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家升，男，满族，字伯平，1904年（光绪三十年）8月16日生于山西省孝义市石像村，中国历史学家，九三学社成员。

1970年4月4日，冯家升在北京去世，终年66岁。

冯家升

1904—1970

他6岁入本乡私塾读书，小学毕业后，到山西省汾阳县河汾中学读书，仅有半 年，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回本村小学教书以谋生，直到1921年才人汾阳的铭义中学学习。这是一个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完业后成绩优良，接着又考入燕京大学史学系，结业后再为研究生，于1934年毕业，得到硕士学位。即分别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校的历史系任讲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名誉编辑，同时与顾颉刚先生主编《禹贡》。1939年应英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邀请前往工作，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任研究员，担任辽史研究工作，同时又在该校人类学系进修。1947年春返国，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后，在考古研究所工作。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任教授。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调为研究员，后又兼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室副主任。

他生长农村，幼时过着贫苦生活，入中学以后，受到进步刊物如《向导》和《中国青年》的影响，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进步同学帮助下，参加学生运动。

解放后，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主动报名参加，以精通美国俗语，愿作翻译，教化美国俘虏，虽未经批准，后来他曾对我谈及．引为憾事。以文弱书生，愿献身于战场，说明他爱国情殷。1950年参加九三学社。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9年5月，根据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的合作计划，他参加了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组织的中亚调查队，到了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土库曼五个加盟共和国和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往返行程二万六干五百公里，为期三个多月，参加了多次学术活动，回来写了《民族研究万面的中苏合作…中亚调查三月纪略)(载于《民族研究》1958年第二期)。

他用功极勤，在中学时代就发奋读书，到了燕京大学，更是埋头书中，孜孜不倦，除精通古汉语、英语外，对于日文有极深造诣。其他如法文、俄文也都能运用，特别对于古回鹘文、突厥文也加研究。

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约为几方面：

他在燕京大学学习历史，受到陈垣先生的启发，致力于辽、金史的研究，更受到洪业先生、顾颉刚先生的指导，精益求精。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为《契丹名号考释》。研究生论文为《辽史与金史、新五代史互证举例》。而最著名的为《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辽史初校》是用了二十三种不同的本子，分为五个步骤：

1.各书互校，百衲本、南监本、北监本、同文本。

2.本证，纪、志、传互校。

3.以史之用书而今存者，校之。

4.辽、金、宋、五代、高丽史互证。

5.汇考。仿王先谦《水经注校注》例，将前人论辽史者，虽只句片语亦抄入，后加按语。

五步既完，然后排比成篇。

其《辽史源流考》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专叙历代修《辽史》之经过，与夫未成之原因。下编专述《辽史》之取材，俨陈二家之旧本,与夫元人增改之痕迹，藉以觇其材料，估其价值，而为疏证《辽史》进一步之途径也”。

此书于1933年由哈佛燕京社出版，于是蜚声中外。认为是整理旧史之样版，设用此种整理方法，运用于宋、金、元各史中，则此三朝之史均可改变旧貌。

解放后，又经他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名为《辽史证误三种》。

他在美国工作时，曾与美国人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 WitfogeI)合著《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aety Liao)1949年费城出版，二人又合写了《辽代宗教》(The Riviewt 0f Religion)载于《宗教评论》(May 1948)以上两种，都是用英文写的。

由于他研究辽、金史原因，对于东北地区的古代历史写了许多文章在《燕京学报》上发表，极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同时他也翻译了许多日本名著，如羽田亨的《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及松井的《契丹可敦城考》等。

在1935年顾颉刚先生发起组织了禹贡学会．编了《禹贡》半月刊，先由顾与谭其骧先生主编，后来谭南去讲学，便由他来接替．于是组稿、审稿、改稿、写稿、编辑都是他与顾先生合作．使(禹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名誉雀起，国内外皆目为地理学方面有名刊物。这些成就与他辛勤劳动分不开的，而他的东北研究许多文章．也都在《禹贡》上发表。

他很早提出，我国首先发明火药并向西传，他在美国曾与富善(又名富路德L.C.Goodrich)合写了《关于中国火药之西传》一文，回国后又写了《中国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一书，1954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各种学术刊物上他还发表多篇有关火药的文章．成为此类论述的专家。

他在美国工作时期，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语言学和回鹘文，后来又学了突厥文，在这方面的著作有《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研究报告》(1953年《考古学集刊两种》第一号)。又有《回鹘文契约二种》及《1960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等多篇文章，分登各学术刊物，若不是他去世太早，则这一方面的成绩，决不限于这些。

他不仅重视研究，更主张实地调查。他在美国时期，曾去过印第安人居住区进行调查。1958年人大民族委员会发起组织各民族社会调查，他积极参加西北组的工作。在新疆住了多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他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后，便致力于西北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他主持编写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是研究维吾尔族史，乃至新疆地区史的一本很好的历史入门书，近年又重印再版。

另外，他对于国家的科研任务。总是极力承当，认真完成。如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重大考订任务，分工给他主编历代西北地区的图幅，虽各朝有所分工，而他不仅自撰其中一、二幅外，还负责全部，加以审校，博征中外典籍，指导各幅，逐点讨论，详细考订，博采众议，不拘己说。可惜未见成图而去世，但其成果将永为学术界所称颂。

在修改《辞海》工作中，他主编历代西北民族辞目，无不反复推敲，一再易稿。对于上述两项工作，都邀我参加，互相配合，极为融洽，而我因此对于西北史地研究，得有收益，更加钦佩他的中外知识极为渊博，考证甚为精谨。

冯先生已离开我们十三年了，记得1969年冬，我去干校劳动，临行前曾去他家话别，他是黯然无言，以惜别的心情，郑重告别，送我出门，不意竟成永诀。我在湖北潜江干校听到他逝世恶讯，极为悲痛，丧我益友良师!我虽比他小了五岁，《札记》上说，“年长五岁则兄事之”，实际上他的学问文章足为我师而无愧。我同他合作时，确受他的教益不少，他现虽然去世，而他的温和神态，勤奋治学的精神，永存于所与他共事同志心目中。

近有学刊要我为先生写一事略，屡辞不获，只有走访他的许多老同学，如翁独健、朱士嘉、瞿同祖等先生，都承告以他的经历，而他的学生任一飞同志又提供了资料和著作目录，加上就我所知，勉成此稿。对于他渊博而深湛的学识，不是短文所能概述，希望能有人为他写一学术年谱，或能表现全貌。今略志概略，作为我对他的敬仰和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