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三畏（1812—1884），美国纽约州人，语言家、汉学家，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1812年9月22日，卫三畏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一个基督教世家。

1832年7月他被美部会（美国对外传教机构）正式任命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

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国，并于10月抵达广州。　

1855年任美国驻华专员署（广州）秘书。

1856到1876年二十年间曾七次代理驻华公使职务。

1860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北京）临时代办。

1876年退休。

1877年回美国，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

1884年2月16日，卫三畏在自己家中病故。

1812年9月22日，卫三畏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一个基督教世家，父母都是当地长老会的成员，是虔诚的新教徒。他曾就读于仁塞勒(Rensselaer)工业学院，学习出版印刷技术。1832年7月他被美部会（美国对外传教机构）正式任命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国，并于10月抵达广州。　

卫三畏来到中国之后，一面工作，一面努力学习汉语，在这方面，他深受马礼逊的影响，在帮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的过程中，努力学习中文和日文，希望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的中文水平进步很快。十年之后的1843年，他在《中国丛报》第2卷第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度量衡》和《论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两篇文章，标志着他在汉学研究上的正式开始。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地志》一书，也曾大部分发表在《中国丛报》上。当时，他还创建了著名的“布鲁因印刷所”（The Bruin Press）。卫三畏凭着自己的勤勉努力，终于打开了在华事业发展的局面。

1858年6月18日，中国和美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卫三畏时任美国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在谈判时，他主张把传教宽容的内容加进去。这是一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此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就完全合法化了。在此以前的康熙年间，由于中国的天主教各派发生“礼仪之争”以及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康熙皇帝曾于1720年颁布命令，禁止传教，后来雍正皇帝规定了更加严格的禁令。

1874年，卫三畏陪同美国驻华公使艾弗里到北京，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向同治皇帝递交国书。两年以后的1876年，他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辞去外交上的职位，回到美国，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1877年，他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也是美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

1884年2月16日，卫三畏在自己家中病故。

一、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

1833年，卫三畏到达广州后，先后学习中文和葡萄牙文，在欧美商人的资助下为美国公理会创办了海外第一个印刷所。当时在广州的传教士只有马礼逊、裨治文俩人，卫三畏参与了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大量文章，向海外介绍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和文化习俗，还协助裨治文编著《广州方言撮要》，这些工作为他后来系统研究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47年，裨治文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后，《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卫三畏负责。费正清曾称他是“一个天才的业余历史学家”，并把这一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称为“著名的业余活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中国丛报》在后期人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版发行同卫三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卫三畏长期生活在中国，他的经历使他对中国问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曾先后出版过十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文字等诸多领域，如《简易汉语课程》(Easy Lessons in China，1842)、《官方方言中的英汉用词》(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中国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国商业指南》(A Chinese Cornmercial Guide，1844)、《英华分韵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汉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等。这些书籍一度成为外国来华传教士和商人的必读之书。回国后，他在耶鲁大学任汉文教授，经常举办关于中国问题讲座，并著有《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中国历史》等，这些活动为他构思完成一生最具影响的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n，1848）提供了条件。

二、代表作《中国总论》

最能反映卫三畏在汉学领域成就的是其巨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国总论》是建立在卫三畏此前大量有关中国研究的论文基础上，并将他回国以后发表的许多演讲学理化以后形成的。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介绍中国的书，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以及德庇时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等。卫三畏这部书出版之后，正是后来居上，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全面超过了此前的同类著作。

《中国总论》是当时美国研究中国最早最具权威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总论》是美国第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该书分上下两卷，凡23章，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地理、教育、艺术以及宗教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

卫三畏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儒家思想的许多精华，如中国人伦理道德观，人格品性等都是可以乐以称道的。他在《中国总论》中首次“将孔子的儒家学说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 ，Vo1 Ⅱ，1882）。他认为中国需要基督教教义并不意味要摧毁中国传统文明，而是要进一步完善它，使它更具有价值。他对中国儒家文化具有“信义”的价值内涵极为推崇，称“世界上很少国家能与中国相比”（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Vo1.Ⅱ，1882）。他指出，中国的社会构成，关键在于确立一种恰当的关系，使人们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使得教化成而天下治。儒家的哲学向内用功，也就是通过认识自己，进而认识和掌握整个世界，儒家的哲学又是一种实践哲学，注重在实际生活中的认知，注重实践层面的操作，而不把重点放在纯理性的思辨上。

卫三畏确实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因而对儒家经典不吝赞美之辞。不过，他的这些研究和论说，除了反映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之外，也还有另外的动机。尽管他指出了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不少长处，但仍然认为中华民族需要拯救。《中国总论》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就是：“中国人不仅需要标志西方文明的技术，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教义”（J.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9，NO.3）。他站在传教士立场上的西方文化本体论，希望建构出“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模式。“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是1830年代以后，由于以耶代孔的方针受到阻碍，西方传教士所着力提倡的一种在中国的文化策略。

卫三畏在研究中华历史文明时，试图为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找到适当的位置。所以他对中西文化冲突的论述多半采取折衷的方法。他强调宗教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作用，认为“基督教文化也是中国近代文明的重要动力”，“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就像早期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一样，都是来自外来文化”（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 ，Vo1 Ⅱ，1882）。

对于19世纪中国开始的近代化运动，卫三畏的看法与其他外国人相比具有独到之处。他指出，中国的发展变化是以一种相当保守的形式出现的，按照中华文化特点，在中国进行政治、社会、宗教体制全面改革时，保守的做法有利于保持中国的统一和经济发展。他指出，中国上层社会更加注重物质，而不是精神，所以对基督教文化不容易产生狂热，吸收基督教思想只能在不削弱、瓦解、摧毁政权统治的基础上去改革、教化和吸收。

《中国总论》对19世纪50年代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有较为深刻的研究，卫三畏认为，“当时中国很多人狂热地支持这一场政治革命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口号是片面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下层民众，而不在于政府，改变统治者仅仅是改朝换代。”（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Vo1.Ⅱ，1882）。卫三畏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天命思想，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基督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扎根，那么政府权力性质自然会改变”（Edward D.Graham，Amercion Ideas of a Special Relation with China，1784—1900）。

从当时历史文化的背景来看，《中国总论》中有些观点还是比较公正的。如关于中英鸦片战争，卫三畏指出，“英国对中国的远征，与其说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倒不如说是从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Vo1.Ⅱ，New York，1882）。

卫三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有其片面性，如对于中国的神话，卫三畏认为，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神话中的这类创世活动都是“粗糙而古怪的”，因为这个故事不像希腊神话和埃及传说那样，形象令人赏心悦目，具有个性化。因而他认为，中国神话缺少趣味。

卫三畏《中国总论》在美国的出版发行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大多数纽约出版商都谢绝出版《中国总论》，认为这是项冒险事业，表明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影响远远不及欧洲经典汉学研究。卫三畏所以能使这部历史性著作出版，同当时他在广州的活动分不开，因为《中国总论》是在一家广州美国商行的资助下才得以出版的。卫三畏急于要出版而且后来又修订《中国总论》，目的就是要消除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不理解。

在1847年《中国总论》初版发行以前，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英国汉学家，他们的许多著作在美国翻印发行，为美国人了解中国提供间接的渠道。比起欧洲来，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发展也比较快，而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即跃居国际汉学研究的前列。在这一过程中，卫三畏的影响不容低估。卫三畏关于中国的论述涉及面甚宽，关于某些中国特定文化术语的翻译，对某些中国文化观念的探讨，对某些中国思想家的评价以及他的某些看法以其锐利的锋芒，引起了积极的响应。他的《中国总论》，不仅堪称“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 (费正清：《70年代的任务：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陶文钊编选的《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而且“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模板”(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29）。马森说得更为具体：“也许有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卫三畏（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1848），它在西方广为传阅并受到好评”（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如果说，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是由英美在华商人资助创办的，所以办报的特色既有欧洲汉学研究中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研究的特点，又有注意考察中国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一面，那么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则被认为是体现美国汉学一开始就与美国专业化的历史研究有着重要区别的典型，它体现了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另外两个特点：第一，把汉学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这一特点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受到特别的关注；第二，早期美国汉学还不得不受到欧洲学院派和学者型的汉学影响，这一影响在《中国总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说明一方面由于美国汉学没有英、法、德等国那样悠远的历史根底，另一方面更在于这是使汉学成为专业化学科的必经阶段。

1876年，在卫三畏的主持下，耶鲁大学首先开设中文课程，建立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此后美国的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效法，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开始收藏研究汉学的图书资料。此外一些汉学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如：美国现代语言学会(1883)，美国历史学会(1884)，美国亚洲协会(1898)等，这些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使之走上职业化、专业化的轨道。

《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n，1848年初版，1883年修订再版，两卷）《简易汉语教程》(Easy Lessons in China，1842)《官方方言中的英汉用词》(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 1844) 《中国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国商业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44)《英华分韵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汉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中国历史》（1897）