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兰(Sarah Allan)，1945年生于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柏克莱分校学习中文，1974年获博士学位。1972年始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1995年夏始任美国达特默思学院教授。她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竹简，在亚非学院长期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对先秦的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颇多涉猎，她从哲学史出发而着重于哲学问题的探索。

1997年8月，艾兰在北京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得知，在郭店楚简中有一部与今本《老子》很不一样的竹简本《老子》，而且郭店楚简很快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因此艾兰开始筹办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即“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1998年春，郭店楚简如期出版，研讨会于1998年5月22日至26日在达慕思大学举行。这是有关郭店楚简的第一个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海峡两岸、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分别从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哲学以及宗教等角度对郭店楚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艾兰的想法是从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的不同的学科，请来既有学问又熟悉出土材料的专家一起阅读这些在地下长眠二千余年的“新”文献，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会后艾兰主编了《老子国际研讨会纪要》，作为“古代中国研究专刊”在美国出版。此后，竹简也成为艾兰研究的一部分。

艾兰多次来华参加文史、考古以及古文字学的会议，提出有创见的论文或作演讲。

艾兰教授对先秦的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均有涉猎，在文字器物与思想哲学两大领域收获颇丰。

艾兰博士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贡献，便是参预整理和编撰《英国所藏甲骨集》。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未久，便引起一些外籍人士的兴趣，部分甲骨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前苏联、瑞典、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时和朝鲜等12国共藏约26700片，约占甲骨收藏总数15万多片的18%。其中，收藏数量较多的是日、加、美、英四国，而前三国的甲骨已有拓本发表，唯英国付诸阙如。学者们研究英国所藏甲骨，依据的是《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The Couling—Chalfant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5，上海，)》和《金璋所藏甲骨卜辞》(The Hopkins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9，纽约)两部摹本及以照片形式发表的亚士摩兰博物馆所藏三十四片中的八片。这两部摹本摹写失真，《金璋》中的甲骨文摹片又比原来稍有缩小，使学者难以将其与别的甲骨拼合。此外，二书尚有漏字、甲骨倒置、缺反面文字和骨臼文字等问题，而且有相当数量的英国所藏甲骨未囊括其中。多年来，海外的甲骨研究一直以此为憾。

1982年 始，艾兰博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李学勤、齐文心合作，对英国所藏甲骨进行调察和施拓，拓集英国十一个公私单位所藏约3000片甲骨，经过辨伪，略去全伪和字迹不清的残片，选用甲骨凡2674片收入《英国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图版，下编为释文和附录，于1985年和1991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其中，除了摹本中已发表过的1649片外，增加了1025片前此未曾发表过的新材料。据该书所附分期分类表看，这些甲骨有66%属于董作宾划分的第一期，这期甲骨是商朝占卜内容最为广泛的时期，价值也最大。《英国所藏甲骨集》的问世，为研究和澄清甲骨学和商史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信而可征的新材料，其学术价值是显见的。

除了参加整理和编撰《英国所藏甲骨集》外，艾兰博士在甲骨研究上的另一贡献，便是采用新的技术和手段来鉴定甲骨。艾兰博士以摄影机加于显微镜上拍摄甲骨单字或局部，通过显微放大显示出了刻道的形态，弄清了用刀刻划的次数及笔划的先后，从而为真字和伪刻字的比较提供了更科学的手段，某些疑难问题由是得到重新检验和解决。

艾兰对中国青铜器也颇有研究，她曾同李学勤合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在该书“附论”中，艾兰就西方汉学界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进行了详尽的回述，且论列得失，多所获得。

1992年,当时就职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 SOAS) 的艾兰( Sarah Allan) 博士主编了一本反映中西方研究中国商周青铜器最新成果的论文集《中国早期青铜礼器的释义问题》, 其中艾兰本人撰写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青铜器》一文, 对20世纪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程作了系统回顾与展望，揭示了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和中国早期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的基本历史和趋势。

当代西方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一种涉诸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认为，结构由许多成分组成，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主义又把结构区分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前者指现象内部的联系，只有通过模式才可认识，后者指现象的外部联系，通过人的感觉便可知道。结构主义者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深层结构。简言之，“我们可以把结构主义的影响看作象X射线，透过表面上独立存在的具体客体，透过以要素为中心的世界去探究关系的世界。”

在《世袭与禅让》中，艾兰指出，中国古史的记录方法随着哲学观点的改变而规律性地改变着，上古帝王“尧”跟“舜”之间的关系有禅让、篡位或简单地只是众望所归，这全因作者不同而有异。而且，历史传说的功能跟神话的功能一样，都是为了调解一种固有的社会冲突。在围绕着权力交替的那些传说来看，里面总是贯穿以世袭还是以德性来治理天下，为一人之家还是为更大的社会集团这种典型的冲突。这里所谓“德性”，基本上反映了较大的共同体或国家的要求，其有时与一己之家或血缘组织的利益相冲突。而“世袭”则是为了维护家庭或血缘组织彼此区别的社会所固有，但对于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组织而言则尤为重要。在中国传统上定居的农业社会，由于复杂的血缘组织系统与君主世袭而官吏不世袭的政治组织共存，这种对立就异常重要了。世袭与德性是中国古代王朝传说的主题。这里，艾兰博士揭示了古代作者是如何把一个传说跟一个时代挂钩，及又是怎样去复述另一个时代的传说。《世袭与禅让》是借用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远古传说的一部成功之作。

作为欧美汉学家之一，艾兰博士的理论功底是很深厚的。她在《龟之谜》中对神话学理论的应用颇具匠心。

作者在“导论”中提出“要理解中国古代神话思想，不能只看单个的、孤立的神话故事，而必须看神话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宗教思想的整个体系；在研究神话的同时，也研究艺术、宇宙观和祭祀占卜等内容。它们都是同一个底层结构上的产物，只有在这整个体系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的含义。”结构主义神话学以及欧美其他各种神话学理论都自有其学术价值，拿来应用于中国神话研究也是理所当然。

艾兰提出了一个关于神话及其神话思维的宽泛理论: 她认为神话中的形象其存在意义在于打破自然现实的界限, 这并非因为早期人类没有认识到自然世界的界限, 而是因为早期人类故意想要制造出一个存在于正常逻辑之外的形象, 这个形象比世俗的东西更可怕, 因为它拥有超出自然法则的神力。

关于商代的思想，艾兰认为仍然是“神话性”的，意即商人的思维还不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产物，因为有意识性的分析需伴随着文献化的传统而成长起来。艾兰进一步指出，商人的对应性思维和原始分类不仅是用于理解和组织自然及人类社会的方法，也是一种控制宇宙的手段。后来对应性思维原则系统化为外露的科学体系，于是，商代神话思想中水、火、日、月等基本因素的对应后来发展成了“阴阳”论中的基本宇宙力量；大地亚形、具有神秘力量的数字“五”引出了后来的“五行”说。

艾兰博士从中国先秦文献和考古材料出发，去发掘中国古代思想中固有的无比丰富的相关思维的内容。透过商代神话与思想的诡谲杂乱的表层形态而揭示出具有规律性的深层结构，并为后代思想的演变发展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原生意义上的说明。

《水之道与德之端》(The Way of Water and Sprouts of Virtue：Root metaphor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是艾兰博士最新的一部专著，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本书是对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本喻的探讨。它既是对中国早期哲学观念的解读，又是对语言与思想之关系的考察。本书所讨论的哲学文本，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即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其中包括《论语》、《老子》、《道德经》、《孟子》、《庄子》和《荀子》。

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