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年秋天，孙皓晖动笔写《大秦帝国》。2008年4月，历时16年创作的《大秦帝国》全套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在2009年3月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居长篇小说组第二名。同名电视连续剧（第一部）业已拍竣，近期播出。

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完成136集《大秦帝国》文学剧本的创作，同期开始《大秦帝国》的案头准备。1998年后，辞职专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入选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2008年4月，历时16年创作的《大秦帝国》全套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在2009年3月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居长篇小说组第二名。同名电视连续剧（第一部）业已拍竣，近期播出。

生长在“老秦”之地 孙皓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的出生地陕西省三原县西阳镇，就是“老秦”之地，离秦国最早的国都栎阳（今临潼）只有数十公里。秦国修建的郑国渠（今泾惠渠），至今还在他家门前潺潺流过。当年，每逢灌溉，生产队会派出有经验的老人，带着他们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老人们便说起许多与秦、汉有关的掌故。毗邻家乡的美原镇，又是秦国大将王翦的故乡，孙皓晖每次去那儿拉煤、走亲戚，也会听到许许多多关于秦朝的故事。在他少年时代，一些秦国的古地名，已经印在记忆里。“老内史（今咸阳）、老云阳（今泾阳）、老频阳（今富平）、老下邽（今渭南）……老人们的胡子里都长满了故事。” 1973年，孙皓晖考上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几个朋友合作，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学术论文，在北京一个研讨会上宣读后，一鸣惊人。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急需法学人才，北京大学法律系当场问他想不想读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则要“挖”他当老师。最终还是西北政法大学把他“抢”走了。孙皓晖在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先后度过了十余年的法律教师生涯。“我就算是和法家思想结缘了，”孙皓晖乐呵呵地说。 2009年4月，孙皓晖结束了隐居海南的生涯，回到西安。西安市曲江管理委员会为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室，供他进行秦文化的创意工作。这间工作室，位于幽静的唐代曲江遗址附近，不远处就是大雁塔，工作室墙上和玻璃门上挂满了用秦篆写成的书法作品。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是一部正在写的3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稿子。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专门讲解自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帝国这1800多年的中华文明形成史。 “我还可以高效工作10年，再常效工作10年。”孙皓晖点燃一支烟，烟雾拂过他灰白的头发，笑眯眯的眼睛里有幸福的畅想：“那时候，‘为中华文明正源’的心愿应该能实现了，我就可以休息10年了。”

为写书，自我放逐16年 1993年秋天，孙皓晖动笔写《大秦帝国》。身为学者，他却首先摒弃了学术著作的形式。“我说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没用。得老百姓都这么说了，才算做到了。那最好的形式，就是电视剧。”所以一开始，孙皓晖写的，是一个《大秦帝国》的电视剧本。 当时，孙皓晖在法学领域，算是功成名就。他是西北大学法律系的教学科研副主任、经济法学的学术带头人，还是第一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第一卷《大秦帝国》剧本写完后，打印本在文化圈里流传，引起陕西省委宣传部的重视。1996年春节，主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到西北大学给教授们拜年，亲自登门看望了孙皓晖。在他家里，副省长、校领导和他谈了很久，最后拍板：“给你两年的创作假期，就专门把这个事做完！” 1997年冬天，约定的两年期限就快到了，孙皓晖的剧本写到第五卷。但他发现，“自己根本完成不了，剧本就写了5年，如果要继续写成小说，别说两年，只怕4年、8年都不够”。 1998年春天，孙皓晖带着妻子，在海口一个僻静的小区居住下来。他有一间30多平方米的书房，里面凡能落脚之处，皆是书山。史籍典册、诸子百家、先秦文学，就连一般秦史研究者不太关注的古代科普类书籍，如《水经注》、《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梦溪笔谈》等等，孙皓晖都统统看过。“商鞅变法，鼓励农耕，老秦人当时都种什么，收成怎么样，收上来做成什么吃，这些都得认真查实啊。” 十几年中，孙皓晖始终保持着不疾不徐的淡泊心态。每天写一个故事段落，万余字到寥寥几百字不等。但也有焦虑的时候，这些年，清朝热、明朝热、汉唐热，在电视屏幕和图书市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唯独孙皓晖立志要呼吁的“中华文明正源”——秦，还是沉默的。书一日没写完，他就一日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焦躁起来，在和朋友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会痛心疾首地喊：“明清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衰落期啊！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是和中华文明源头上最有创造力、生命力的秦时期对接！” 2008年春天，当孙皓晖在遥远的海岛上，敲下小说《大秦帝国》的最后一个句号时，他满头黑发已经灰白。从43岁到59岁，他人生中最美好、最年富力强的16年，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大秦帝国》。

题记：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和梦想。在《大秦帝国》自序中，作者以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勇气和人文学者的历史眼光，充满激情地说：“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这是《大秦帝国》的根本立意，是作者的创作目的。作者在序言中强调的“原生文明”、“强势生存”以及秦文明对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影响，时时可见前人所不敢发之言。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 电视剧《大秦帝国·黑色裂变》在海外和网上热播后，人们争议最多的，就是商鞅、秦孝公等人的刻画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出入。孙皓晖以写秦的正史为己任，为何还要对重大历史人物进行演绎？ “我坚信，那就是真实的商鞅。”一提及此，孙皓晖语气凝重：“司马迁写《史记》，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是基本真实的。但司马迁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遍翻《史记》，凡是在生死存亡之际为国家承担责任、勇于牺牲的人，文仲、吴起、商鞅、晁错……没有一个能得到他的好评。能得到他好评的都是擅于做人、明哲保身之辈，范蠡、张良、李陵……我们为什么还把司马迁的主观评价当作史实来看？司马迁说商鞅‘刻薄’，只因为他的法律严格。但那是战时法律体系，能不严格吗？法律严格又能反证立法之人刻薄吗？司马迁说商鞅‘造反’，但《战国策》里记载，商鞅死后不久，秦国丞相范雎就说，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试问，商鞅相当于秦国第一任丞相，范雎是第三任丞相，商鞅若是造反，如此短的时间内，范雎就敢给商鞅这么高的评价吗？” 孙皓晖得出结论：司马迁错了，商鞅没造反。车裂商鞅，只是秦孝公死后秦国朝野权力斗争的需要，以及和其他战国外交周旋的需要。 同样的人物颠覆，还有秦始皇。“司马迁把秦始皇小丑化了”，孙皓晖不认为秦始皇是个暴君，更不认为秦国灭亡于暴政。“它的败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把商鞅确立的战时法律制度，转型为和平时期法律制度。法家历来有‘法、术、势’三个流派，商鞅遵循的是‘法治’，到秦始皇这里，他个人的强大威望和战时法律制度一结合，就变成了‘势治’。一旦这个权势人物死去，帝国也就坍塌。”“写《大秦帝国》，我就是想超越《史记》这座大山。”

战国时代的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韩非子的话：“多事之时，大争之世”；一句是晏子的话：“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秦帝国时代是一个以冲突与竞争为主流的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变法高潮，催生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变革，使得中国文明的涓涓细流全面汇聚、重新融合、强力锻造而开创出波澜壮阔的文明正源，使中国文明达到了此后两千年无法企及的高峰。《大秦帝国》的可贵，根本点便在于作者对战国精神把握得非常准确，有着旗帜鲜明的历史观。此历史精神贯穿全书，形成了《大秦帝国》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作品风格。作者的智慧、胸襟、才华、见识在此体现的非常充分。而渗透作品的浓郁厚重的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战国特有的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更在于作品对中国文明正源的新视角和对秦帝国千秋功罪的新评说。历史地看，中国原生文明的高原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是这个文明高原上的最高峰。它们衍生了中华文明，并且蓬勃发展。孙皓晖说，电视剧拍完后，他也看了。“其中有关商鞅变法的内容，拍得最精彩，完全展示了小说中的精髓。但有的内容，电视剧比小说薄弱。”说起演员，孙皓晖最欣赏的是侯勇扮演的秦孝公：“怎一个‘好’字了得！他可从来没演过古装戏，更别说演君王了。我常常想，这部戏在大陆电视台播出后，侯勇会成为继唐国强、陈宝国之后的又一个‘皇帝专业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