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1919年生于天津。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杨苡，安徽泗县人。曾先后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历任中学教师，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1949年后历任语文教师，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文学院讲师，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师。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译著长篇小说《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著有儿童文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

杨苡原名杨静如，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曾任淮安知府，祖辈中有四位在晚清时考上翰林。父亲留学日本，在民国时期担任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杨苡的哥哥杨宪益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姐姐杨敏如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

十七岁给巴金写信

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之始要追溯到“一二·九”学生运动。那年，杨苡十六岁。当看着身边的一批批大中学生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出身封建家庭的她被牢牢地拴住了，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心中苦闷的她，就给当时最受中学生敬爱的巴金写信。那时，她刚满十七岁。巴金很快就给她回了信，不时地鼓励这个苦闷的小女孩，告诉她未来总是美丽的。1938年7月，杨苡离开天津去昆明读书。不久，日寇进占天津租界，母亲就把杨苡的存信给“处理”了。这其中包括从1936年到1938年期间，巴金写给她的十多封信。八年的抗战让杨苡的生活颠沛流离，不停变化的生活让她又丢失了几封巴金的来信，这让杨苡痛心不已。

为护巴金信文革挨耳光 1946年下半年，杨苡定居南京，原想着不该再有什么损失了吧。十年的“文革”浩劫又无情地“卷”去了一批一直保存完好的信件，其中有两三封巴金所写的涉及对待文艺上的批判的看法的信笺。这还不算完，1969年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由于杨苡始终未主动交出仅存的巴金写给她的二十三封信（当时生怕被抄走，便托可靠的朋友秘密保存。）一位红卫兵在提审她的时候，狠狠地打了她一记耳光，这是她一生中所承受的惟一的耳光。当时，那记重磅级的耳光几乎要把她打倒，但她还是在踉跄中站定。突然间，她痛切地感到本不该那么胆怯地听任自己的家人，烧毁那么多珍贵的信件，到末了还是躲不了这场羞辱。1970年，随着红卫兵对杨苡的审查再度升级，这二十三封信被迫交给了审查她的专案组。1972年4月，杨苡被“解放”了。这二十三封信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未来总是美丽的 杨苡说，她与巴金的关系，就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因为爱好文学得以和巴金相识，并有了书信的来往。几十年里，杨苡收藏了几十封巴老的来信，但遗憾的是最早的一封她已经找不到了。 “那时我17岁，还在天津读高中，受到如金丝笼般的家庭束缚，感觉到特别窒息与苦闷，于是就给巴老写信，向他诉说这一切，并向他描述我的梦想。没几天巴老回信了，让我感动的是，巴老对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小读者十分耐心，他说，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开家，你要懂得向前看，保持乐观，多读书，相信未来。未来总是美丽的。” 如今这位当年的小姑娘也已经是满头白发，想起久远的年少时期能够得到先生的教导十分感慨。杨苡说，先生一生写了七千多封信，一大半都给了读者。 爱护翻译家

巴金自己爱翻译，也鼓励别人拿起译笔来，而对别的翻译家，他的态度总是格外尊重。作为翻译家，杨苡清楚地记得巴老在看过她的一些译稿后，曾很坦率地对她指出：“译得有点草率”，“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 到现在杨苡还清楚地记得巴金对她说的话：“好好翻译一本书，海明威的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只有自己热爱并从事翻译的人才会对其他翻译家如此体贴，如此爱护。” 听巴老的话讲真话 现在，杨苡的家中还保存着一只巴金送给她的瓷盘，上面印着巴金的手迹：“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道德、无私就是人生的花。巴金1994．6”，这是巴老写给小朋友的话。 杨苡记得，巴老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在1997年11月22日，“那天我去华东医院看望他，临别的时候，巴金握着我的手十分吃力地说了两个字‘多写’，他的手很温暖。”后来这几年，她一直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反正我已经听他的话听了六十多年了，什么都听他的，这句话当然更是要听了。” “现在巴老去世了，他解脱了。如果说要纪念他，我认为要记住他说的话——讲真话。”

1937年，杨苡毕业于天津中西女校，保送至南开大学中文系。1938年7月7日，杨苡和20多个平津流亡师生一起，从天津英租界搭乘英国轮船，辗转香港、海防、河内等地进入昆明，成了联大的“复课生”。 通过在船上认识的郑颖孙先生，杨苡结识了沈从文。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杨苡对第一次见到沈从文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那天沈先生穿着长袍，戴着厚厚的眼镜，非常喜欢笑，他称赞我这个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到内地吃苦学习。他说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完全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么？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学习，年轻人不拚命学习总不成……” 后来郑颖孙离开西南联大，杨苡便搬进他的卧室去住，外屋做了沈从文和朱自清两位先生编教科书的书房。这是很好的读书环境，可惜杨苡当时并不知道用功读书。有一天上午，两个空军学校的年轻人在她的小屋里闲聊，他们大讲轰炸机、高射炮和在空中飞行的快感，突然沈从文先生掀开门帘进来，脸色阴沉地对杨苡说：“杨小姐！朱先生和我都在工作，你们不要这样吵！”三个人吓得一声没敢吭。 沈从文先生并没有过多责怪杨苡，当天晚上他劝她要多读书，既已保送联大，还是进外文系好，进了中文系会被线装书捆住的，既然已经在教会学校读过十年英文，就应该多读英文原著，打开眼界。他还经常捧来一大堆书给杨苡看，并要求她写读书笔记。 沈从文不止一次对杨苡说：“要用功哩！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呦！”

西南联大的课程丰富多彩，再加上名师云集，对学生来说，上课是十分享受的。当时的系主任是叶公超，教英语的是陈福田，教中文习作课的是余冠英。最精彩的当数中文阅读课，每个老师教一两个星期，由闻一多、朱自清、蒲江清、罗庸、刘文典等先生轮流任教。“闻一多和朱自清先生的课我们都比较爱听，刘文典抽鸦片，人也很狂，我们都不喜欢他的课。” 西南联大虽然由三所大学合并而成，但学生的学号还是有区别的，清华大学是T字号，北京大学是P字号，南开大学是N字号，同学们中间流行着一句话：T字好，P字香，N字没人要。杨苡她至今还记得自己的学号：N2214。 西南联大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年轻人组成一个个群体，并起了动听的名字，在校园的壁报栏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成立启事”“欢迎参加”等等，所编的大张“作品”也在壁报栏上展示，吸引初来乍到的新生加入。杨苡便是其中之一，她参加了“高原文学社”，并认识了赵瑞蕻、查良铮（穆旦）、林蒲、陈三苏、向长清等师兄师姐。他们写抒情诗、叙事诗、格律诗、自由体诗、散文诗乃至五七言律诗、外国民谣体以及十四行诗等等，大家对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和谢文通教授的《英诗选读》都非常痴迷。

耽误一堂课大哭一场 1940年，杨苡的男友赵瑞蕻从西南联大毕业，二人很快就结婚了，杨苡只好退学。1942年，赵瑞蕻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杨苡在沈从文的鼓励下到中央大学借读完成学业。 在谈到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区别时，杨苡说，中央大学的教师水平也很高，但课比较死、面比较窄。比如联大二年级必修《欧洲文学史》，中央大学二年级必修《英国文学史》；联大注重独立思考，比较自由，鼓励学生自己看书。

在中央大学学习期间，当时由于同学的传染，杨苡的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只好到外面小店买了一瓶烧酒浇在头上，然后用毛巾把头包起来，耽误了陈嘉教授的一节课。杨苡觉得自己损失很大，还为此哭了一场。

杨苡曾就读西南联大，与巴金和沈从文有交往。她是位翻译家，翻译过名著《呼啸山庄》。

在石湾先生的文章提到，90高龄的杨苡刚翻译了一篇饶有趣味的小文《生命始于80岁》，其中有几段话：

“７０岁的时候，人家可以为了什么事对你发脾气”，“根本没什么好玩的”，

而“你如果活到８０岁，人家就会惊奇你还活着。他们满怀尊敬地对待你，因为你还这么长寿。实际上，他们看来是惊讶你还能走路，而且谈吐敏锐。”

“朋友，请努力活到８０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原谅你的一切一切。让我说，生命始于８０岁。”

文章最后，杨先生机智与豁达地说：“你要是问我，我就说，生命始于９０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