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珏，男，汉族，原名侯建军，1984年生，广西三江人。编辑、撰稿人。现居广西来宾市。

爷爷侯家云为革命时期柳北地下党军人，伯爷为桂系白崇禧部队军人。幼时习武无所成，犹喜读书。

中学时代就读于三江县古宜中学，经语文老师介绍成为《小博士报》等学生报通讯员，但除了通信地址外没有发表任何铅字。

2000年，初中毕业，暑假到县城帮正在建房子的语文老师一家挑砖头，无意间踩对沙堆里的一张《中国教育报》，抬脚一看，是韩寒休学的报道。于是萌生休学离校体验生活的想法。

2001年，在三江县中学读完高一上学期后，不顾师长反对毅然休学，先到南宁叫卖《广西商报》，做《羊城晚报》发行员，后随父亲、结拜兄弟及村中亲友到北海、柳州建筑工地做农民工，专挖井桩，最深挖到地面以下12米。期间在离家七八公里外的山林茅屋里看守罗汉果园一个月。开始阅读哲学及文学书籍。

2002年，复学，创办三江中学第一份刊物《虚构》，后担任校刊《浔江》和校广播站主编。2004年，考上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2005年，在南宁校园DM杂志《校园新消费》报开设诗歌专栏。

2006年，在《短篇小说》发表小说处女作，在《广西文学》《作品》等发表诗歌，出版诗集《在水上》，《中国新诗年鉴》年度推荐诗人。

2007年，自编自导校园DV剧《千里烟波》，任天涯社区诗歌网刊主编，《相思湖诗群》编委，广西新闻网文化频道实习生。

2008年，大学毕业，任广西来宾《麒麟》编辑部主任，在《诗刊》《大家》等发表诗歌小说。

2009年，在《山花》《广西文学》等发表中短篇小说。2010年，成为《东方文化周刊》短期栏目作者，参与创办诗歌民刊《麻雀》。

2011年，参与新加坡电视剧《正义武馆》编剧，出版《两粤宗师郑献甫》等专著。

诗　集

在水上（2005-2006）

无脚鸟和鱼（2006-2007）

第二夜歌（2005-2008，情诗）

狂饮如鱼（2009-2011）

短篇小说

借　钱（2006）

一个陌生女子的来电（2006）

下午的玻璃声（2007）

他热爱这个世界（2007）

小说四级（2007）

水深过肩（2009）

盲人摄影协会（2010）

姐姐的情人（2011）

中篇小说

柏拉图的洞穴（2007）

教授越来越幽默（2008）像青春一样繁忙（2009）

上海，一九八几（2011）

被风吹破的门（2011）

散文随笔集

形而上的青春（2005-2010）

出版专著

两粤宗师郑献甫（2011）

夏商西周那时候儿（2012）

DV电影

千里烟波（2006）

围绕着一壶茶

——谈谈侯珏的诗

□谭延桐

我是一个喜欢喝茶的人，各种各样的茶。可谓，一日无茶，便无精神。在我的认知世界里，一首好诗，便是一盏好茶。茶水可以饮尽，但茶意是饮之不尽的。

侯珏的诗之所以让我一再地想到茶，我喜欢喝的茶，我想，一定是因为它有着某种茶意的吧——注意，我所说的“茶意”这个词——茶意渗透着天意，也渗透着人意，一定是天意要叫侯珏做一位诗人，侯珏又正好顺从了天意，才早早地就做了一位诗人的。这样的诗人的产生，是非常自然，也是非常合理的。与生俱来的禀赋，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

如果把侯珏的诗比如茶，侯珏本人无疑就是茶的产地了。这块产地，我是认识的，不仅认识它的地貌和地质，也认识它的地气和地力。这一切，都是好的，才引起了我的兴致，引出我的信任。说穿了，就是对于人本的兴致和信任。

茶的产地有了信任度，下一步就是看茶质了。对于侯珏的茶质，我对侯珏本人早就说过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不搀假，也不施药，完全是让人放心的。我不相信一个虔诚的诗人会写出不虔诚的诗来。“诗是诗人的影子。只要诗人是虔诚的，那么他的诗肯定就是虔诚的。虔诚，可以说是，比什么都重要。”你看，关于诗人的虔诚，最虔诚的爱尔兰诗人叶芝早就说过了。

别的都放心了，下一步就是“工艺”了。台湾功夫茶之所以久负盛名，并不是因为它的产地和茶质非常了不起，而是因为它的工艺非常了不起。这“茶艺”二字，就是最早在台湾出现的。当侯珏的诗不断地跳入我的视野的时候，我最惊讶的，其实还是他的“工艺”。这工艺，也可以说是诗艺，侯珏20来岁，就已经切磋得甚是精湛了。

不信你来看看——

妈妈，你说我是从屋檐上下来的

那为什么我不是一滴水呢？

妈妈，你说人都是从门口捡来的

那到底是谁丢下我不管的呢？

——《如果我从屋檐上下来》

诗艺虽然不露痕迹，但我已经非常清晰地看出他的匠心或者功夫了。抛下这透明的诗句、纯真的语气且不去管，光是他的思考就已经很是牵人心肠了。我到底是谁？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他已经进入这样的思维层面了。显然，这是一个亘古的问题，不朽的哲学，他不嫌弃它。不仅不嫌弃，还十分热心地收留了它，并且在心里、在诗里给它安了一个家。无疑，这是一个可爱的家。我喜欢这样的家。相比之下，那些堆放了许多破烂甚至秽物的家，我不仅不喜欢，还本能地充满了反感和厌恶。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

如果没有雪

四季会成为怎样的

失血的孩子

——《雪敲响着瓦片》

不知怎么，上面的这些诗句，突然就使我想起了顾城。也可能是，侯珏和顾城一样，生命里都装满了童话吧——写到了这里，我就又想起了侯珏那时而沉静时而顽皮十分率性的样子——生命里没有童话的诗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仿佛从童话树上采摘下来的鲜活的诗句来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孩子才需要童话的，其实大人更需要童话。这个世界，到处都结满了童话，这个世界肯定就会有更多的鸟语花香和莺歌燕舞了。

写到了这里，我就担心，你会以为侯珏只是一位童话诗人，错了，他的生命里有童话，也有神话，因为他早已不是那些很不成熟的少年诗人了，尽管他也还是一个学生，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的学生。纯真的时候，他是一位童话诗人；深沉的时候，他就是一位神话诗人。他是多维度、多向度的。就像世界上的茶不止一种颜色、一种茶香一样。

就再来看看，他的另一种维度和向度好了——

一把剑找不到玉佩，一首诗找不到眼睛

一句解释的话找不到你的耳朵

——《绿毛水怪——怀念王小波》

将军不知去向了

祖国的刀口已经生锈

——《国门》

其实，侯珏更多的还是这种维度和向度。从这种维度和向度中，我们看出了他的许多的内在的现实。这些现实，与童话有关，也与神话有关。它们是活着的童话和神话。像这样的诗句摆在你的面前，你肯定弄不清它究竟是来自于一位童话诗人还是神话诗人。因为，它已经把它的“疆域”拓展了，将它的“茶香”加浓了。也就是说，它的可能性，已经尽可能地加大了。

“我必须认识到生活的非理想性和艰难的现实，必须站到新的方向，寻找更为耐用的材料去建造另一座新的村庄。那新的村庄充满激情与理性，也有水与火，主要由思想和创造力构成，它是美的，健康的，充满力度，而不单是2006年夏天以前纯粹的童年经验与青春冲动。因此今天我要告别，要开启另一扇门。另一扇门，文字的风景扑面而来，血肉生动，痛感强烈……那是一种事业，真正流动于血脉深处的事业。”从侯珏的这则创作手记里，便可看出，他的整个心灵的蜕变了。蝉蜕蝶化，方可圆转入神，侯珏肯定懂得。不然，他是不会把自己派往另一扇门里去的。这扇门，像是上帝的窄门，进去了，才会知道永恒和无限。

说到了永恒和无限，我就不得不谈到茶道。茶道，是一门大学问，也只有深谙此道的人，才会懂得茶趣。茶趣离禅趣，已经相当近了，近得就像眉毛和眼睛的距离。反正，它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都离不开“直下承当”。因此就有明理的人说，茶的修持和禅的修持其实都是相通的，因为二者都在强调道的实修实证。说到了这里，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善于将生活禅的要旨落实到饭食茶饮、行卧起坐中去，落实到举首投足、扬眉瞬目中去，在生活中关照自心，落实禅修，这才是一个真诗人的风范。侯珏已经在体现这样的风范了，因为他已经懂得了茶和水密不可分、禅和道实为同盟这样一个道理。“被清水围绕，生活气息很浓，底部是干净的水，但是空中的声音也不单调，声部多样，适合静听，不宜喧嚣。”侯珏的这些关于诗的言谈，已经表露得甚是分明了。

“一枪茶，二枪茶，休献机心名利家，无眠未作差。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它的意思显然是说，悟道之人和世俗之人对于同一杯茶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悟道之人看到的是茶里的“功行”，世俗之人看到的却是茶里的“无眠”。从侯珏的诸如《阳光穿过细雨》之类的诗中，我已经窥见他的“尊人”、“贵生”、“坐忘”、“无己”之境了。不妨来一起细品一下——

阳光穿过一场绵绵的细雨

在宽阔的翠绿色背景中

贫穷只是瞬间

你穿着闪电，你又背着霞光

你离去再出现历时几千

尘土黄沙覆盖，破布长衫翻卷

你弹奏流水弹断了几根草弦

但是高山依然没有破碎

没有破碎，这地上本无高山

你因此找不到一朵莲花佩带

中国茶道所强调的“道法自然”，在侯珏的这类诗里，已经清晰可见。这个“道法自然”，既包含了物质，也包含了行为，更包含了精神，三个层面。侯珏已经把这三个层面架为一体，并擦亮了“珍木灵芽”、“动则行云流水，静则山岳磐石，笑则春花自开，言则山泉吟诉”、“心境随茶香弥漫，与宇宙融合”等种种义谛了。无疑，这是一种涤除玄鉴、澄心味象的审美观照。

多向度的选择与多层次的诗美，呈现出了侯珏十分明晰的内在理念。正是这样一种内在理念，指引着他，使茶艺服从于茶道，最终找到茶艺的灵魂之所在，并丰富了茶道的深刻内涵的。至此，侯珏用他的心灵所采摘、加工、浸泡的技艺演示，我们已经可窥一斑了。其茶品，其茶德，其茶魂，也见其端倪了。

这时候，肯定的，你已经像我一样，体味到了浓浓的茶香。

合而为诗

——浅评侯珏诗歌

□大 雁

诗人越聪明，越可能丢三落四，因为他们的写作堪比世上任何过程最专注的职业。有的诗人善于观察，有的诗人擅长抒情，有的诗人倾心往昔岁月，有的诗人总是与时下社会搏斗，有的诗人身处暗房自闭反思，有的诗人把聚光灯打向感官世界——而侯珏，是一个综合型的诗人，他调和诗意的本能使他像一个语言DJ，让丰富的命运旋律萦绕在宽敞的时代空间，而他正享受着一种表达上的模糊性或者说融解性很高的文本书写过程。他确信诗歌是生活表象的发酵醇化，是把自然存在的事物关系激发化、明显化、过程化、延续化的真诚事件，因此叙述技术的牛角尖他不会钻。他对每一个处在时、空和思辨中的对象想要尽负责任，将之置于多元化和大众化趋势日渐明显的社会阅读风气的大路途之上，这是侯珏诗写的凸出优势。

体制变革过程中的时代需要镇定因素，这些因素中最有效之一的便是文化缅怀和时代寻根。诗人侯珏岁数不大，但他的经历中有一个从乡村到城市，从八九十年代社会经济转型初期到如今市场经济崇拜期的典型化的心理渐变过程，这个过程对他的诗写的影响体现在题材上偏重于对家乡旧时的回忆，这种表面上的个人历史的梳理，看似轻松充满童趣及乡野气息，实则操作了一台物质与精神分离的文艺化手术：浸淫于社会生活中的人必须有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最美好的个人经验幻化而成的诗意，此类诗意的保存介质当然是诗人侯珏那可以说是在精神来源上丰饶富足的童年以及乡景乡情，而诗人对它的抒发无疑是充满了智慧的——其手法是朴实和趣味的结合体，其旨意是用乡野游戏来暗示社会守则的良性趋向。由于诗作的篇章总是有限的，诗人必须有所侧重，于是诗人着重探讨了一种当今社会缺失严重的诚信合作的精神，诗人的许多首作品都是叙述“我们”一起玩耍的情景，这种玩耍不是散杂的作为，而是同共去完成某一项有趣的任务，或者借助特殊的环境经历循寻着某一个意念进行集束化的思考，又或者单个出现的“我”将某样自然事物作为自发的思维体，来进行非辩驳而又姿态积极的互动交流。诗人说：“在诗歌的世界中，我们和树木是兄弟”，他就真的实现了这句话。

艺术创作于个人的现实功用是连诗人也避免不了的问题，幸运的是，侯珏的诗歌是忠实于自己内心灵魂的。功用型的诗歌一般都有着坚硬的、总结性的、道德指向性很明显的句式，而在侯珏的诗歌里你几乎找不到这种使劲挥动的“指挥棒”，诗人把感性的生命体验放在表述的第一位，努力呈现一种原汁原味的生命态度，这种生命态度的流露有时候表现为如同酒醉的顽皮之语，有时候又采用直截了当的方式说出某种生命竞争的定势，还有的是以朴实的素描法（好似捋去浮油）去展现一个清澈温暖的生活道理，总之不管采用什么表现方法，诗人的生命态度是建立在将芸芸众生看作是亲密的相关体而惺惺相惜的基础上的，这是诗人开阔胸襟的印证，是诗人丰足地拥有处于诗歌文体根基部位的崇高善意的证明，因而诗人侯珏的作品时常具有一种可以泣人的力量。同时我们能够说，诗人的价值眼光不是来自其个人而是来自大众的，而矫情的抒发只会破坏这种具有“民间生态感”的抒发，削弱诗歌的现实精神，松垮了那些具有难得的精神面貌的思维状态和价值体系。

诗歌是一项高雅的艺术，这样说是因为诗歌是一项通过智慧呈现的文艺体裁，而智慧有时候并不服从于单一的精致化、华丽化的美感。诗意的智慧有时候可以体现为语感上的野性。诗人侯珏的诗歌几乎从不凌空高蹈，做空洞的议论，他的叙理习惯是从事物叙述向感情抒发过渡的时候做迅速的“抹入”。何谓抹入？也就是景情相犯，即景和情都不做单纯的表述递交，而是在共进的过程中相应递减对述旨来说已经饱足的部分，这种做法降低诗歌的直接哲性，而让生发于意象的野性得到了最大的凸显，让读者阅读没有障碍感，不会因为理解对象内涵质地的不均匀而出现理解停顿，这对诗人而言仿佛是将某些升华的部分作了牺牲，实则顺滑了读者的想象力，为读者的自发思考清理出开阔的道途。除了景情相犯的“野性”表达，诗人诗歌的结尾常常采用一种十分简洁干净的完型手法，即结尾连着主体的形象叙述而不另起一段，快速将层层筑高的意象作刹那间的封盖。这种结束手法对诗人的概括能力要求很高，并需要诗人在思维上有很清晰的线索感，同时对旨意推进的每一个步骤都吃透，还需要诗人不能够对诗歌明旨的大小有过于贪婪的要求，总之，结尾力度的恰当和巧妙性将考验侯珏作为诗人的智慧，而侯珏无疑是一个诗歌收结方面的行家。

诗人手握诗歌，就是手握一把尺子，时空尺度、哲学尺度、社会尺度全都标刻在上面了，尺子的任务就是进行对比，不是量化对比而是艺术对比，也即善恶、高低和对错的对比。侯珏的诗作早期并不注重从对比中挖掘诗意，但如今的趋势是他的对比手法的运用越来越多了，也越来越复杂了——形象上的错位对比增强了意象的层次感和联络性，事件发展上的逆向对比令旨意的宽阔度大大提升，形象和事件不同质之间的对比让表述具有了十分机动的灵活性也验证了诗歌的想象力的无比自由，甚至有一些无法在句式上体现的多向混合对比，也制造了十分新鲜的语言弹性和诗旨可能上的辐射感。没错，诗人侯珏的进步正是通过在诗艺的综合性上不断地补强自己来实现的，他每熟于一种诗技，就更成熟一分，而这个过程在我看来总是那么的快速、平稳和实在！

有温度的抒情与批判

——对侯珏诗歌的感性与理性阅读

□陆辉艳

我更愿意以一颗沉静的心，来阅读侯珏和他的诗。从《诗意的行走》《在水上盛开的村庄》到《酒变成主角》到《我将用一生敲打诗歌》，直至他一颗敏感而丰富的内心的远去。我或许以为自己曾一度深谙太多一般意义上的校园诗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对于青春的感慨和自言自语。猛然读到侯珏的诗集《在水上》，我才得以让自己一颗浮躁而自以为是的心沉静下来，重新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打量这个才大二的他潜在诗歌的语言和内质，以及在我们心中日益模糊和远去的村庄，我们那被现实生命消磨得日渐疲惫的抒情和批判。我必须要从自我的抑郁和消沉中走出来，才能走进侯珏诗歌那个广阔向上而纯净的世界中去。那是一个明朗、率真而美好的世界，即使痛苦和忧伤也是明亮而掷地有声的，它不会让人想到喑哑和晦涩，你只需轻轻把那些像水一样流淌的句子读出声，读出它的浅和深，读出它的清澈和不动声色的思考来。

在一个情感贫瘠而同时滥情倾向严重的“抒情荒年” （张闳语）时代，侯珏却在内心深处构建了一座诗意、宁静而丰富的精神的村庄。他在这座精神的水上村庄诗意地行走，用温暖的词语抒情，“在水上盛开了好久的村庄/每家屋檐都沾满温暖的露水”（《在水上盛开的村庄》）；他深情地歌唱：“这就是我的村庄，亘古如一的村寨/日出而作，没有日落/多少次被寨火烧烤过的土地呵/木头的房梁曾经受到多少次洪水的袭击/你依然坚强地生活着/倔强地在山脚伫立”（《村庄献诗》）；他写自己天真的童年：“河流经过村庄南侧/带上自制的潜水镜和鱼枪/七月我和伙伴扎入河底”（《在河底我看见另一种生活》）；他写在苦难的土地上耕作的乡亲，离开，还带着怀乡病：“人们背着他们的井离开故乡”（《诗意的行走》）。这种自觉的语言直接指向命运，指向人的存在的困境。人的命运是自由的，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和存在方式，但是这种选择太有限了，哪怕没有犹豫和顾忌。

“诗是诗人沉静中回忆起来的一种情感。”我想，西方诗人的这句话用在侯珏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沉静中回忆他的童年和村庄，他小心翼翼，似乎怕更重的喘息声扰乱了那个简单快乐、有着透明的梦的世界。但是诗人本身的敏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他看到了更多村庄以外的东西，他在这些雷同的生活中发现了另外的自己，发现了一个村庄的苦难以及在工业文明侵袭之下歉收的农业文明。因而，他的诗歌里除了抒情，还有源自一个诗人的良知促使在内心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下的反省与批判。奔走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的侯珏，他的智慧更倾向于质朴与纯真，因而他的语言即便是诘问或批判都少了一些狡黠和带刺的尖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的冷抒情。是的，冷，从意象到内心，他冷静地思考，冷静地叙述，让人跟着他的思维一点一点接近事物的真相与本质。看看他笔下的时间吧：“找不出疼痛在哪里/祖母的骨头显然已经生锈/举了一辈子的竹筷子/如今已如剩下的两颗牙齿/那么举目无亲，直打冷战”（《时间》）。最先触动我的是“生锈”这个词。铁放在空气里久了会被氧化而生锈，生命也会生锈，它被时间一点一点地侵蚀、霸占，不为人知地悄悄衰落。生命的疼，由时间带来的疼，它是一个被抽象化了的事件，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时间，时间对生命这个所依托的实体的伤害，是无形的，缓慢的，是一种把人的意识日渐钝化的过程，所以“找不出疼痛在哪里”。侯珏用这样的冷叙述告诉我们一切。而生命相信体验，它需要被提升，需要超脱，需要在痛苦中完成这个过程，“一生有多少亲人在再见中消失/一生就有多少痛苦升华成超然”，惟此，生命才得以给时间一个交代，以证明它存在过和它存在价值的独特意义。

侯珏思考得很多，他的笔下是一个展开了的世界：时间，苦难，人类生存境遇的焦虑和可能，人与人的重逢，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他抒写美和苦难，抒写理想中的田园牧歌，他企图从最后的村庄突围，在精神和道义上给予生存现状以文化的拯救。但这种突围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是什么永远不变/是什么永远变不了”（《不断死去的老人》）。时间的无情带来死亡的阴影，而蒙蔽人们心灵的恐怕不是纯粹的死亡那么简单，一个由土坯青瓦垒起的村庄还拥有着更为巨大而可怕的世俗力量，这个“隐形的刺客”才是致命的。“我注定一生不能逃离/宿命的村庄”（《我请求逃》）。不管是诗歌的宿命还是诗者的宿命，诗本身不能承担太多的义务和责任，它负责发现与发言，然后才是救赎，而所谓的救赎也只能是从更深的意义上进行解构。重构？人类的精神家园离世界时近时远，尚在艰难的超越之路上。这与侯珏“诗永远在途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我们对生命以及生存宿命的感悟与思考还未能跳出黑夜的深渊之前，我们便无法从本质上进行突围与重构。

愿侯珏能在他精神的水上村庄一直走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有温度的诗人，他独特而深邃的思考定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期待！

贫乏时代的精神还乡

——读侯珏诗集《在水上》

□黎学锐

海德格尔在论荷尔德林的文章《诗人何为》中延续了荷尔德林哀歌《面包和酒》中的问题：“……在这贫乏时代里，诗人何为？”这里的“贫乏时代”指的是上帝缺席、信仰缺失、世界陷于深渊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黯淡无光的世界时代，“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诸神的踪迹”，“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在于，诗人职权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乏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而在另一论荷尔德林的文章《人，诗意的安居》中，海德格尔则将诗人的这种“摸索”与“追问”的天职表述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相比于荷尔德林、海德格尔时代，今天高度物质化技术化信息化的时代并没有让我们走出“贫乏”，反而使这一“贫乏”发展到极至，这个“贫乏时代”里诗人的天职依然是精神“还乡”——寻找可以诗意地栖息的精神家园。翻读侯珏诗集《在水上》，我发现他的诗不自觉地呼应了海德格尔关于“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的诗学命题，这些诗让我读到了这个价值失范的“贫乏时代”里一个诗人孤独的精神“还乡”历程。

侯珏，一个待人真诚待诗虔诚的男孩，初次见面便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写诗”，让你微微惊讶的同时不知如何作答，毕竟这年头叫人“诗人”颇有一种踏噱之嫌，然而侯珏却偏偏敢在这样一个以嘲笑诗人恶搞诗歌为时尚的年代里宣称“用一生敲打诗歌”（《我将用一生敲打诗歌》），让人不得不钦佩。侯珏的家乡在桂北的三江，三条大河浸润滋养着这片土地，这里的社会群体自然村落多是按河划分，人们一般都说自己是哪条河上的人。这种依河而居傍河而生的生活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沈从文笔下的辰河、沅河风情，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三江本就是桂湘黔接壤、侗苗汉杂居之地，山清水秀、民风质朴。在这样的山水情韵与素朴民风中成长起来的侯珏，写诗于他是件天然的事情。

十八岁后的侯珏离开了家乡，辗转在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都市街头，或打工或求学，“我在这里听完十八年的古老传说/喝完十八年的井水/最后不得不离开情同手足的兄弟/最后不得不被推满书籍和黑铁的城市收割而去……”（《村庄献诗》）。当生活在城市里的诗人“弯腰，把一颗头颅插进/生活的铁皮铜”（《把头插进水里》）、当他自以为好不容易“把这个世界摁倒”（《把你摁倒》）却又冷不丁被这个世界摁倒、当他发现城市里的“屏幕、广告、门、招牌/全部对我虎视眈眈……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好像被包围/被机器包围/被目光和口号rape”（《走向哪里呀》）的时候，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城市里一架“装有胃的机器”、“没有一点点人的气息”，最终不得不“逃离”城市：“我向众人告别说/我要逃离这里，我要骑着骏马逃离/我真的要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策马上道/去找寻那虚无缥缈的自由/以及很久以前就遗落在地上的/所有原始文明的特征”（《诗人在逃》）。

城市生活让诗人对现代社会的“贫乏”症状有了更为深切的洞察，诗人在宣告“逃离”城市的同时也意味着他精神“还乡”的启程，诗人明白只有故乡的古朴纯净才能敌得住这“贫乏时代”里人心的喧嚣浮泛。在诗人那里，精神“还乡”是“夜里泅渡河流”，只有在空寂的夜里，摘掉了白天奔波忙碌的面具之后，“还乡”之旅才悄然起程：“我时常在夜里泅渡河流/担心故乡的水太浅装不下我游泳的身体……我摸起一块青石板/躺在水的底部/就像躺在母亲的内部，天空的底部/故乡的河水是清澈透明的，有山泉的香味/故乡的河床是柔软而安全的，我进入了太初梦境”（《我时常在夜里泅渡河流》）。只有故乡缓流的河水才能让“我”进入梦境，才能抵挡住这个工具理性时代对人的异化与摧残，因为故乡的河流代表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那里的生活清净舒缓，“河底很静/深水流缓/我拿钢线做的鱼枪伏在河床窥探/而这个没有污浊空气的世界/生活节奏很慢，慢得和从前一样/河流经过村庄南侧/带上自制的潜水镜和鱼枪/七月我和伙伴扎入河底/我因此看见了另一种生活”（《在河底我看见另一种生活》）。诗人的精神“还乡”所要抵达的是一座“在水上盛开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每家屋檐都沾满温暖的露水/露水从妻子们的额头滴落//泥土不仅长出石头和树木/泥土还奶水丰富……父亲的十个脚趾/与十二条黑铁耙的白刃深入/三月稻田的内部/一年的生计被泥水重新安排”（《在水上盛开的村庄》）。诗人对“在水上盛开的村庄”太熟悉了，那里保有他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与最灿烂的青春岁月，那里的兄弟、姐妹、河流、雨水、庄稼、牲畜以及交替嬗变的四季都与他血肉相连不可分割，那是一个有着亲情、友情、恋情的极乐融融的祥和世界，在那里，“我干渴的嘴唇对应破败的家门/父兄酿的一杯酒/就可以把我脆弱的乡愁放倒”《故乡》。

在三江那样一个千山浅唱、万水低吟、人情浓郁、民风淳朴的地方长大的侯珏所面对的生活景象所获得的成长经验肯定与一般人不一样，这种不一样的素材与经验让侯珏的诗歌获得了别具一格的质感，也使得他所营造的精神家园更为灵动更为醇厚。侯珏诗中与河流相关的句子读起来是那么让人心旷神怡：“那时候，时不时有些民歌/在船上动听起来/而我的姐姐们为了换取八月十五的月饼/没日没夜地在河边搓麻、洗麻/那时候，我的母亲因为擅长编织藤篮子在一条河上出了名……”（《八十年代》），他对土地对村庄的挖掘是那样地悲悯直抵本质：“叔父们挥起黑色的铁锄哟/原来是要掘开土地的嘴/好让这个年年新鲜的女人吞下/粮仓里的谷粒/后院的马粪/好让这个世代劳动的母亲吐出/四月青蛙八月谷物——以养活村庄”（《农耕是掘开土地的嘴》），侯珏自己其实就是这座精神家园中唱歌的人、搓麻的人、编织藤篮的人、挥起铁锄的人，他一锄一锄掘下去，挖出的是“贫乏时代”里所缺失的纯净质朴与坚忍疼痛。

在侯珏的精神“还乡”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断转变的步伐与姿态，尽管最初的一些关于土地与村庄的诗作受到海子诗歌很大的影响，但是从他后来的创作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不断的突破与超越。从短短的《如果我从屋檐下来》可以看出侯珏功力的长进，“妈妈，你说我从屋檐下来/那为什么我如此任性/妈妈，你说我从屋檐下来/那为什么我不是一滴水/妈妈，你说人都是门口捡来的/那到底是谁丢下我不管呢”，这几句诗里，很平白的句子但写得精炼，很简单的追问但显得沉静，很干净质朴的表述道出了一种清新纯粹的情感，表达出了诗人对生命的叩问与敬畏。在《你们走吧》《八十年代》等诗中，一种极度舒展的散文化句式带给读者的是非常美妙的阅读感受，诗中语言的质地追随着情感潮流的涨落丁冬作响，读来让人心醉神迷：“你们走吧，如果不想回头/就留下我一人/对着空洞唱歌/我爱的人还没进来/而你们已经待不下/你们都走吧/趁着夜色你们都去赶集吧/我不敢像你们那样大声说话/我的梦想不是你们的梦想/我只求一杯淡淡的茶水/酒水我作为诗人已经喝够了/现在，我需要安静需要坐下/趁夕阳还照耀着我们的路/你们去忙碌吧……我想对着蓝色天空唱一些忧伤的歌/为自己的内心享受一场冬天的白雪/你们走吧，你们知道/我一夜之间已厌倦人多时候的孤独”（《你们走吧》）。

一个没有转变的诗人永远只是工匠而不是艺人，工匠只知道砌墙而艺人却是在造房子。对于年轻的侯珏来说，只要能在这“贫乏时代”中恪守诗人的天职，坚持不懈地去“摸索”与“追问”，去继续自己的“还乡”历程——寻找可供人类诗意栖息的精神家园，那么以他的基础成为一个好艺人并不是太难的事。

期待侯珏更多更好的作品。

刘春（诗人，评论家）： 作为当年广西“80后”诗人的一员骁将，侯珏早在广西民族大学读书时，就已在广西诗坛崭露头角。我至尽仍然记得几年前，广西民族大学的几拨学生带给我的激动，陆辉艳、李冰、侯珏、肖潇、黄玲娜、朱茂瑜……他们的作品各有特点，在广西校园文学界左冲右突，虽不能说是风光八面，但称为校园文学界的“闻人”则是当之无愧的。印象中，侯珏是一个有文学抱负的青年，他不仅写诗，还写小说。我曾经在《大家》上读到过他的一个中篇小说，语言之成熟，叙事之老练，在我的“80后”朋友中并不多见。

侯珏是一个勤于写作，也是一个勤于阅读的人，在他的诗歌里，我读得出一种“气息”，那是一种对前人的尊敬而又渴望超越的气息。他的诗歌吸取了“第三代诗人”的简洁与日常，也显现出一种细微的文气与雅致，《八十年代》一诗，在形式上很容易让人想起于坚的名作《很多年》，但他表达的已经不是“50后”（于坚出生与50年代）的状况，而是一个“80后”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读完之后，确实产生了一种“推陈出新”的印象。

侯珏有一些很精短的作品，比如《提起裙子》、《箱子》，描述的是一些细节，但点到即止，可供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但这样的诗歌，还是浅了一些。毕竟诗歌不是用来把玩的，而是需要融入作者的“气味”（对生活与社会的看法）的。如果说《提起裙子》《箱子》等诗歌尚属“小情调”，那么《世界不是我们的》则使我深为震惊。如果说女人、粮食、鲜花和掌声、高楼和高速路、时间和金钱、河流与村庄乃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地球都不是我们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像郑智化那么自傲又有些矫情地说“至少我们还有梦”。可是，如果连“梦境也不是我们的”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这不禁使我想起王家新的名作《帕斯捷尔纳克》中的一句话：“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我们就是这样，对这种或明或暗的“失去”毫无察觉，如此麻木、又如此悲凉地度过一生。

能不能在充满物欲的生活中给精神留出一点空隙？——这是我读侯珏《世界不是我们的》之后写下的问号。我想，这个问号也是侯珏写给所有读者的。

非亚（诗人、建筑师）：

80年代出生的侯珏，其诗歌没有受到其所在的“相思湖诗群”那种繁复的学院诗歌的影响，而更多地受到广西前辈诗人杨克的一些影响，更喜欢在诗歌中营造一种氛围和哲学的意味，希望把诗歌写得大气，具有气象，这些想法其实都不错，但我以为，走出一条属于自己诗歌的路，或者不刻意呈现所谓的哲学意味，更能赋予其诗歌以更多的活力。

陈代云（诗评家、教授）：

侯珏则诗意明朗，单纯亲切，马匹、稻田、鸡鸭、油菜花、锄头，抽烟的老人、年迈的村长、慈祥的母亲，单纯的爱情、纯真的理想，构成了侯珏诗意盎然的“内心的村庄”，在乡村，“天空干净，流水单纯/人们的心情是蓝色的”。（《八十年代》）“你的鱼枪、潜水镜占地方/不要的话，我全部拿去丢了。”（《地下室》）母亲如是说。在单纯明净的乡村，代表工业文明的“鱼枪”、“潜水镜”显得毫无用处。经历了从乡村到都市的变化，或许只有穿行其间的“我”才能理解其中的痛苦，“火车汽笛/代替了马的嘶鸣”（《西部之马》）毕竟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因此，诗人笔下的村庄正在一点一点地被侵蚀，逐渐变得苦痛和凋敝。从上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家到著名的诗人海子，怀念农业文明、表达游移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痛苦一直是文学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实际上还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的“怀念”，侯珏延续的这一主题，在“80后”的诗人中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