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比利时人，著名汉学家。柏应理是一位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不仅亲自往来于中国和欧洲，沟通东西方文化。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将西方宗教和哲学输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诸国。作为传教士，柏应理通过其中文著作向中国人介绍宗教知识，其中以《天主圣教百问答》和《四末真论》影响最大。

1623年5月31日出生于比利时的马利纳。

1642-1644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过哲学和神学。

1654年，受传教士卫匡国的影响，要求去中国。

1656年，随传教士卜弥格到中国。

1656年3月30日，在里斯本登船。

1659年，抵澳门，同行八人，五人逝于途中。

1659年开始，以后20余年间，柏应理始终在中国为传教事业奔波忙碌。

1681年，受耶稣会中国传教会的委派，柏应理回罗马向教皇汇报中国传教工作的状况和一些请求。

1682年，柏应理回到欧洲，赴罗马朝见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献上四百余卷由传教士编纂时中国文献，这批书遂入藏梵蒂冈图书馆，成为该馆早期汉籍藏本。

1684年9月柏应理赴凡尔赛宫晋见法王路易十四，向他陈述派遣传教士去中国的必要性，说明此举不仅有利于传教，而且对从中国获得科学知识也大有益处。

1692年柏应理启程重返中国，途经印度卧亚(果阿)附近，遇风浪，船体颠簸，重物击中柏应理头部，不幸身亡。

一、二十余载在华传教

柏应理，1623年5月31日出生于比利时的马利纳（Malines，今安特卫普）。他自小在当地的耶稣会学校求学，并于17岁那年成为耶稣会的见习修士。1642－1644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过哲学和神学，1654年受刚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的影响，要求去中国。1656年随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rm，1612-1659)来华。1656年3月30日在里斯本登船，途中历尽艰辛困苦，历时三年，1659年平安抵澳门，同行八人，五人逝于途中，时年，柏应理三十五岁。

柏应理到达中国后，并不急于传教，而是首先了解熟悉中国文化，学习中国语言。他按照来华传教士习惯，取了一个华名一一柏应理，字信未。他尊重中国文化及风俗习惯，以利玛窦为榜样，着中国服装，与文人学士交友，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悉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及传统的儒家思想，以便将天主教教理溶于其中。他刻苦努力，很快就掌握了中文，几年后便能够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用中文著书宣传天主教。一六七五年在北京印行的《四末真论》即为其一。

自1659年开始的20余年间，柏应理始终在中国为传教事业奔波忙碌。他先后在江西、福建、湖广、浙江、江南等省传教，尤以在江南省时间最长，主持过松江、上海、嘉定、苏州、镇江、淮安、崇明等地教务。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广播福音，招收信徒，修缮教堂，教务赖以发达；另一方面，著书立说，潜心学问，贯通中西之学。他力求与中国士大夫结交朋友，通过他们扩大天主教影响，这个源于利玛窦的传教方法，后来成为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公用策略。柏应理为人诚恳，博学多识，时人多愿与之往来。明清之际，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南方，江南一带各方人士荟萃，柏应理自一六六0年从澳门到浙江，至一六八一年返欧的二十余年间，转赴江南各省之间，踪迹很广，交往亦众，三教九流，贵贱不拘。柏应理向他们介绍西方哲学思想，宣传天主教以扩大影响，为传教创造有利条件。如果说利玛窦多与官宦结交，是为了取悦中国政府，为获准在华传教铺平道路，那么后继者柏应理，没有开拓道路的艰辛，只重于结识书香门第，学子文人，直接利用他们为传教服务。吴渔山和许太夫人是与柏氏交友的华人中最著名的二位。

吴渔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学士，渔山素尚佛。柏应理、鲁日满到常熟后，曾先后到常熟传教，他们有意结交当地名流，以扩大影响。吴渔山亦很敬慕这二位学识渊博的欧洲人，不久，吴与柏、鲁即彼此相视莫逆。吴亦弃佛入教。吴渔山入教后，与柏应理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从柏应理学习拉丁文、神学和哲学等，后来又随柏应理至澳门。

所有的中国朋友，都不同程度地在物质上或在舆论宣传上帮助柏应理，而在这些人的之中，予柏应理助力最大者，首推松江许太夫人。许太夫人(1607-1680 )，明徐光启孙女，自幼受洗，圣名甘第大(Candida)，受家学影响，知书达礼，十六岁时嫁松江许远度为妻。夫人专心修德，笃信天主，子女均自幼受洗入教。柏应理来华后，在松江一带传教，太夫人即尊柏应理为其神学师。太夫人时常以钱财赞助柏氏及其他传教士，柏氏曾著《许太夫人传略》以颂夫人的美德。

与柏应理友善的还有陆希言、王石谷、沈福宗等人，这些人均先后加入耶稣会，或为神父或为修士，这仅是据己有文献而言，事实上，柏应理交友的文人学士远不止这些。在华期间为传教需要，柏应理还用中文撰写了不少宗教方面的著作。

在柏应理以及耶稣会士的努力下，传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681年，中国信徒人数约为20万到30万。三个教团共建各式教堂184座。

二、十年欧洲岁月

1681年受耶稣会中国传教会的委派，柏应理回罗马向教皇汇报中国传教工作的状况和一些请求。1682年，柏应理回到欧洲，赴罗马朝见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献上四百余卷由传教士编纂时中国文献，这批书遂入藏梵蒂冈图书馆，成为该馆早期汉籍藏本。1684年9月柏应理赴凡尔赛宫晋见法王路易十四，向他陈述派遣传教士去中国的必要性，说明此举不仅有利于传教，而且对从中国获得科学知识也大有益处。此间法国主管科学院的新任首相卢布瓦侯爵(MarquisdeLouvois 1641-1691年)马上罗列了一张包括35个有关中国问题的清单给柏应理，向他请教答案。其中涵盖的范围甚广,“包括中国的历史、科学、植物、饮料、鸟类、家禽、武器、军队、节日、织物、瓷器、运输、建筑、矿产、妇女、奴隶、法律、刑罚制度、宗教、长城、要塞、国税、气候、地理”和澳门的情况。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地理、法律宗教、军队武器、工艺科学、植物动物等，柏应理一一做了答覆，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法国政府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决心。结果法国于1685年派出白晋、张诚、李明、洪若翰、刘应等一批传教士来华，后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起了重要作用。

柏氏回欧，有一随行沈福宗，沈福宗是一个年轻的中国教徒，他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无不让西人称奇。在路易十四面前他向众人展示圣人孔子的像，用毛笔表演了书法，当时的报道“称赞中国有八万宇，需费时三十年方能熟习，可见中国人记忆力强和想象力之富，并称中国有很多学校和救济院，不见有乞丐。也提到双亲故世后，即埋在平地上，礼节隆重，并须叩头。”沈福宗的出现掀起了所到国对中国知识探求的热潮，虽然有些认识仍不免幼稚甚至错误，但毕竟由陌生向熟悉迈出了一大步，让所到之处的西人对东方有了一点真正的感性认识。

柏应理从1682年至1692年，在欧洲期间，柏应理先后发表多种拉丁文著作，向欧洲介绍中国，增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柏应理不仅著书立说，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而且教授汉语，并将有关资料、知识介绍和传授给一些对研究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专家学者，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帮助，如柏氏教授德国医生曼策尔中文和中国历史，在柏氏的悉心指导下，曼策尔编撰了:Sylloge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 Characteristici(《拉汉小辞典》)及:Kurtze Chinesiche Chronologia Oder Zeit Register alter Chinesicher Rayrer (《中国年表》)，以上二书出版后，大受学者欢迎，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欧洲兴起的中国研究。曼策尔还编有:Clavis Sinica(《汉语初步》)及Lexicon Sinicum(《中国辞汇》)，惜未能出版。

另外，柏应理于一六八六年将卜弥格的:Clavis Medica(《医论》)在欧洲刊布，卜弥格原是医生出身，来华前曾任波兰国王御医，他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于是将王叔和的“脉诀”及一些中医的诊疾方法和二百八十九种药方译成拉丁文。中医是千百年来中国医学文化精髓，《医论》是第一部系统地向欧洲介绍中医的书，可见柏氏对中国医学西传也曾做出过一定贡献。

1692年柏应理启程重返中国，途经印度卧亚(果阿)附近，遇风浪，船体颠簸，重物击中柏应理头部，不幸身亡。

柏应理是一位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不仅亲自往来于中国和欧洲，沟通东西方文化。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将西方宗教和哲学输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诸国。

柏氏著作主要分中文及拉丁文二类，其中文著作刊行于中国，拉丁文著作多版于欧洲。现对其学术活动与著述作一简要介绍。

一、西学东渐

作为传教士，柏应理通过其中文著作向中国人介绍宗教知识，其中以《天主圣教百问答》和《四末真论》影响最大。

《四末真论》是柏应理中文水平最高的一部著作，一六七五年在北京首版发行，至一九二五年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印书馆再版重印，共发行四版。这部书通过对生死、审判、天堂和地狱四方面的论述，宣扬天主教，劝人皈依，故曰《四末真论》。书前有序和引，正文分“死候说”、“审判说”、“天堂说”、“地狱说”及“终末之记”五个章节，前四章每章附圣言十则。全书共三十八页，八千余字。

在《天主圣教百问答》中，柏氏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有关天主教教义、信仰、仪式等一百个问题。书前有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引此问答百端，义蕴宏深，泰西诸儒格物究理，反覆申论时，见于累牍连篇，岂一二语可以阐厥奥旨。然习俗深者，嗜欲匪浅，虽千百言难以启信；而习俗浅者，嗜理必深，虽一二语足以释其疑……”书中包括了基本教理、教徒应常置于心上的要理六端以及天主经、圣母经、信经、申尔福经等。简明扼要，实用性强。这本书对子宣传天主教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必读入门书一问世即受到欢迎，一再付梓印行，自一六七五年至一九三四年共发行七版，在中国天主教书籍中，发行量及印刷次数很少有超过该书的。

二、东学西渐

柏应理从1682年至1692年，在欧洲期间，为传播中国文化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著述甚多，影响颇大。1686年，柏应理在巴黎出版了:Catalogue Patrum Societatis Jesu(《圣教信证》)，这是一部译著结合的著作。《圣教信证》原系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中文传记及译著书目，韩霖、张赓暨合著，刊刻于一六四七年。柏氏根据原书体例，作了增补，译成拉丁文出版。拉丁本所收起自一五八一年、止于一六八一年，凡百年，较中文原著延长了三十五年。这是一部科学性很强的传记集，对后人研究天主教传教史大有裨益。该书介绍了自方济各、沙勿略开始至1681年来华的耶稣会士的姓名、国籍、来华年月、传教地点、卒年、墓地和中文著述等，颇为翔实。它曾附载于南怀仁神甫《清帝国的欧洲天文学》一书之后，并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同时，该书对于修订教史具有重要意义。方豪评价该书是柏应理的“最大贡献之一”。

柏应理的另一部著作《宣教师广东流谪后的布教情形》(Relatio de Statu et qualitate missionis Sinica Post reditum Patrum Cantonensi exilio Subannum，1671)亦是研究天主教传华史的重要文献，尤其是研究中国南方宗教史的珍贵资料，这部著作无单行本，刊登在Acta Sanctorum第十三编中。

《中华帝国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2952B.C――1683A.D.(《中华帝国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于1686年及1687年刻有单行本，1687年附于《中国贤哲孔子》一书后发表。该书分为三表，第一表自纪元前2952年迄纪元初，第二表自纪元元年迄1683年，第三表是三皇世系表，载2457年间皇帝以下88帝世系。柏应理在编纂时着重注意了两个问题。一是他认识到在欧洲人印象中，中国的历史悠长而复杂，因此他们对中国史的起源远比对其后的细节更为有兴趣。于是在读了《史记》等典籍后，柏氏把中国史的开端定为2952B.C.，即伏羲统治时期。他认为此前的神话故事是不足为信的，比如盘古开天辟地、三皇及其兄弟长达4900年的统治等。二是他注意到由于中西历法不同导致中西年代之间的差异。当时的欧洲人对这个遥远国度的历史是一知半解，将信将疑的。柏氏却把中国历史上的大洪水与《圣经》中的大洪水横向联系起来，认为那是一次世界性的大洪水，从而把中西二历连接起来了。尽管这样的结论还存在着漏洞，但毕竟是提高了西人脑中中国史的可信度，为西人理解中国史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如孟德卫(D.E.Mungello)所说，它是“17世纪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重要性即在于“到1687年为止，欧洲人通过卫匡国与柏应理的著作对整个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总体认识”。1693年该年表在维也纳另册出版，1696年德译本于柏林问世，这本年表是当时欧洲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必备工具书。柏应理在出版了《中华帝国年表》之后，还很注意有关中国历史古老性的记述，他在1681年发现并加以收藏的安文思的手稿《中国新述》有关于中国历史纪年的内容。

1687年柏应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实际只有三书，尚缺《孟子》)。它是十七世纪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籍。此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几名欧洲耶稣会士多年工作的结晶，其中出力最大的尚有殷铎泽、郭纳爵、鲁日满和恩理格。殷铎泽和郭纳爵曾于1662年(康熙元年)在江西建昌出版有《中国之智慧》，包括孔子传记及拉丁文的《大学》前五章和《论语》的前五章，共计102页。1667年(康熙六年)殷铎泽又在广州刻印《中庸》，但未完成。过了两年又续刻于果阿，书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内有殷铎泽写的一篇短序，《中庸》的拉丁文译文和孔子传记。此书的编者虽为殷铎泽，但参予者还有柏应理、郭纳爵等11名耶稣会士。殷铎泽后来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回到欧洲，在巴黎又以法文出版了《中国政治道德学》。此书仅是《中庸》的译文，至于《大学》和《论语》的译文尚未介绍到欧洲。柏应理编辑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完成了这一任务。

《许太夫人传略》(Historia nobilis femina Candida Hiu)是柏应理另一部有关中国的重要著作，1688年用拉丁文出版。原书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从许太夫人的出生、出嫁、济贫、宣教，一直写到夫人寿七十三岁而逝为止。以许太夫人生平事迹为主要线索，兼顾中国民情、民俗等其他内容。在书中，柏氏以生动的笔墨着重刻画了夫人的善良和虔诚:“太夫人性仁慈恒喜恤贫，每有所施，不为人知，故于宅后开一便门，使贫妇孤孩随意出入”，又如:“时太夫人年近古稀，每日犹必进室诵经与祭，风雨无阻”。读来令人感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回国后，一般都留有关于中国的著述，然而其书大多是地理、历史方面的，难以使欧洲人对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认识，《许太夫人传略》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当然，柏应理写此书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结语中写道:“余作此篇，并无别意，只是要欧洲女士稍稍认识这位夫人的大功大德，仿效遗范，慨然相助中国传教事务。”此举在欧洲引起广泛关注，女教友们纷纷慷慨解囊，如西班牙的雅凡意洛(亚未洛Areiro)公爵夫人、法国的洛美里尼(Lomelini)夫人、比利时盎凡尔斯的三姐妹等都曾为中国传教事业添砖加瓦。

柏应理对欧洲汉学的发展做了重大贡献，外国学者多有重视。欧洲著名的汉学家T·S巴耶尔在其1730年发表的汉学著作《中文教程》第一卷的序言中，将柏应理评价为欧洲汉学产生过程中第二阶段(1552-1700年)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现代意大利学者利奥纳洛·兰乔蒂认为“当1687年出现《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时，对儒教的颂扬达到了最高峰。”类似的评述又见保罗·贝奥尼奥—布罗基耶里著的《论孔子和基督教》(都灵，1972-1973年版)。

柏应理传播的儒学对启蒙时代的法国和英国的学者发生了直接影响。法国思想家培尔(Bayle 1647-1700年)最早是通过阅读柏应理的著作而洞悉中国的宗教特别是佛教，进而获知中国存在有唯物主义思想与无神论，法国思想家弗雷烈(Freret Nicolas,1688-1749年)在阅读柏应理的著作时，也同培尔一样得出了古代中国人存在无神论的看法，弗雷烈在评述孔子时说孔子的教义涉及到了哲学的四个部分：“伦理、逻辑、政治和雄辩术，但他既不接受玄学，又不接受博物学和神学，所以他本人也讲一名贤士不应该对所有的事感到不安”，因此，其教理主要是伦理性的，风俗学在中国人中是所有科学中“最高和最受器重的一门科学”。因此，他从来既不讲天主，又不讲灵魂的不死性，更不讲彼世。“他鼓励道德是为了道德本身以及它由于自然后果而必然会导致的功利。”

现代美国学者孟德卫(Darid Mangello)在所著的《奇特的国土:耶稣会士的适应性和早期汉学的起源》一书中把柏应理同卫匡国、曾德昭、文安思、白晋一起，推崇为继利玛窦之后，发展欧洲汉学基础的主要人物。

一、中文著作《天主圣教百问答》《四末真论》

《永年占礼单》宗教万年历《圣教铎音》对教义的解释《圣波尔日亚行实》波尔日亚的生平《周岁老人行略》抄本未刊　一年之中每天介绍一位圣人的事迹《圣若瑟祷文》祈祷文《徐光启行略》1678年　抄本末刊　徐光启传

二、拉丁文著作

《Catalogue Patrum Societatis Jesu》(《圣教信证》)《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2952B.C――1683A.D.》(《中华帝国年表》)《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国贤哲孔子》)《Historia nobilis femina Candida Hiu》 (《许太夫人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