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济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1506-1552），天主教传教士。出身西班牙贵族。早年就读巴黎大学时，结识耶稣会创始者伊纳爵·罗耀拉。是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沙勿略作为“教皇特使”前往东方传教，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在东方的宣教活动能使“适应”策略系统化并突出其可实施性。而沙勿略的历史功绩也就在于为“适应”策略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他一生的夙愿就是把基督福音传播到中国。

沙勿略1506年4月7日出生在西班牙纳瓦拉省的哈维尔城堡。他的父亲胡安·德哈索是国王的私人顾问；母亲玛丽亚·阿斯皮奎塔·哈维尔出身名门，并且是她父母双方惟一的继承人。沙勿略是家庭中最小的男孩。按照当地的习惯，一个新生儿既可以承继父姓也可择取母亲的姓。沙勿略则依从了母亲的姓氏。沙勿略自幼生活在城堡中，尽管他经常接触到那些尚武的骑士们，但他的秉性却使他绕开了通向军界的道路，18岁进入巴黎的圣巴尔贝学院，接受一种全面的教育。由于他的学业优异，沙勿略22岁时已被任命为博韦学院亚里斯多德哲学讲师并被视为一名学者。

1506年4月7日沙勿略出生在西班牙纳瓦拉省的哈维尔城堡。

18岁进入巴黎的圣巴尔贝学院，接受一种全面的教育。

22岁时已被任命为博韦学院亚里斯多德哲学讲师并被视为一名学者。

1528考取硕士学位。在这里结识了圣依纳爵。

1530年的时候，沙勿略得到了哲学博士的学位。

1534年，以依纳爵为首的第一批耶稣会士七人在蒙马德集合，许愿献身事主。这七人中，圣方济各也在内。三年后，方济各在威尼斯领受铎品。

1536年离开巴黎前往威尼斯与先期已抵达此地的罗耀拉汇合，以便前往耶露撒冷朝圣。但由于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使他们无法前往东方。

1537年沙勿略又紧随罗耀拉的足迹来到罗马。

1537年升神父。

1540年9月27日的时候，耶稣会正式成立，沙勿略则是该会的第一批成员。

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首批会士之一，并受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派遣，以教皇保罗三世宗座钦使和国王代表名义，航海东渡。前往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历经8个月的艰难航行。

1541年12月沙勿略抵达果阿。在他写给罗耀拉会长的信中，说果阿已经俨然是一座基督教化的城市，那里有一所培养当地土著传教士的学院。

1542年抵印度果阿，后转往马六甲，曾在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马鲁古群岛等地传教。

1545年底沙勿略来到马六甲一带。4个月后，他又到了安汶岛。在熟悉东南亚海域诸岛后，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东亚。

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带着其他两名修士、两名仆人和业已信奉基督教的安禄日踏上日本国土。在和日本人的接触中，他认为日本正是他寻求的实现基督教千年王国的理想之地，而且日本人是被发现土地上最为超群者。他们管教有方，品德优秀。沙勿略还在安禄日的帮助下用日语写了一份简略的祈祷书。只有掌握当地的语言，才能取得传教事业的进展。此点成为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重要基点之一。

1551年11月20日，沙勿略重返印度。1551年12月抵广东上川岛。当时因明朝实行海禁，不能进入内地，遂改道去马六甲和果阿，等待机会。这期间他又开始思索一个新问题，即中国的基督教化问题。在日本，沙勿略开始认识到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而中国则是一个物产丰富，文明昌盛的国度。因此沙勿略萌生了到中国传播福音的想法。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沙勿略在印度组织一个赴中国使团——只要能获准进入中国，参见皇帝，就可以在中国传教了。在商人朋友的帮助下，他很快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

1552年4月，他离开印度果阿。但事情远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留下来，沙勿略的计划失败了。失败反而更坚定了沙勿略进入中国的决心，他把距离中国海岸很近的上川岛作为基地，开始探索新的入境方法。

1552年8月沙勿略乘“圣十字”号抵达距广州30海里的中国上川岛。当时该岛为葡萄牙商人与沿海居民进行走私贸易的据点。沙勿略抵达上川岛后已开始认识到明朝政府对外国人入境实行严格的控制，到中国传教形势十分严峻。但这并没有动摇沙勿略到中国内陆传播福音的决心。他一方面精心安排秘密潜入中国内地的计划，同时考虑好了一旦他拟议中的计划不能实行时的应急措施，即于次年当暹罗向中国派出进贡使团时，他想谋求一个席位与该国使团一起进京。

1552年12月，沙勿略不幸染上疟疾，由于缺乏医药，不久便去世了，年仅46岁。遗有大量书信，后人将其编入《沙勿略事辑》。

1622年方济各·沙勿略与圣依纳爵、圣女德肋撒、圣斐理伯·内利、圣依西多禄等同时荣列圣品。他后来被安葬在印度，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

在他十多年的福传生涯里，劝导了三万多人领洗入教，福传旅程超过数千里，涉足大半东亚地区。

一、印度传教

1541年，沙勿略和卡玛利诺（M. P. de Camerino）和曼西亚（F. Mansillas）从里斯本出发。1542年5月6日，沙勿略抵达葡萄牙在印度的中心地果阿（GOA）。刚到不久，沙勿略连学习地方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时间都没有，便在印度德干半岛东南沿海的渔村给成千上万的人付洗。1545年一月，方济各·沙勿略写了这样一封信说：“在一个月之内，我付洗的人超过一万。我的方法是：当我来到那些要皈依基督的外教人的村庄时，我把所有的男人和小孩子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以宣呼天主圣父、圣子和圣神的圣名为开始，并让他们作三次十字圣号，呼求天主圣叁之名，承认只有一位天主。接着，我们诵念《悔罪经》、《信经》、《天主十诫》、《天主经》、《圣母经》和《赞颂圣母经》。在两年之内，我把这些祈祷经文都译成他们的语言，我自己也会背诵。慢慢地，大人小孩都会重覆诵念这些经文。祈祷完毕，我给他们解释《信经》各信条和《天主十诫》的意义。然后，我要他们公开为自己过去的生活请求天主宽恕。讲道结束，我问他们是否真正相信《信经》各信条的内容，众人异口同声回答相信；于是，我高声诵念每个信条，每念完一个信条，我便问他们是否相信；他们则双手交叉作十字状，放在胸前，齐声回答相信。就这样，我便给他们付洗，并用笔写交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圣名。男人领洗后，回到家里，又叫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到我这里来。我用同样的方式给她们付洗。当大家都领了洗，我便吩咐他们把庙宇和偶像全都摧毁。”1545年-1547年，沙勿略到马六甲和摩鹿加群岛传教。

二、日本传教

154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方济各·沙勿略在一位日本朋友弥次郎的引介之下，携同两位耶稣会士（岛来斯神父、斐迪南修士）马六甲海峡，辗转抵达弥次郎的家乡，日本南部九州的鹿儿岛。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年底，鹿儿岛已经有一百五十人、附近地区有四百五十人领洗入教。沙勿略登陆日本后，马上发现日本的情况和印度的大异其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思想文化原来比印度的复杂多了。他意识到不能把在印度使用的传教方法搬到日本，在这里首先必须学习日本语言，认识日本文化，哲学思想，并采用日本人的风俗习惯，而且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足以使一个人皈依基督。沙勿略从日本写回欧洲的信立刻被公布出来，吸引了无数人的兴趣，也产生极大的共鸣。一时，他被推崇为现代的传教士。沙勿略1551年离开日本，前往中国。这时日本有教友一千。

在日本传教过程中，沙勿略还发现影响传播基督福音的最大障碍是相当部分日本人信仰佛教。如果不能从教义上批驳佛教的主张，那么就不可能争取到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尊重和皈依，也不可能赢得社会威信。

沙勿略已经认识到不批驳佛教学说就无法树立基督教的声望，要树立基督教的声望则要求派到东方的传教士不仅应当有一般的学问，而且应当懂科学。事实上，用西方的知识和科学来为传播基督教开辟道路已构成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又一块基石。

日本是有着自己固有文化的国家。要想在日本取得传播基督教教义的成功，沙勿略特别总结到，传教士们应对当地的文化要有所适应。而这一点正是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核心思想。

罗耀拉委派沙勿略作为“教皇特使”前往东方传教，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沙勿略通过在东方的宣教活动能使“适应”策略系统化并突出其可实施性。而沙勿略的历史功绩也就在于为“适应”策略确立了一系列如前所述的原则。沙勿略为“适应”策略所确立的那些原则是否能适用于东方国家尚待在实践中来检验。

在日本的鹿儿岛现今还树立着沙勿略的纪念碑。

三、中国传教

沙勿略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但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552年，他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葡萄牙使团，参见明朝皇帝。但5月底使团在马六甲被长官亚戴德（Alv.d,’Ataide）扣留。于是他决心独自前往中国，1552年8月底，他把距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属于台山）作为基地，计划偷渡入境。但是，答应帮助他们偷渡的中国商人反悔，迟迟不来。12月3日晨，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岛上，年仅46岁。沙勿略并未达成进入中国的心愿。

就在10月6日，利玛窦（Matteo Ricci）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三十年后，利玛窦成功的将天主教传入古老的中国。据说沙勿略的尸体长期不腐烂，一路向人展示，到1554年才被安葬在印度果阿。1662年沙勿略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同时，马六甲、罗马和澳门圣若瑟修院都珍藏着沙勿略的部份遗髑。

后来耶稣会在1847年-1853年建造在中国的第一座主教座堂时就将其命名为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堂（上海董家渡）。

2006年，是圣方济各沙勿略诞辰五百周年纪念。纪念活动将持续整整一年。在方济各故乡那瓦勒、方济各安葬地印度果阿以及马六甲、菲律宾和日本，朝圣活动已经拉开了序幕。

沙勿略没能实现他自己的理想。但他提出的意图使整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基督教化的设想却成为西方传教士一代又一代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尤其是他在日本传教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策略思想更被他的继承人奉为典范。

沙勿略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直至撞开中国的大门。在葡萄牙人抢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士开始以此为据点，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

[1]《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张铠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尚智丛著，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4] 天主教 http://www.cncatholic.org/mdzx/07365111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