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934年4月出生于美国的克里夫兰，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博士学位，博士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博士论文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耶鲁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

弗雷德里克u2022杰姆逊，1934年4月出生于美国的克里夫兰，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博士学位，博士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博士论文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耶鲁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67年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担任副教授、教授，主讲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1976年后，又回到耶鲁大学法文系担任教授。1986年，他来到杜克大学担任主讲比较文学的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继续担任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兼任杜克大学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从学术背景来看，杰姆逊前半期是一个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理论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1971)、 《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但杰姆逊本人后来却并不认为自己专属于文学研究，而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

杰姆逊的这一自道概括了他的学术兴趣的转移：出版《政治无意识》之后，他的视野转入了文学的外部文化环境，开始了对后工业社会的总体性观察。1982年，他在美国惠特尼博物馆发表的“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演讲，标志着他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到的思路，在资本扩张与文化生产之间探索深层的关联。随后他陆续出版《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地缘政治美学》、《时间的种子》、《文化转向》等论著，都聚焦于弥漫在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并将其纳入历史化的语境中条分缕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1.、《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Sartre：The Origin of Style ）。

2、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1971)，《语言的牢笼》(1972)，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逊著， 钱佼汝译， 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年。

3、 《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詹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4、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著 ，吴美真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 1998年。

5、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著 ，张旭东编 ，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年。

6、 《后期马克思主义》（1990），《可见的签名》（1991），《地缘政治美学》（1992），《侵略的寓言：温德姆u2022路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现代主义者》（1979），《理论的意识形态》（1988，“理论的境遇”和“历史的句法”）

7、 《时间的种子》，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逊著，王逢振译，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7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8、 《文化转向》, 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逊著，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9、 《布莱希特与方法》，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逊著，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 《单一的现代性》，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逊著，王逢振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 《快感：文化与政治》，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逊著，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 《全球化的文化》，詹姆逊著，(美)三好将夫编 ，马丁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3、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讲演），弗雷德里克u2022詹姆逊讲演，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 《詹姆逊文集》，詹姆逊著，王逢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第4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

1985年秋，他到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讲学。讲学内容后来整理出版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界颇为流行。当时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整体上还继承着“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沉浸在对现代性的仰望中。杰姆逊教授带来的“后现代”诸种理论，突然将现代性及其诸位大师挤到思想史的边缘，福柯、格雷马斯、哈桑、拉康等等一大批后现代理论家占据了前台。此时，中国学者蓦然意识到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已经今非昔比，都变成了“后”的天下，杰姆逊由此也成为把后现代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大陆的“启蒙”人物，备受推崇。

2002年7月28日上午，杰姆逊再来中国，精神矍铄地登上华东师范大学的讲台，为上海学者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然而，杰姆逊2002年之夏带到上海来的“现代性的幽灵”，却没有当年的飓风式效应，反而引起了不少批评。杰姆逊讲演之后，长期研究后现代文化问题的中国学者王岳川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撰文批评杰姆逊“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与王岳川观点类似的文章接连问世，而为杰姆逊“正名”的声音也同样响亮。尤其是杰姆逊的中国门生张旭东专门给《社会科学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参与讨论的人士以文本为根据，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读和空论”，并提醒“这是任何严肃讨论的底线”。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这位美国左派文坛领袖，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研究剖析了后现代文化政治，创造了西方文化与其政治经济相联系的新批评视野。.同时，他又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了美学，他的成就就更加引人注目。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桥梁。该文的目的在于：首先，姆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总体论来建构后现代文艺理论的；其次，在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他分析后现代文艺特征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关系。指出了后现代文艺的诸多特征之于人类前景是消极的；最后，他以其政治批评家的乌托帮天职，为人们勾画了后现代文艺的蓝图。这也同时滋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工程，将后现代理论整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杰姆逊是第一人，具有永恒魅力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在当代相遇，必将使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的文化艺术实践都获得新生。

论毛泽东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热情地称六十年代为“普遍解放的时刻”，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刻”。据他估计，毛泽东主义是“六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新思想体系中最丰富的一种”。

杰姆逊的毛泽东情结表现在他的大量理论和批评著作里。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一文中，杰姆逊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为例来说明“相互制约的几种生产方式的结构共存”。在《拉康的想象域与符号域》中，他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阐释归因于索绪尔语言学、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几种遗产之结合。在进行“历史创新与基本改革”方面把毛泽东列为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人物，与马克思本人、列宁，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等相提并论。

阿尔都塞式生产结构或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的矛盾发展不平衡及其特殊性的概念。他把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看成相对自主或不平衡层面的构成物，抵制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理论。杰姆逊评价说，阿尔都塞的生产方式概念，作为一种多级结构，一举三得：首先，它向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发起挑战并加以否定，在传统马克思的理论中，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绝对的支配权；其次，它重新肯定了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物质生产的组成方面——这与罗蒙德·威廉姆斯观点一致——并指定“这种狭义的u2018经济u2019层面对其它方面有特殊的功能和效用”。第三，它构想出结构的不同方面的相对自主性，从而给社会生活的非共时性或不平衡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生产方式限定在狭义的、经济的观念里，与此不同，阿尔都塞的生产方式则包括了社会生活中所有类型的生产组成部分，在这里，经济作为一个因素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量齐观。当某种结构占据了支配地位时，其它方面保持着相对自主性。杰姆逊认为，阿尔都塞的整体系统中相对自主的各方面“企图引起对状态的u2018文本u2019解释的最严重的怀疑（看成是简单复制其它层面）”，并“证明在文化领域内相对自主性，特别是相对自主的文化政治的合理性”。正如一种独特的文化文本拥有某些自主力，因此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集体的意愿，也可以在整体中保持某种程度的自主。阿尔都塞式的生产方式突然展现了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死胡同里逃出的希望，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将社会个体与他们各自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整体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理论化。如果在整体结构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确能实行相对自主，那么，如杰姆逊所说：这些领域就会真正成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行动的所在地”。

讨论杰姆逊的毛泽东情结，意在探讨中西方在文化政治领域内的对话和研究毛泽东主义对杰姆逊的新葛兰西文化政治方案的影响。同时也对全盘否定毛泽东主义的企图表示质疑，并指出了怎样处理毛泽东的文化政治遗产问题。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正通过接受先进技术和后现代文化而面临新殖民主义渗透的现实，因此，人们也许可把最近对西方现代性的过早的赞扬，与抛弃毛泽东主义的企图联系起来。此处我很想复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话：“刚刚从传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危机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盲目地、不假思索地接收了u2018西方u2019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熟悉中国当代流行思潮的人都会同意这些话：“对过去的物质贫困和政治灾难记忆犹新的人们，现时都竞相信奉及时行乐与实利主义——杰姆逊所谓u2018颠倒的太平盛世主义u2019的中国翻版。”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仍被束缚在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主导性历史叙事中。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对于中国人来说，重新将毛泽东的部分乌托邦主义引入当代反霸权斗争的政治议事日程中，似乎是格外恰当和紧迫的。如果说，三十年前开始的第三世界主义曾激发了第一世界在六十年代建立新的文化政治模式。那么，中国在九十年代则有必要重视杰姆逊的严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模式。

[1]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8666301000clf.html

[2] 哲学 http://www.serverlw.com/news5/wenxue.asp?path=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