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1921年6月3日～ ）演员，事业家，曾用名于佩文、韩地，辽宁岫岩人。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抗大和女子大学学习，曾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电影制片厂、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1956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1949年开始登上银幕，主演的影片有：《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

1938年肄业于北平辅仁女子中学高二。同年赴延安，先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艺术工作团任演员，演出舞台剧《粮食》、《带枪的人》等。

1940年起，在一些剧团任演员，出演《日出》等舞台剧。1945年在东北文工一团演出《血泪仇》、《日出》等舞台剧。1946年加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主演影片《白衣战士》。1951年在影片《翠岗红旗》中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妇女向五儿的艺术形象。1953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1954年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1956年毕业后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演出舞台剧《百丑图》及高尔基的《小市民》等。 1958年回北京电影制片厂，主演的著名影片有《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等。1960年在影片《革命家庭》中饰演母亲周莲，从青年演到老年，表演细腻、深沉、含蓄，，1961年在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演员银质奖。

后来在一次下放劳动中从屋顶摔下，于蓝的面部神经受损，失去了一个演员应有的控制表情的条件，以致多年远离银幕。于蓝在1981年6月受命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厂长，1987年任艺术指导。人们赞誉她“为了少年儿童，身上有一团燃不尽的火焰”。

此外，于蓝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文联第二至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三、四届理事和第五届副主席。是第二、三、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烈火中永生》中温文尔雅、大义凛然的江姐，《革命家庭》中的周莲。中国电影中革命妇女形象序列的缔造者。

于蓝所塑造的中国革命妇女形象，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人物序列。尤其是对“江姐”的演绎让她达到了表演事业的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于蓝就是江姐的代名词。

电影《烈火中永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讲述的是重庆解放前夕，以江姐、许云风为代表的我地下工作者在狱中和敌人展开不懈的斗争。于蓝出演了主人公江姐。

电影中江姐绣红旗的场景已经作为一个经典，深深的印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但很少有人知道，江姐这个人物形象是于蓝第一个发现并把她搬上了银幕的。1961年于蓝生病住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她在病床上看到了小说《红岩》的连载，她被里面的人物形象深深打动了。

于蓝：我自己先看，看了我就给大伙儿讲，大伙儿一听也非常高兴，越听越想听，别的屋的同志听见也都跑过来，于是大伙儿一块听。我就感觉到这些地下党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已经都解放了，我们都已经胜利了，我们已经都看到红旗了，可是到她那儿，她却要离开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年轻和生命。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应该把他们搬上银幕，让更多人知道。

在随后的两三年当中，于蓝多次去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进行调查，采访了《红岩》的作者和江姐生前的战友，留下了30多万字的笔记。在采访过程中，于蓝慢慢发现，江姐和她有比较类似的人生经历。

于蓝：我是39年就入党了，她可能是40年入党，都是这个时期参加抗日战争。她是地下党，我在根据地，我有多好的条件，我们有自己的八路军保卫着我们，他们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他们比我们更艰巨。我想我的人生道路跟江姐的人生道路是一致的。她因为穷困，做过童工，她和她母亲都是织袜子的，后来在一个贫民小学校里读书，那是个慈善学校，她靠自己的成绩来获得免费。

于蓝早年的家庭也比较贫困，她与江姐一样也有过被捕并与敌人周旋的经历。不同的是，江姐牺牲了，而于蓝在战友的营救之下活了下来。于蓝说，她想把她们共同的经历告诉观众。但让她感到遗憾的是，在演江姐得知丈夫牺牲的那场戏时，她本应该痛哭出来，但是由于当时一些思潮的影响，没能把江姐温情的一面展现给观众。

于蓝：那时候思想很左，就觉得这些感情的戏不能写，就包括在演的时候，我都没演。当江姐在老太太面前，老太太问起她的时候就应该哭出来，可是江姐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而且江姐也说不能带着眼泪去革命，我觉得很遗憾。

《烈火中永生》这部电影是1964年拍摄完成的，由于伤病的原因，于蓝再也没有在银幕上出现过，这部电影成了于蓝的最后一部作品。那场戏带给她的遗憾也成为于蓝心中永远解不开的一个情结。而同样让于蓝难忘的是，当年周总理在审看完样片之后，对这部戏的肯定。

于蓝：周总理很高兴，说这个戏还是不错的，那么叫什么名字呢，叫《江姐》吧！我首先就说，江姐不是惟一的，他说对，然后别的人也说了，还有许云峰，然后他们就说或者叫《烈火中永生》。周总理出门的时候，跟我们说，你们赢得了观众，那意思好像说我们胜利了，你们赢得了观众，就是说多数的观众是喜欢你们的片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于蓝也记不清楚有多少观众和她谈起过江姐这个人物形象，于蓝说，在和观众的交流中其实她也不断加深着自己对江姐的认识。

于蓝：我在80周岁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才悟到在这个祖国的大地上，这么美丽的、安详的、和平的、温馨的、幸福的、平静的生活着，这就是他们为此而献身的道理，这不就是她梦寐以求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换来的这个幸福生活吗？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要想一想，不要有私，要全身心为这个事业去奋斗，鞭策自己不能后退只能向前。

提起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大家自然联想到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江姐，很多人把电影《烈火中永生》当成于蓝的成名之作，其实不然，确切地说，于蓝的成名之作当属电影《革命家庭》。她在片中扮演的“革命母亲”不仅得到广大观众认可，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意味蕴藉的表扬。

前不久，记者登门拜访了于蓝老师，八十六岁的人了，耳聪目明，精神爽朗，特别是记忆力惊人，谈起几十年的往事如数家珍。于蓝手指墙上挂着的一幅老照片对记者说:“周总理表扬过电影《革命家庭》，可不是我凭空所说，这里有照片为证啊。”记者仔细观瞧，只见照片中的周总理正当着众人的面，高兴地握着于蓝的手说些什么，于蓝颔首微笑，侧耳细听，好像生怕落了一句。

那是1961年，在香山举行了一次有关电影方面的会议，这一天，周总理来到了现场。于蓝个头不高，站在众多名演员中间，一点都不起眼，可周总理还是一眼就看见了这位《革命家庭》中的妈妈，上前亲切握着于蓝的手，当着众人说道:“你演了个好妈妈！”声音很大，好像是有意在给别人听，还有意侧了一下身，一旁的新闻记者迅速举起相机抓拍到了这一珍贵瞬间。

于蓝深情地回忆道:“周总理说的这句话可是一语双关，分量很重。”如果了解《革命家庭》出炉背景的人或许能解其中滋味，如果不了解的人可能就只听懂个表面了。那么周总理讲的这句话分量何在呢？

电影《革命家庭》是根据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片中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与革命事业、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母亲周莲在经历了失去丈夫和儿子，被捕入狱的严酷考验中，逐渐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上世纪50年代末，于蓝看了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后，深深地被周莲这个人物所吸引，就产生了把故事搬上银幕的想法，而且特别希望能担纲女主角，于蓝就打电话给张水华导演毛遂自荐出演革命的母亲。尽管此前，于蓝在《白衣战士》、《翠岗红旗》、《龙须沟》等影片中有过精彩表演，但这次表演对于蓝来说难度不小，她从少女一直演到老太太，人物性格变化和时间跨度很大。

为了将周莲这个有着三十多年磨炼历程的妇女演出层次、演得逼真。于蓝下工夫体验生活，查阅资料。然而，有些人不知道，这样一部好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意想不到地受到了来自“上层”的阻力，险些“胎死腹中”。

康生曾怪声怪气地说:我在上海待过，不知道陶承啊。他还认为，这部影片是突出个人，是在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关键时刻，著名剧作家夏衍同志据理力争:在错误路线上的英雄事迹也值得我们学习。

夏衍同志为了拍一部电影敢于“顶撞”上司，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若没有崇高的艺术追求和理想，肯定做不到。多亏夏衍同志力挺，这部片子的拍摄工作才得以进行。影片上映后受到广泛好评，于蓝也一举成名，在1961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女演员奖”。

周总理当然知道这段曲折的经历，对这部影片自然也更加珍爱。他老人家当众表扬于蓝，实际上也是公开肯定这部影片，是对广大演职人员最大的支持和理解。

电影《烈火中永生》堪称于蓝的巅峰之作。其实，这部影片的拍摄也经历了不少坎坷。老实说，初见于蓝老人，一点也找不到江姐的影子，满头白发与一身果敢的英雄形象有着较大的距离，让人感慨岁月的飞逝与无情。

于蓝老人自我感觉，塑造江姐的形象并不矫情，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演技多么高明，而是因为有深厚的生活积淀。于蓝和江姐是同龄人，都经历过国家山河破碎，饱受外来侵略的屈辱，都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消极抗日的行为痛恨不已。作为革命者，两人还都有过被捕后和敌人斗争的经历，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感受并不遥远。后来，于蓝又多次来到成都、重庆等江姐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并采访了小说《红岩》的作者，广泛接触了江姐周围的战友。当然，能演好江姐这个角色，于蓝还要特别感谢夏衍。

于蓝是在阅读了小说《红岩》连载后，被那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英勇事迹所震撼的，常常感觉他们像雕塑一样屹立在面前。她萌生了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她和导演欧阳红英决定共同拍这部戏，后来张水华打来电话也要导这部片子。考虑到张水华经验丰富，于蓝就同意了，三个人组成了核心小组。

2011年8月11日，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第十三届学会奖(金凤凰奖)在青岛开发区凤凰岛揭晓，荣获特别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