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是当今以色列文坛的最杰出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迄今已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阿摩司·奥兹，当代以色列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家。他自幼受家庭影响，阅读了大量以色列经典作家及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表现出出色的文学天赋。早在耶路撒冷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期间，他所作的诗歌和小文章便经常见诸学校报刊。在基布兹时，他利用休息时间勤奋写作，后来每周得到一天特批的写作时间。

长篇小说

《何去何从》(1966)

《我的米海尔》(1968)

《触摸水，触摸风》(1973)

《沙海无澜》(1982)，《黑匣子》(1987)

《了解女人》(1989)，《费玛》(1991)

《不要称之黑夜》(1994)

《地下室中的黑豹》(1995)

《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

《一直到死》(1971)，

《恶意之山》(1976)

《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

《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

《黎巴嫩斜坡》(1987)

《天国的沉默》(1993)

《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1976)

《索姆哈伊》(1978)

《咏叹生死》(2007)

我国对奥兹的介绍，始于短篇小说。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奥兹的三个短篇小说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即《游牧人与蝰蛇》(王守仁译，见徐新主编《现代希伯来小说选》，漓江出版社，1992);《风之路》(何大明译，见《以色列的瑰宝：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基布兹”短篇小说选》，以色列理查德·弗兰茨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胡狼嗥叫的地方》(汪义群译，见《世界文学》1994年第6期)。

自1998年以来，南京译林出版社独具眼光，在没有任何外来资助的情况下，购买了奥兹作品的五部版权相继出版了《何去何从》(姚永彩译，1998)、《我的米海尔》(钟志清译，1998)、《沙海无澜》(姚乃强、郭鸿寿译，1999)、《了解女人》(傅浩、柯彦玢译，1999)、《费玛》(范一泓、尉颖颖、徐惟礼译，2000)，在中国学术界、创作界与普通读者当中引起反响。迟莉、徐坤以女作家特有的品位，对奥兹的《我的米海尔》表现出强烈认同，池莉甚至不止一次谈及奥兹简约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对她本人的震撼及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我想这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奥兹在中国读者群体中所获得的可喜成功。1999年，《我的米海尔》获得中国第五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2004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又从译林购买了《我的米海尔》的一部分版权，出版《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中文繁体版;上海译文出版社亦将《黑匣子》(钟志清译)的中译本推向市场，在纯文学作品中卖得不错。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和上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策划出版了奥兹的《莫称之为夜晚》(庄焰译)、《鬼使山庄》(陈腾华译)，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风之路》的新译(钟志清译，见《爱的讲述》)。 　而且，译林出版社在2004年又买下奥兹问世于2002年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版权，也由此引起了一个美好的承诺(详见《爱与黑暗的故事》译后记)，后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与以色列驻华使馆和译林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奥兹2007年的中国之行。

《爱与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公认为奥兹的巅峰之作，仅五年时间就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相继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获奖。阿摩司·奥兹能摘取歌德奖的桂冠，在很大程度上和《爱与黑暗的故事》的面世有关。正如阿摩司·奥兹的英国代理人戴沃拉·欧文女士在日前给本作者的来信中说，“歌德奖主要是颁发给《爱与黑暗的故事》一书的，但他们提到了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的总体成就，乃至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爱与黑暗的故事》堪称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奥兹在描述家族历史和个人成长故事的同时，也描写了他童年时代耶路撒冷的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使作品含有民族史诗的特征。小说相当一部分篇幅描写母爱。奥兹的母亲范尼亚美丽温柔，多愁善感，父亲是一位通晓十几门语言的学者，但在耶路撒冷不是很得志。在奥兹 12岁那年，母亲因不堪忍受没有色彩的生活自杀身亡，对奥兹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和创作。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奥兹第一次面对自己人之初的心灵创伤，对母亲的自杀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探讨，如泣如诉，感人至深。阿摩司·奥兹在描写母亲自杀时这样写道：“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者是门口的小贩，我母亲也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

奥兹和中国读者的渊源由来已久。早在1996年，我在特拉维夫大学首次与奥兹见面并交谈时，他向我讲述过他的家学：他的父亲能讲十几门语言，却始终没有攻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奥兹本人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渴望认知与了解中国。在他看来，中文和希伯来文都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双方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有许多地方需要互相了解。

他曾经将自己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这一普通事件诗意化，称之为“从亚洲最西部的一个小国到坐落同一大陆上的东方大国旅行，”“架设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文明之间的心灵之桥”，“在两种文化间进行私人交谈”。并且，试图求得与中国读者达到心灵上的切近与沟通，他说，“现代中国和以色列之间尽管差别很大，但我相信，我们在家庭生活的组合、家庭生活的温情、家庭生活的深处等方面有共同之处：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与情感通常带有普遍性。我不但希望我的小说在富有人情味上让中国读者觉得亲切，而且要在战争与和平、古老身份与全方位变化、深邃的精神传统以及变革与重建文化的强烈愿望方面唤起人们对现代以色列状况的特殊兴趣”。他曾将自己的中国心结比做“中国梦”。但由于创作累身，教务繁忙，加上以色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奥兹不得不多次婉拒以色列外交部和作家协会等部门向他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只有到了2007年夏秋之交，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实现了他访问中国的梦想。

2017年5月，京东文学奖结束第二轮专家终评，六大奖项五强作品出炉，阿摩斯·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入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