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1943—1997.02.20），汉族，河北正定人。1964年中学毕业。曾任正定县文化馆馆员、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取经》等。《取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2014年1月13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习近平忆故友贾大山的旧文《忆大山》。

贾大山，1943年出生于河北正定古城一个普通市民家庭。1964年中学毕业后，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到西慈亭村插队务农。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后调任正定县文化馆馆员，曾任职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正定县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为著名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全国文学界，一度与贾平凹齐名：说起写短篇小说的二贾，一是贾平凹，再就是贾大山。其作品《取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与另一篇散文《花市》一起，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

贾大山为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说话谈锋机敏，诙谐幽默；为文则勤奋刻苦，精益求精；其作品寓意深刻，清新隽秀，脍炙人口。于人于文，多有惊世骇俗之语传世。可谓人品、文品俱佳，历为人所称道。

贾大山于1978年，以小说《取经》荣获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一举成名。此后，又创作了《花市》、《梦庄纪事》等一批短篇佳作，作品多次获奖，并被翻译到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的著名作家。

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自幼聪慧

贾大山自幼聪慧，上中学时就有文学小品在校刊、《建设日报》、《河北日报》上发表。1964年知识青年下乡期间，他有机会深入生活，了解民情，亲身体验了农村生活。在农村他说快板、编节目、出板报、写文章，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村干部的赞扬。这一段经历为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71年到文化馆任创作员，开始了戏曲小说的创作。他的作品经常在省级以上文艺刊物上发表。小说《取经》和散文《花市》先后被收人中学语文课本。他的主要作品收入《贾大山小说集》。

贾大山一生为人刚直，一身正气，襟怀坦荡，淡泊名利。在文学创作上，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语言诙谐幽默，叙事生动形象，篇幅短小精练，内容寓意深刻。被文坛誉为短篇小说的“高手”。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精短取向，一直追求着在短篇领域里作出精致。在创作中，他不赶潮流，一直坚持着源于生活的本真追求。他的作品植根于河北平原小城、乡村的底层，生动地描摹出世情百态、社会万象。他的小说很有蕴涵，越是细读，越能读出小城、乡村的多姿多彩、浓郁魅人的地方风情。他的作品不涩不滞，是一种洒脱、空灵的风格。幽默也是他的作品的一大特色。

百善孝为先，大山也是这样。在弟兄排行中，他是老九。先于他来到这个世界的，都是姐姐。孩提时代，他的聪慧总是让父母脸上堆满了笑容。长大了，他懂事，更叫父母宠爱有加。高中毕业后，大山没有走进大学之门，他的人生被做了另一种安排。他想着，成人了，不能再“嚼吃”父母，于是一介书生便以苦力的身份进了乡间的灰窑。为了生计，诸如草台班子的演出、小剧团的编剧之类，他不嫌不拒，乐在其中。尽管生活艰难而清苦，可一点儿也没影响到他对老人的孝道。在灰窑，他挣了平生第一笔收入———24元工钱，立刻抽出了一元钱给母亲买了一斤蛋糕，找回的几角零钱则给弟妹们买了一把水果糖，剩下的23元全部交柜了。等他后来转了干部，对于母亲则更是周到侍奉，礼敬如佛了。不说一日三问安，也是每天必到母亲房间问候的。在他弥留之际，最难以割舍的，就是母亲。让白发人送黑发人，以他的孝顺是怎么也无法宽恕自己的。在医院的病床上，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三天，他的精气神消耗殆尽了，可心里还是惦念娘的生日。他让妻子回家去，和母亲玩会儿麻将：“娘生日哩，你回去吧，让娘开开心。”

在家里，大山是儿子，是丈夫。他很传统，但没有一点儿的夫权的影子。他们家是妻子当家，掌握财政大权，他所拥有的只是买盒纸烟、喝上二两的小钱。他乐于这样，懒于俗务，不愿操那么多的心。他的兴致更愿意写文章、做工作。他给予妻子的除了放权，就是幽默了。听了他的段子、故事，妻子憋不住不乐，从脸上乐到心里。他究竟是个大作家，具有幽默的天赋。

对两个儿子，他管束甚严，不过两个孩子从小长到大，他没捅过他们一指头。最厉害的体罚是让他们站窗台，一边高高地站着，一边反思自己的错误。对于他们的成长，他很关注思想教育，一定要让孩子走正道，千万不可出了辙。他给他们记点，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错事记一个黑点。为了多几个红点，两个孩子自我约束意识极强，长大后都出落得规规矩矩。

在作家圈子里，大山是一个小核心。这不只因为他的善良，也还因为他的智慧。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他成了作家圈子的核心之一，因为有他在，朋友们总是觉得很开心。在河北这块地方，他成了文学阵营的纽带之一，因为有他在，朋友们总是觉得很和谐。

在正定的文学圈子，他则成了旗手和领袖，正定成就出一片文学风景，以至后来被人们称作正定现象。市井之中，他也有不少朋友。他从他们那里讨生活，他们从他那里讨智慧。他许多小说的灵感、素材、原型等等，都是从他们那里获取的。因此他的小说里，尽是鲜活生动的市井百态。

大山不想做官，却实实在在地做了官，做了县里的文化局长、省政协常委和省作协副主席。他做官，也给人们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清廉。他欣赏清官文化，也身体力行地这样去实践。他在文化局任局长九年，局里竟没有一笔吃喝账。他跑来和经手的上千万元的文物修缮工程费，竟没有一分钱不合理的搭车开支。他多次出差，却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差旅补助。还有就是做事。他干工作条分缕析，纲举目张。钟楼、凌霄塔、华塔、大悲阁等大型修缮工程，都是他亲自去北京跑来的。常山影剧院、正定电影院的新建和重建，也是他争取来的。文化大楼的立项和建设，也得益于他在任时的成功铺垫。还有诸如常山战鼓队打进北京亚运会等等，他都功不可没。

当然，大山最看中的还是自己的作家身份，他恪守中道，不赶潮流，作品总是很传统的样子。但就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笔下功夫的内蕴和纸上风景的精彩。他立身周正，不媚低俗，作品总是很端直的样子，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作品的幽默与风趣。路子上，他没有选择喜剧，也没有选择悲剧，大体上是循了正剧的路子。这在他的《梦庄记事》、《古城人物》以及后来的禅意小说之中都体现了出来。

他的为人与作品，大概就是真、善、美。他将世事看得很透，也将生死看得很透，惟独写起小说来，偏像拚了命似的。据知情者讲，他写小说时，总是反反复复地构思推敲，甚至为了一个细节一句对白都可能彻夜不眠。写成之后，也不急于投寄，而是放在褥子底下，偶有所感时，便再拿出来润色一番。在他的炕席底下，究竟压着多少小说，恐怕没有谁知道。那时候，编辑们也很敬业，常常去登门约稿。每有编辑来，他也不管是大编辑还是小编辑，一概地说：我就从褥子底下给你拿了，拿到哪篇算哪篇。其实他的作品，每一篇都是用心血凝就的。因为他曾说过，他的每篇小说，无论长短，在发表之前均能从头到尾地背过。

概述

2014年1月12日，石家庄市作协副主席康志刚在其新浪博客上贴发了习近平的《忆大山》，反映了近平上世纪80年代在河北正定期间与已故作家贾大山的深厚友谊，及调任福建担任更高职务直至贾大山去世，与其十余年间历久弥坚的交往，饱含真情，十分感人。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习近平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

201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第24版发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201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贾大山小说精选集》一书所撰序言。内容如下：

天籁之声　隐于大山

贾大山是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在短篇小说《取经》获奖之后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

…………。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读贾大山小说的时候，眼前总有一张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脸。我想，许多小说家的成功，大约不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孩子因为偷吃花生种子被卡死了，而在于她死后又被亲人抹的那一脸锅底黑和那一斧子。并不是所有小说家都能注意到那锅底黑和那一斧子的。后来我读大山一篇简短的《我的简历》，写到“1996年秋天，铁凝同志到正定，闲谈的时候，我给她讲了几个农村故事。她听了很感兴趣，鼓励我写下来，这才有了几篇u2018梦庄记事u2019。”今天想来，其实当年他给我讲述那些故事时，对“梦庄记事系列”已是胸有成竹了。而让我永远怀念的，是与这样的文坛兄长那些不可再现的清正、有趣、纯粹、自然的文学“闲谈”。在21世纪的当下，这尤其难得。

一些文学同行也曾感慨为什么贾大山的小说没能引起持续的应有的注意？可贾大山仿佛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说发表时他也不在乎大报名刊，写了小说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在贾大山看来，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够沉淀得更久远、更凝练、更明晰。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这让我想起了不知是谁的名句：“请原谅我把信写得这么冗长，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得简短。”

写得短的确需要时间需要功夫，需要世故到极点的天真，需要死不悔改地守住你的褥子底下（独守寂寞），需要坦然面对长久的不被注意。贾大山发表过50多篇小说，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在20世纪90年代不能说是当红作家，但他却不断被外省文友们打听询问。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当今文坛，这种不断地被打听已经证明了贾大山作品留给人的印象之深。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内，一生只去过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1993年到北戴河开会才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了海。北戴河之后的两年里，我没有再见贾大山。

1995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路上想着，大山不会有太重的病。他家庭幸福，生活规律，深居简出，善以待人，他这样的人何以会生重病？当我在这个秋天见到他时，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术后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发很长，蜷缩在床上，声音喑哑且不停地咳嗽。疾病改变了他的形象，他这时的样子会使任何一个熟识从前他的人难过。只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双能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正是这双闪着超常光亮的眼使贾大山不同于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希望。那天我的不期而至使大山感到高兴，他尽可能显得轻快地从床上坐起来跟我说话，并掀开夹被让我看他那骤然消瘦的小腿——“跟狗腿一样啊”，他说，他到这时也没忘幽默。我说了些鼓励他安心养病的话，他也流露了许多对健康的渴望。看得出这种渴望非常强烈，致使我觉得自己的劝慰是如此苍白，因为我没有像大山这样痛苦地病过，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健康。

1996年夏天，蒋子龙应邀来石家庄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当我问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时，蒋子龙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贾大山，他们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同学。是个雨天，我又一次来到正定。蒋子龙的到来使大山显得兴奋，他们聊文讲所的同学，也聊文坛近事。我从旁观察贾大山，感觉他形容依然憔悴，身体更加瘦弱。但我却真心实意地说着假话，说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病人是要鼓励的，这一日，大山不仅下床踱步，竟然还唱了一段京剧给蒋子龙。他强打着精神谈笑风生，他说到对自己所在单位县政协的种种满意——我用多贵的药人家也不吝惜，什么时候要上医院，一个电话打过去，小车就开到楼门口来等。他很知足，言语中又暗暗透着过意不去。他不忍耽误我们的时间，似又怕我们立刻离去。他说你们一来我就能忘记一会儿肚子疼；你们一走，这肚子就疼起来没完了。如果那时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扩散，我们该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难以言表的疼痛。我们告辞时他坚持下楼送我们。他显然力不从心，却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态得以轻捷。他仿佛以此告诉人们，放心吧，我能熬过去。

贾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着外人他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严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诉我，只有背着人，他才会为自己这迟迟不好的病体焦急万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1997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经过石家庄和北京两所医院的确诊，癌细胞已扩散至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样子，他的病态使我失去了再劝他安心养病的勇气。以大山审时度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大山讲起某位他认识的官员晚上出去打麻将，说是两里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车去。打一整夜，就让司机在门口等一整夜。大山说：“你就是骑着个驴去打麻将，也得喂驴吃几口草吧，何况司机是个人呢！”说这话时他挥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着一个什么地方，义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个病到如此的人，还能对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如此认真。可谁又敢说这事真的与他无关呢？作为作家的贾大山，正是这种充满着正义感和人性尊严的情感不断成就着他的创作。他的疾恶如仇和清正廉洁，在生他养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我不禁想起几年前那个健康、幽默、出口成章的贾大山，他曾经告诉我们，有一回，大约在他当县文化局长的时候，局里的话务员接到电话通知他去开一个会，还问他开那么多会真有用的有多少，有些会就是花国家的钱吃吃喝喝。贾大山回答说这叫“酒肉穿肠过，工农留心中”。他是在告诫自己酒肉穿肠过的时候别忘了心中留住百姓呢，还是讥讽自己酒肉穿肠过的时候百姓怎还会在心中留呢？也许告诫、讥讽兼而有之，不经意间透着沉重，正好比他的有些小说。

1997年2月3日，与大山的最后一次见面，还听他讲起另一件事：几个陌生的中学生曾经在病房门口探望他。他说他们本是来医院看同学的，他们的同学做了阑尾炎手术，住在贾大山隔壁。那住院的同学问他们，你们知道我隔壁住着谁吗？住着作家贾大山。几个同学都在语文课本上读过贾大山的小说，就问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这同学说他病得重，你们别打扰，就站在门口，从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看看吧。于是几个同学轮流凑到贾大山病房门前，隔着玻璃看望了他。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静，当他讲述这件事时，他的嗓音忽然不再喑哑，他的语气十分柔和。他不掩饰他的自豪和对此事的在意，他说：“几个陌生的中学生能想到来看看我，这说明我的作品对人们还是有意义的，你说是不是？”他的这种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觉得，自1995年他生病以来，虽有远近不少同好亲友前来看望，但似乎没有谁能抵得上几个陌生的中学生那一次短暂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贾大山，仿佛只有从这几个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确有读者，他的作品的确没被遗忘。

1997年2月20日（正月十四）大山离开了我们，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小梅嫂子说，他正是在最绝望的时候生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希望，他甚至决心在春节过后再去北京治病。他的渴望其实不多，我想那该是倚仗健康的身体，用明净的心，写好的东西。如他自己所期望的：“我不想再用文学图解政策，也不想用文学图解弗洛伊德或别的什么。我只想在我所熟悉的土地上，寻找一点天籁之声，自然之趣，以娱悦读者，充实自己。”虽然他已不再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观其一生，他其实一贯是这样做的。他这种难能可贵的“一贯”，使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气韵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谨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文章至此，我想说，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

贾大山作品所传递出的积极的道德秩序和优雅的文化价值，相信能让还不熟知他的读者心生欢悦，让始终惦念他的文学同好们长存敬意。

大山一早就来了电话，说他在正定那边，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行到了正定，见面一一握手时，他竟不认识省作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我就是再理解，也不由不吃惊。

除了略显富态，大山一切如旧。分别10年，一见面他毫无惊咋，先同别人寒暄，最后才抚了我的肩同行。10年岁月恍若隔日。

他备了满满一桌子菜来招待我们，自己却绝不沾荤腥。

先前憋了一肚子的话，不知从哪里说起，没头没脑地问：

“你干吗吃斋啊？”

“是生理上的事，吃了荤腥恶心。”

但他对佛教的尊崇是毫不掩饰的。

那顿饭，以及饭后他领着我们游览正定大佛寺的整个过程，他大部分时间都说的是佛教教义。他对佛教经典的研读，是很有深度的了，记性又出奇的好，能背诵许多经文。国家最高领导人来正定参观大佛寺，县里只有请他出面讲解。他的那份头头是道，那份出神入化，令听者入迷。

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忧虑。倘佛门多了一位高人，文坛失却一位作家，那代价是不是太沉重一些了呢！

我的忧虑是多余的。

在大佛殿的甬道上，刚刚津津有味地讲完一个佛传故事，间歇之后大山忽然说：

“我真觉得自己不该再写小说，因为有人写得太好了。”

他说的“太好了”的小说是《围城》。接着他就大段大段地背诵《围城》，一面用手指往下有力地戳着，眼睛里满是欣赏和神往：

“看了人家的书，觉得自己真没有资格写书。”

我怔怔地看着他。大山还是大山。大山还是作家。文学之心，文学之望未灭。

接下来他说起同一帮文友聚会时怎样的语惊四座：有一段时间他罢了笔，因为知道新潮蜂起，自己的小说没人看了。但最近又写开了，因为又听说，现在新潮小说、旧潮小说都没有人看了。众皆哗然。他自己也认定：这是妙语。

但他的小说并不像他说的“没人看”。他新近发表的几篇小说，我在石家庄时就听人们议论了：写得极是精致。小说发出来，常常接到许多电话，有老百姓的，也有地方官员的，都是称道的话。每每写作，他心里一定先有了这些读者的音容笑貌。他生活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写作，他们也都懂得他，钟爱着他。他便更不愿令他们失望。他写得多，发表得极少。写了都积在案上，有极知己的编辑朋友去，他才极吝啬地示出一二。为此，许多刊物疏远了他，寄赠了多年的刊物一一停了。他不在乎，也没有怨恨。他自撰一联：“小径容我静，大地任人忙。”

这“静”是心静，大静，无边无涯，高深莫测，不为尘俗利害炎凉所动，一如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心静不是心死，大静不是寂灭。幽默更其老到，调侃更其圆熟，针砭更其尖利，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冷漠的人。恰恰相反，那是因为他太热爱生活，太认真生活的缘故。只是由于他比常人远为优越的智慧，那挚爱和认真的表达也就不同凡响了。

不久前，汪曾祺老访正定，对大山的情操风采极是赏识，送了大山一联：“神似东方朔，家傍西柏坡。”大山连忙摇手：不敢，不敢！前辈对晚辈只合讲勉励的话如“夹紧尾巴做人”之类。

汪老仰面大笑，说：

“你看你又东方朔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