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男，汉族，1933年11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市。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5年参加工作。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财政学院，同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60年12月回国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执教和从事苏联问题的研究工作。 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改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先后任经济研究室与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发展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哈尔滨市政府经济顾问、清华大学等校教授等职。 1980年晋升副研究员。 1986年晋升研究员。1986-1987年、1993-1994年先后任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教授。 2001年4月退休。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著作：

1.《国外对苏联问题评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

2.《论苏联经济》，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

3.《战后苏联经济》，时事出版社，1984年

4.《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

5.《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重庆出版社，1985年

6.《苏联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7.《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8.《苏联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年

9.《苏联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9年

10.《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

11.《从企业入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2.《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转轨的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4.《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15.《经济转轨的进程与难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16.《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7.《中俄经贸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8.《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9.《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21.《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22.《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中下三册），新华出版社，2010年

23.《俄罗斯东部及能源开发与中国的互动合作》，长春出版社，2009年

24.《中俄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5.《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湼夫时期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陆南泉对苏联体制改革研究的主要思路与观点如下：

（一）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重要理论观点，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分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兴衰，归根到底取决于选择的体制模式，以及能否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选择的模式进行正确与及时改革。经济体制是整个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生产力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陆南泉在分析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总是紧紧与苏联社会的兴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因此，他从经济体制这一角度总结苏联经济发展问题时，也是为了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更好地根据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判断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是非，从中吸取教训，并根据中国的实践，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陆南泉早就提出并一直坚持认为，苏联剧变表明斯大林式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未获得成功（包括经济体制模式），但绝不是“共产主义已经死亡”，也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他引用中国社科院前院长胡绳同志的话说：“苏联社会主义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始摆脱斯大林模式，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这就是一个证明。这也说明，只能从体制与制度层面去分析问题，才能正确认识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并避免把苏联剧变完全归罪于某些领袖人物。

（二）陆南泉对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仅就体制论体制，而是从理论、路线与基本政策三个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三个方面，考察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改革失败的种种原因。作者特别重视阻碍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理论因素，指出苏联长期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持教条主义的态度，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不断地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坚持产品经济观等，使得经济改革不可能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前进，从而历次改革只能在旧体制框架下进行修修补补，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他指出，在俄罗斯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不顾具体条件而盲目地搬用，是造成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经济转轨产生严重危机、转轨出现一系列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说明，即使是俄罗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时亦要结合本国国情吸收其有益的成份，不能生搬硬套。苏联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持教条态度，一味排斥市场经济是错误的；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市场经济万能论，根本排斥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把国家必要的、正确的宏观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也是错误的。陆南泉指出：从分析苏联时期的经济改革与俄罗斯时期经济转轨实践表明，中国要深化改革，使改革顺利发展，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又要反对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

陆南泉在研究苏联、俄罗斯各个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时，提出了不少让人深思的问题与看法：

（一）陆南泉认为，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最后确立与日益巩固的原因，除了当时苏联面临的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外，它主要是以下8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因素作用的结果：（1）列宁虽然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与认识，但以后的领导人往往仍把它视为一种有效的政策：（2）最高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未达成共识，过早地被斯大林“抛弃”；（3）超高速工业化大大加速了经济集中，促使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与巩固；（4）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在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的统制经济之中；（5）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坚持产品经济观，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牢固的理论基础；（6）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7）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高度极权政治体制形成与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这一政治体制又促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巩固与发展；（8）斯大林个人品性的特点对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不起作用。

陆南泉还指出，从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过程看，它具有明显的人为的政治斗争因素，这种模式不是唯一的选择。正如胡绳同志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指出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

（二）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失败原因提出看法。陆南泉认为，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其改革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因为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的一步。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想要同斯大林分手，但不同斯大林创建的制度模式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造者所创造的世界。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过程中，虽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变革斯大林留下的不能继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他的这种局限性，使得其在改革过程中无法解决上述种种矛盾。因此，改革虽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这一时期的改革从来就没有能够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再加上经济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所以，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

（三）陆南泉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问题提出了看法。他指出，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一开始就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原则的条件下进行，加上政治体制的倒退（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这样就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停滞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和停滞；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难以改变；粗放型的投资成为导致经济效率低和浪费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由于上述原因，陆南泉提出了两个结论性看法：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停滞和积累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二是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又一个重要特征。陆南泉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这一时期的体制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另外，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