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ard Goldblatt，中文名是葛浩文，美国著名的翻译家，出生于1939年，19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葛浩文年轻时不爱读书，成天贪玩，喝酒、跳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做过”。他在南加州长滩一所不怎么样的公立学院念书，可能是学校里最差的学生，差点毕不了业。日后让他觉得可笑的是，他这个差生基本上每门课都蒙混过关，惟独一门“亚洲历史”一点也学不下去。第一堂课，老师刚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这位未来的汉学家就想：“学什么中文？！我连英文都还没学好呢！”

毕业后，身无一技，找不到事做，只好当兵。那是1961年，越南局势日趋紧张，谁都明白在这个时候参军有多愚蠢。22岁的愣小伙子进了海军学校，绝大多数同伍被都派到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上，他却给派到台湾当了一名通讯官。台湾是个什么地方，在哪里，他毫无概念。

在台湾服役，清闲得很，“什么正经鸟事儿都没干”。但他终于被调到日本，上了一艘驱逐舰。下一个目的地，无疑是越南。

越南经历可以说是葛浩文的成人礼。他猛醒过来，不能就这么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于是申请返回台湾。葛浩文讲起这个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时，借用莫言小说题目开玩笑说，留恋台湾是因为当地女人的“丰乳肥臀”留住了他。

这回他“学乖了”，不再吊儿郎当。一到台北，就请了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人学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个老师起的名字。

葛浩文发现自己颇有学习语言的天分。在台北呆到退伍，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进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继续用功，直到得知父亲患了癌症，才结束在台湾的“留学”生涯。

回国后，他又一次面临就业困惑。有一天，遇到一个大学时的老师，问他：你会什么？他沮丧地回答：什么都不会。老师说：那你总会点什么吧。葛浩文便说：会中文算不算？这位识才的老师当即建议他读研究生，以中国研究为专业。

申请了25所学校，只有一家录取——旧金山州立大学。葛浩文在那里首次接触到萧军、萧红的名字。他听导师说起，东北有个“二萧”，两人的爱情故事很曲折。他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看过觉得不错。这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

硕士毕业，教了一年书，他认识到自己“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决定攻读博士。这一回，好几个学校都要他，他挑选了印第安纳大学，指导教授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在印第安纳，葛浩文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

写博士论文时，柳无忌让他报选题。葛浩文先报了朱自清散文，柳摇头；报田汉的戏剧，也摇头；最终他想起“二萧”来，告诉柳无忌，其父柳亚子跟萧红相熟。柳无忌一听，来了兴趣，催葛浩文“赶快写”。

萧红——这个年纪轻轻就去世的女作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但是在当时很少有人关注她的作品。于是《呼兰河传》成为了葛浩文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

“我跟很多翻译都不一样，我是凭灵感，我越想那些理论，那些具体的问题越没把握，越觉得慌。我差不多看一句、看一段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直接翻，再回头对一下。如果太离谱了，那要去修正，太硬的话就把它松一点。我本人的问题就是越看越糊涂，越觉得有问题。我翻译了30多年了，按说该越来越有把握，可是自信反而不如从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想这些。包括书评我也不太在意。有人会说这个翻译很棒或者很差，其实他连中文都不懂，怎么能知道翻译的好坏呢？经常有一些人得奖，说他们翻译得如何好，可那是从西班牙文翻译过去的，英文和西班牙文本来就有相似的地方，而且同是西方，因此美国人对小说里写的生活也比较熟悉。但如果你是从阿拉伯文、中文或者日文去翻译，情况就不一样了。”

“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葛浩文认识的很多作者都十分熟悉中国古典作品，但是到了翻译手里，并不一定能看出来那种古老的味道，这也难以避免。

“这可能是世界上我唯一做得好的事，”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采访时谦虚地评介自己对翻译中国文学的热忱。

“我喜欢读中文，我喜欢写英文。我热爱这个事业的挑战性、模棱两可性和不确定性，”

“我热爱创造性和忠实于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最终难免的妥协。时不时地，我会遇到一本令人无比激动的著作，我就会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它的工作中。换句话说，我译故我在。天呐！”

包括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莫言、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