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秉正，字端友，1669年12月16日出生于法国Bugey地方一门古老的望族家庭的封地“玛雅城堡”，属Belley主教区，这是五百多年来他家祖传的封地。1686年9月10日抛弃荣华富贵，进了耶稣会里昂的初学院。于1702年启程来到中国传教。1703年6月16日抵达澳门，然后转赴广州，在那里学习汉语和中国习俗。翻译的《中国通史》7卷本于1730年完成，对于欧洲人研究中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法国汉学家戴遂良、高第和勒内·格鲁塞教授等在从事著作和研究的时候，都从这部著作获益匪浅。

1710年冯秉正被派去协助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神父领导的测绘地图的工作，并会同德玛诺神父一起测绘了河南、浙江、福建等地，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冯秉正、德玛诺、雷孝思三人又被派去测绘台湾及其附属各岛的地图。其间亦传播教理，鼓励教民。测绘地图的整个工程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主要工作都由西方传教士担任。最后终于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制成了《皇舆全览图》和各省分图稿共32幅，并被刻印成册。测绘工作完毕后，冯秉正等人回京师复命，康熙皇帝深器其材，命留居京师，派内廷行走。此间他学习满语，进步很快。在这漫长的四年测绘期间(1710-1714)，他因未能专心致志于传教事业，而深以为憾。

冯秉正先后为康、雍、乾三位皇帝效劳。康熙皇帝欲使满语 传世久远，曾命人将中国正史译为满文。由于冯秉正精通满、汉语言，又熟悉中国古籍暨其风习、宗教、历史，尤其善于考据，故康熙皇帝命令冯秉正将同一史书再译为法文。冯秉正以《通鉴纲目》一书为主，再博采其他史书以补充，对明清两代的事迹，尤为详细。此书编撰历时6年，他所翻译的《中国通史》7卷本终于于1730年完成。冯秉正1737年将书稿寄回法国，弗莱雷曾计划出版它，但未及实现就去世。此后，尽管学术界一直对它感兴趣并等待它的问世，这部书稿却在里昂学院图书馆沉睡了30年。后因法国耶稣会遭压制，学院当局将手稿交给格鲁贤(Abbé Jean Baptiste Grosier)希望他能寻机出版。格鲁贤终于不负所托，于1777—1783年间在巴黎将此书分12卷付梓，并附地图和说明图。同年又有人将此书翻译成意大利文。这一巨著奠定了冯秉正作为“法国汉学家奠基者”的历史地位。冯秉正的这部《中国通史》著作，对于欧洲人研究中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法国汉学家戴遂良、高第和勒内·格鲁塞教授等在从事著作和研究的时候，都从这部著作获益匪浅。 冯秉正神父不但擅长用汉文写作，还能流利地说汉语。冯秉正神父最善于处理和解决教区棘手事务，他利用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使教难的趋势得到局部遏止或缓和。

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驾崩，其四子雍正很快即位了。雍正皇帝不像他的父亲，他和宫廷耶稣会士没什么往来。事实上，他讨厌所有传教士，认为他们对于维持和平和秩序而言是潜在的危险，并把他们和白莲教的成员归为同类。1723年6月，一个基督教文人叛教以后，联合了他的一些朋友向本地长官写了一封信，其中对传教士的行为进行了非难：他们有许多教堂遍布各处以蛊惑百姓，视男女为平等并诱 劝年轻女子成为修女。这封信引起了江西省总督和省长的注意，他们下令所有传教士离开本省，移至澳门。他们向皇上禀报了此事，1724年1月11日，雍正皇帝认可了他们的决定，并将其推行全国。宫廷耶稣会士白晋、巴多明、雷孝思和冯秉正等人通过一个同情他们的皇帝的兄弟进行活动，试图劝说皇帝收回成命，或至少允许传教士们在广州居留，在那里他们能够和欧洲保持联系。最后，约1724年7月，皇帝在这后一点上让步了，命令广州的地方官准许传教士逗留此地，“只要他们不制造麻烦”。但是，一到了广州之后，传教士们就重新开展了他们的工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结果1732年8月18日，朝廷下令限他们三天之内迁到澳门。无论在北京或其它地区的神父们，虽身处层出不穷和日益加剧的折磨和忧患之中，但都满怀希望，等待着有朝一日在天主台前欢聚一堂。1748年（乾隆十三年）2月间，冯秉正神父心力交瘁，卧病不起，于6月28日，神父安然逝世，享年80岁，皇上赐予帑银200两，遗体安葬在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冯秉正与宋君荣于1723年10月获悉傅圣泽想刊行一份以威烈王开元的中国历史年表，二人立刻着手反驳。宋君荣注重天文数据，冯秉正则从事对记载这次日食情节的古文献进行考证，想通过文献考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冯秉正对中国编年的看法主要体现了他的《中国通史》以及与弗莱雷的通信中。《中国通史》中的纪年依据《通鉴纲目》，推出伏羲开始执政的时间应为公元前3332年，黄帝执政的时间则为公元前2698年，尧帝执政开始于公元前2357年。冯秉正在《中国通史》序言中介绍了孔子对中国古史的叙述，称孔夫子将中国历史追溯到伏羲，讲述了人们以结绳代替文字记事之前时代的情况，甚至还讲到中国尚处于极端蒙昧中的时代。冯秉正从孔子的记述中得出，可以将中国第一批聚落的建立追溯得非常远古。

冯秉正因弗莱雷对中国天文、若干传教士及中国史家的判断、《竹书纪年》、大尧治洪水、秦始皇焚书以后之经书等问题产生疑问，故著书以答。冯秉正这些书简的主旨是确信中国纪年之远古与可信，他提出中国编年史的纪年必然要追溯到伏羲，因此中国的纪年与犹太人纪年的整个体系对立，与希伯莱文献的纪年绝对不相吻合。甚至也难于同《七十子译本》的纪年协调。由此冯秉正强调，必须以批判的思想和服从坚实可靠佐证的倾向来研究这些中国纪年及其基础。《中国通史》的优缺点可用费赖之的话概括：“是编虽不无缺漏讹误，尚不失为今日中国史最完备之本”，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撰于1868—1888年间，但冯秉正著作的影响力此后还在延续，直到20世纪初仍为关于中国历史的各种叙述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之所以视《中国通史》为另一种风格的耶稣会士作品，关键原因在于此书不再执著于遵从耶稣会士的需要对中国历史进行支离和重组，多少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而向西方人呈现了一段较完整的儒家眼里的中国历史，此书的主体部分差不多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翻译，而《通鉴纲目》是朱熹对《资治通鉴》施以理学化解释的努力。选取理学家的作品为蓝本，也意味着早期耶稣会士小心恪守的反理学、从古儒的方针此时已失去约束力。至于这样一部历史摆在18世纪末期的欧洲人面前会产生什么反应，这是后话。同时应该指出，耶稣会士从拼凑中国形象转为根据中国的文本来叙述中国，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就一定能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得出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