挥调度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1962年6月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参与组织领导开辟以周边国家为主的东南亚、西亚、非洲等10条国际航线。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航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的情况，主持民航总局最大限度地保持民航系统稳定和安全飞行，并于1969年提出把民航划归人民解放军建制的建议，从组织上加强对中国民航的领导。1975年至1983年任空军顾问（正大军区职待遇）。

1927年8月起任寻乌县游击队工作组组长。

1928年2月参加赣南寻乌暴动。1928年2月起任寻乌县21纵队排长。1928年4月起任21纵队中队长。

1929年春任粤赣边军事教导队1排排长。1929年任红军第21纵队中队长、1大队大队长。1929年6月编入红四军，任50团3营营党代表；10月起任红35军特务团团长。

1930年1月起任寻乌县赤卫总队总队长。

1931年春起任红35军军需处处长。同年10月起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3师经理处处长。

1932年7月起任红21军经理处处长。1932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红22军经理部部长。

1933年6月部队缩编后任红3军团5师14团供给主任。

1934年起任5师供给部军实科科员，5师供给部部长。参加了创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任红3军团供给部军实科科员、科长。1935年2月任红3军团13团供给主任。同年10月长征到陕北。

1936年任红1军团1师供给部部长。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至1937年任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8月至1940年任八路军第115师供给部部长。

1939年12月至1940年5月任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0年5月至1943年4月任鲁南区党委委员。1940年10月至1941年11月任鲁南军区司令员。1940年12月至1945年7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情报处处长。

1941年11月至1943年4月任鲁南军区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坚持艰苦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7月起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情报部部长，主持对日伪的情报侦察工作。

1944年5月起任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党总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10月至1948年7月任鲁中军区副司令员，曾任鲁中区党委委员。

1946年1月起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驻济南小组中共代表。

1948年7月起在华东局城市接管委员会做筹备工作。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任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联络部部长，济南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

1949年6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解放华东的后勤保障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1950年8月至1955年3月任华东军区党委常委，华东军区后勤部党委书记。

1955年6月18日至1962年6月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55年8月10日至1973年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党委书记（其间：1958年7月至1960年任交通部党组委员，1959年8月至1962年4月任交通部副部长）。

1962年6月至1973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空军党委常委（1966年10月起）。

1973年6月至1975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党委常委。

1975年8月至1983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顾问。

1955年9月，邝任农被授予中将军衔。

邝任农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邝任农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邝任农将军一生以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而闻名全军。他长期担任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掌管大量物资，却从未沾过一分钱便宜。凡外出视察或参观考察，均严格按中央的接待规定办，连卧室中摆放的香烟也要求撤掉。到医院看病包中药的纸，还要捡起来写字，舍不得丢掉。身为中将，享受部长级待遇，却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一件大衣补了七八个补丁还在穿；将军夫人穿的袜子，也是破了后再齐头剪下密密缝好再穿。这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铸就了他的这种崇高品质。

邝任农将军回忆与毛主席的几次接触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7年了。人民一直怀念着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作为跟随毛泽东同志南征北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过来人更是难以忘怀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经历的那些艰苦的岁月。每当我回想起与这位伟人的接触，回想起亲耳聆听他的教导，一种深深的敬意和缅怀之情便油然而生。

迎接红四军和毛委员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1929年1月。

1928年3月25日，中共寻邬县县委领导农民举行暴动。暴动队伍攻入县城，反动县长谢寅同县衙一帮人闻风向城北逃窜。我们将县衙砸个稀烂；烧毁了所有被捕革命者的档案；又打开监狱，放出二百多人。寻邬各区乡农民拍手称快，纷纷参加暴动队伍。靠广东梅县、兴宁、龙川的双桥区同时举行了暴动，打土豪劣绅，开仓分粮。革命的烈火迅速蔓延。

未出四日，谢寅便纠结澄江靖卫团长谢嘉猷和三标区龙岗、项山、罗塘一带的反动团丁共300余人向县城发动反扑。暴动队伍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伤亡10余人。这时，双桥区的土豪伙同土匪(原是广东被打败的陈炯明散兵)约200余人也向双桥区暴动队伍进攻。28日黄昏，县暴动总指挥部通知暴动队伍撤退，各暴动队伍当晚到达指定地点。29日晨，暴动总指挥刘维护、古柏等对大家宣布：“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组织决定，暴动队伍暂时解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分散隐蔽，待后再起义。”

寻邬农民暴动失败以后，土豪劣绅率靖卫团疯狂地报复，他们到处设卡检查行人，抄家，搜山，见暴动队员就抓就杀。刘维护、刘维鄂、潘叶芳、潘丽等暴动负责人惨遭杀害。其他暴动队员有四、五十人牺牲。地主老财、贪官污吏乘机搜刮民财，强迫农民交罚款，不少农民外出逃难，寻邬一片白色恐怖。

古柏、钟锡缪在长沙隐蔽后，经龙川、兴宁到梅县、平远与广东东江特委取得联系。秋季潜回寻邬组织剩余力量秘密打土豪筹款。成立短枪队，朱家祯为队长，我为副队长，坚持斗争。

1929年年初，传来消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经上犹、崇义、大瘐、信丰已到龙南、定南，准备打安远，我们听后深受鼓舞，盼望他们早日到来。地主豪绅慌了手脚，有的准备逃跑，有的加固炮楼。农民们说，穷人出头翻身的日子到了；土豪劣绅完蛋了。

1月31日傍晚，古柏、钟锡缪、李大楠、李大顺和我赶到菖蒲迎接红四军。我们到达菖蒲时，部队已先到。古柏同志询问红四军的同志，毛委员在哪里？他们将我们带到红四军特务营，后由副官长杨至诚领到毛委员住处。

这是一间大厅，放着一张八仙桌，毛委员正坐在桌边看地图，他身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面目清癯，一双明亮的眼睛闪动着智慧的光彩。看到我们进来，他立即起身同我们亲切地一一握手。这时，大家才发现他个子很高，而且十分年轻。朱军长也走进屋来，向我们问候，大家围坐在桌旁。毛委员十分关心地询问寻邬农民暴动的情况，当古柏同志谈到暴动失败，反动势力杀害县委主要负责同志，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我们在缺少枪枝弹药和干部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时，毛泽东同志插话说：要很快地恢复农会，发展会员，分清地主豪绅与贫农、中农、富农的界限，放手发动贫苦农民向贪官污吏、地主豪绅抗税、抗租、抗债、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发展壮大党组织。凡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又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都可参加党的组织，从斗争中培养干部。没有枪弹可向土豪要款买，从敌人手里夺，瓦解靖卫团，促使他们起义投降，要成立工农自己的部队，建立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同志讲话时，很富感染力，语气坚定，经常用手势，他虽然很年轻，但他说话时的动作表情显出一个成熟革命者的气质，他说：寻邬是闽粤赣三省边境，只要同邻县的党组织和人民密切联系，互相支持，对革命斗争是有利的。

我们同毛委员亲切地交谈，时间不知不觉流逝，大家仍感觉不到丝毫的疲倦。毛委员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他说，“红四军从井冈山出来是为开展赣南人民群众运动，创建根据地，牵制敌人向井冈山的“围剿”，现在红四军的后面就有刘士毅的部队在追击，企图乘我疲劳时，击溃或消灭我们。但我们也有打算，准备在对我有利，而敌人又疲劳时，消灭刘士毅一部，击溃其大部，这一时机是能到来的。”朱德、陈毅同志也都介绍了红四军的情况。当时李大楠同志向他们汇报说，我们为红四军准备了一些粮食和肉，并交给了杨至诚副官长，杨至诚向我们表示感谢，又提出帮他找一点止血药，他在大瘐战斗中负了伤，伤口仍在流血，我们为他找来一小瓶碘酒和药棉。那天，毛委员和朱德、陈毅等红四军领导同志和我们一直谈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以后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话。

2月1日晨，红四军由菖蒲出发，经黄沙、腴田，到吉谭区的训下一带宿营。2月2日晨，刘士毅部对红四军发动袭击，红四军进行猛烈地反击。击退了刘部，朱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不幸被俘，后来在赣州遭杀害。红四军离开寻邬经福建武平，折转江西会昌、瑞金，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采取伏击战，一口气消灭刘士毅两个团，击溃其指挥部，奠定了发展赣南与闽粤赣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我们寻邬党的组织按照毛委员的指示，秘密地发展农民协会，扩大党员队伍，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农会会员及其它群众组织成员的数量发展到八万以上，党员由十余人壮大为一百多人，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刘育英，刘维锻，潘立中、刘大白、李大顺、李大添、陈忠善、侯家宏、邝世声、邝月明等等优秀代表，后来都成了红军部队的干部。寻邬的工农武装在原短枪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红二十一纵队，人数最多时达七百余人，这支部队在寻邬、龙川、兴宁、平远、会昌、安远等地与敌人进行过无数次大小战斗，俘获了不少人枪。寻邬县大队、区中队、乡分队也逐渐建立，妇女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1929年11月，红四军打广东梅县失利(当时毛委员仍在闽西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又返回寻邬。这时寻邬成立了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寻邬县委，古柏同志任主席和书记，各区、乡苏维埃亦相继诞生，寻邬的革命形势又变得对我们十分有利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分地，破除迷信，讲男女平等，禁娼禁赌，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

这一切使大家看清，只有跟着毛委员走，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总想能见到他，听他讲话。

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后来，我曾多次再见到毛泽东同志，可却是短暂的。

长征路上，我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五师任供给部长。向遵义进发时，我又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我们正在行军的路上原地休息，突然有人说：“这不是毛委员吗？”战士们感到非常高兴，大家平时敬重的毛泽东同志站在路边，拄着一条棍子，看着行进的队伍，八角帽下他那双智慧的眼睛仍旧闪闪发光。我不禁走上前去，请他保重身体，毛泽东同志点了头，他向战士们挥动着手臂。大家在议论过去毛主席指挥红军打胜仗，现在我们多么盼望毛泽东同志继续指挥，取得胜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重新担任了军队的领导职务，他在一条河的河滩上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我又一次听到了他那引人入胜的声音。他形象地将王明、李德军事路线比喻为“叫花子打狗”。他饶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些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错误，打又不打，走又不走，好比叫花子打狗，狗咬人，叫花子不敢打狗，反而将自己的衣服扯的更烂了。”大家从他那形象的比喻中对机会主义的危害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更坚定了跟毛主席走的信心。过草地时，我远远看见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坐在山边交谈，这时连绵的红军队伍从他们侧面走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跟随毛主席走上了艰苦曲折，但是必定能赢得胜利的道路。

14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占领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我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长兼政委。1951年，上面通知毛主席已来南京视察，我赶到毛主席乘坐的船上，见主席比长征时胖了一些，饱经风霜的脸更显出革命领袖的不凡，那双智慧的大眼睛仍旧闪动着灼人的光彩，我赶紧向他敬了个礼，他伸出手来，我紧握着他的大手。毛主席还记得我，他问我：“身体怎么样？”“托主席的福，很好。”我回答。“你太瘦了。”主席大概又联想起在寻邬见到的我，我们彼此会心地笑了。

这次我与主席交谈，距离第一次在寻邬那次长谈整整过了22 年。

1956年3月，我担任民航总局局长不到一年，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主席要我去汇报民航情况。我准备好提纲，3月10日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在听其他部门领导同志汇报工作，那间屋子摆着一个长桌和一圈沙发，在坐的还有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我敬了礼，他们示意让我坐下，我坐在他们的对面。随后，我向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汇报了民航的基本情况，远景规划及现在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毛主席听的十分仔细，与二十七年前的习惯一样，他时不时还插话细问。

当我谈到“两航起义”人员的情况时，他问：“现在两航的人怎么样？”“两航的人差不多都懂技术，但少数人思想还跟不上形势。”我回答，主席点了点头：“对他们的旧思想要进行教育说理，要重视他们的技术，他们飞行时间长，航空理论懂得多。”

毛主席还问我：“u2018里2u2019飞机性能怎么样？”“这种飞机比较安全，但速度不快，最大时速到300公里，高度也不行。”“是不是苏联的？”“对，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产的。”“民航最好的飞机有哪些？”“目前最先进的是伊尔12、伊尔14，还有国民党两航起义人员带回来的C—46、C—47。”

11时多，总理说：“吃饭时间到了，边吃边说吧!”我们走进旁边的一间餐厅，餐桌上已摆好饭菜，我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吴法宪坐在毛主席的左侧，毛主席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江西人。毛主席笑着说：“糟了，我被你们江西人夹击了。”他一句话就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饭后，我们又坐到原汇报室桌前，我说：“我水平低，民航技术性太强，搞不来这个。”我向毛主席坦露心里的想法。他摆了摆手：“什么都可以学吗。主要是把安全服务搞好，你争取吧!”总理这时从旁插话：“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争取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

我谈到，民航现在有些省未设省局，准备陆续设置。毛主席点了点头，并且指示，飞机用途很广，将来农林牧副渔业，探矿，工业都会用上飞机，民航要早做准备，我认真地记下主席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象当年在寻邬一样，只要照着他的话去做，日后一定会见效的。

直至下午一点，这次汇报才结束，我向主席、总理、总书记敬礼告别。

回去后，我们民航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很快就收到成效，两航起义留用人员经过党的教育改造，不少人都成了业务骨干，在培养民航技术力量和发展航空事业方面发挥出很大作用。民航的各级机构迅速建立和完善，飞机及航线不断增加，安全飞行逐渐得到保证，服务态度也不断改善。

毛主席的话坚定了我在民航干下去的决心，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多年，由一个外行，逐渐熟悉了民航业务，直到1973年，我才离开民航。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经历过的事已经在脑海里淡化了。唯有与毛泽东同志的接触，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也许是出于他的特殊感染力，也许是出于一个老战士对自己领袖的特殊感情。总之，毛泽东同志是难以令人忘怀的，尽管他并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但他在人民的心中，在中国的历史上，永远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因为他曾率领亿万人民改变了历史，并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